二 陶渊明农家思想的体现与特征

《汉书·艺文志》载，农家凡九家，一百一十四篇：《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据班固自注，均出于六国时，并言“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王氏》六篇，均“不知何世”。其余《董安国》十六篇，《氾胜之》十八篇，《蔡癸》一篇，均出于汉代，后两种出于成帝与宣帝。农家著作早已失传，未见孑余。目前见到的农家言论，文献亦未有直接记载。只有《孟子·滕文公上》转述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孟子曾和许行的弟子陈相交谈辩论过。陈相宣扬其师观点有三：一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二是反对“厉民而以自养”的剥削制度，三是贸易公平，“市价不贰，国中无伪”。今天所能见到的农家之言，唯此而已。据此吉光片羽，可知农家对于社会政治制度，提倡君臣与百姓平等，应当“并耕而食”，反对任何等级差异；反对君王损民以自养，反对任何剥削制度；在农产品交易上，应当买卖公平，物价合理，反对欺骗。据此，可知农家从小农经济利益出发，对社会制度，对于农产品的分配与交易，都有极新的道德观念与理想制度。据孟子的转述，可知其大略要义。由于农家反对君主特权，反对不劳而获，所以遭到主张社会应有分工的孟子的反对。《汉书·艺文志》指出，农家“播百谷，劝农桑，以足民食”，符合孔子的“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但“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与儒家君臣有别的等级秩序相抵触。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在社会分工上，君民平等，与《墨子》的“尚同”有相近之处，所以治哲学史者有人认为农家出于墨家。到汉代农家还有发展，以后传闻缺焉。

农家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躬身力行，就是人人都要亲自参加耕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农家著作失传最为严重。陶渊明的农家思想是从他后半生的长期田园生活中掘发的，其精神当然与先秦农家要义是相通的。这在玄学盛行的东晋门阀社会，的确是个奇迹。这和他的田园诗在当时一枝独秀，如出一辙。

陶渊明的农家思想，逐渐形成于归隐以后，和他的田园诗与咏怀诗同步构铸，主要体现在农夫观念与农夫哲学上。他的农夫观念，在未归隐前则稍露端倪。按学界流行的享年63岁的传统说法，作于38岁的《和郭主簿》其一是他最早的一首田园诗。其中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如果说前两句是对隐士生活的叙写，那后四句就是标准的“田家语”了。园子的蔬菜吃不完，去年的粮食还有剩余，语气欣然自得，俨然是一种农夫的自足与喜悦。特别是后两句，完全是农夫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和观念在归隐以后的诗中反复出现，成为他的田园诗主旋律之一：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其十）

自食其力，自足为乐的人生准则，反复不断地宣扬，虽然用了《庄子·逍遥游》“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也不过来说明不求其余而无过多奢望的人生观念。这些诗一曰“过足非所钦”，再曰“过此奚所须”，又曰“岂期过满腹”，还曰“少许便有余”，多用否定句或反诘句，显明表达知足而乐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来自对自食其力生活的体认，它属于“农夫意识”与“农夫观念”，也是“农夫哲学”的重要内容。

他的农夫哲学和他长期参与农耕的实际劳动分不开，这主要体现在对力耕的认同与赞扬。东晋前期是门阀社会士族垄断政权的时代，陶渊明退隐以后，门阀士族陷入虚弱，丧失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力量。“刘裕驱逐了桓玄，使桓玄的起落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昔日决断机枢的门阀士族，一般都无所作为，从王谧奉玺册于桓玄开始以至南朝之末，在改朝换代之际总是随例变迁，无复秦楚。与之相应，东晋统治由次等士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次等士族收拾残局，代晋建宗，格于各种原因，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还需要相当准备，还得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东晋最黑暗的末代时期，皇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刀俎之间，社会上层杀机丛生，沉闷的局面酝酿权力角逐的巨变。陶渊明归隐后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的最激烈时期。此前不久他做过桓玄、刘裕的参军，有着切肤刺心的感受，看惯了乱与篡，目睹时局就像“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滋生归隐之想：“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这是在做桓玄参军时所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雨于规林》其二中说的。同时又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隅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陶渊明在做江州祭酒时并未有归隐的言论，而当跻身于当时东晋政治风云人物巨头桓玄身边时，他似乎预感到政变的酝酿，门阀士族的难以依赖，这也或许是他后来“时来苟冥会”转身投入次等士族刘裕幕下的原因。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刘裕消灭桓玄以后野心更大，手段更残酷，陶渊明当时耳闻目睹，所以后来便做了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及彭泽令，两任时间都极短。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所说的“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隐的话说得较前更为迫切。所以，他的归隐是对走入“迷途”的扭转，是对“昨非”的纠正，显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即对官场的决裂，以乡居的精神家园为真淳干净的世界，以对抗“大伪斯兴”的官场世界。

回乡隐居对陶渊明来说，必须勇敢地扛起锄头，“耕而后食”。对此，他在做桓玄参军居忧时，就做好了准备：“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陶渊明的“志长勤”，就是归隐躬耕。然而孔子认为耕作必然会遇到饿馁与贫穷，君子如果要不谋食不忧贫，就不能自己去耕作，而应当寻求“禄”——求仕。陶渊明以为儒道可望而不可即，邈远得难以达到，当然这是客气话。他要投入“长勤”之道，也就是先秦农家所要求的“并耕而食”，对儒道两家的扬弃，在这里表现得至为分明。这种“长勤”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他做好贫穷与饿馁的思想准备。作于同年的《劝农》，又从农、儒互补的思想出发，说上古哲人后稷就是以“播殖”使百姓丰衣足食，而且儒家尊为至高先王，“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并且拿出儒家《尚书·洪范》中的“八政”，首二端即“食”与“货”。又谓《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的冀缺，《论语》中的长沮、桀溺，“犹勤陇亩”，贤达如此，至于众庶，又岂能“曳裾拱手”呢！他明确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口号。儒家经典与偶像于此成了宣扬农家思想的依据。这种思想在东晋虚誉为荣的社会，确为罕见。

陶渊明辞掉彭泽令后，操起躬耕“常业”，自然免不了“馁在其中”，他以“长勤”对付艰苦的处境。在归隐后的第五年写了一首“勤勉歌”——《庚戌岁五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篇即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这既不同于儒家，亦与道家有别。自力经营衣食，这正是农家之道的基本思想。他说自己在农忙时“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何谓“微勤”，注者所谓“微小劳力”或“轻微劳动”，这似乎仅顾及字面，而未细审下文“田家苦”、“四体疲”语。其义似当为廉价的劳作，而且是收入菲薄的劳作，还要“肆”，尽力地去干。由此引发“田家岂不苦”的无奈的反思，得出的结论却是“弗获辞此难”，意谓若不肆力于田家苦，那就会“弗获”，而“弗获”而食，就和人生“衣食固其端”之道相悖，亦即与农家“并耕而食”矛盾，这对归田以后农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的陶渊明来说，就异乎其常的“辞此难”了！何况“四体诚乃疲”的田家苦，尚有“庶无异患干”的安全感。何况田家除了“苦”的一面，还有“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之类“乐”的一面。所以，最后以何苦不乐而为之心情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萧统谓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把农忙时重体力劳动后洗去两手的泥土当做一种诗材，把茅檐下短暂的休息当做一种快乐，这在浮华相尚、望空为高的门阀社会，确实要有“不以躬耕为耻”的勇气。其实，陶渊明不仅不以为耻，而且反以为乐。这种苦乐观、荣耻观，既不符合儒道兼宗的东晋社会思潮，也与儒道两家都不相近。前人似乎已发现这一倾向，清人方宗诚《陶诗真诠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儒家重视农业，但不主张君子士人自己去耕作，耕作乃小人之事。陶之对躬耕的苦乐荣耻观念来自力耕思想，“《移居》诗曰：‘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云‘贫居依稼穑’，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异于儒道者亦在此。支撑力耕思想，既然非道非儒，那就非先秦农家学派思想莫属了。

反映陶渊明思想另一重要的作品，是《桃花源记并诗》。他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理想的社会制度，都在“纯朴优美的桃源境界，放射出理想的光辉，引起了无数后人的遐想”，而且无论是诗人的“遐想”，还是学人的考索，意见纷纭。这就像个奇异的万花筒，各人都会看出不同的景观。想象丰富的唐代诗人，把它当做美丽的“仙源”、“仙家”。王维《桃源行》说：“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刘禹锡同题诗也说：“仙家一出寻无纵，至今水流山重重。”执著的韩愈在《桃源图》开首就否定了“仙境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何荒唐。”末又言：“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以学问为诗的宋人，分为纪实与寓意两派。前者以苏轼为代表，以为“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陶《记》所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又说：“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思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寓意派以洪迈为著：“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下至元明清三代，大略未越出以上两端。

早在1930年代，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征》主“纪实”之说，认为“西晋末年戎狄盗贼乱起……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陶《记》纪实部分来自义熙十三年随刘裕北伐入关时“戴延之所闻见之材料而做成”，其“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之入衡山采药故事”，所以“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五陵”，另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陈先生考证史料甚多，然移北方坞堡来证明南方之桃源，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故信从者无多。

对于桃源境界的思想渊源，时下谓陶为道家者，认为陶《记》取材于“遇仙”记一类的故事；以陶有佛教思想者，认为陶之记与诗配合，即文与诗配合，与佛家经典诗文交并相近。但比较流行的看法却是：

桃源境界所体现的社会理想，与《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吸收了魏晋思想家如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尽管桃源境界的创造有汉晋间人民进入深山以避世害的事实为依据，但从社会思想的渊源来探讨，则完全是中国故有的。以上看法，已为学界所公认。

我们赞同陶《记》既是寓意之文，亦是纪实之文。这正是陈寅恪那篇大文开头的两句话。不过，所谓“纪实”部分，不仅指刘之入山采药的传闻，还应包括记文的主体部分——桃源人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

《记》中所描写的地理环境：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以下便是“土地平旷”桃源人生活的原野。我们知道北方的山多是高峻而连绵不绝的群山，水源较少。南方山多为岭状，且多孤立冒出，一山所占面不大，周围多水与旷野。南派山水画，如巨然的《潇湘图》、倪云林一河两岸的山水图，均属此类。陶《记》的地理风光，毋庸多言，显属江南山水，与北方地理特征无涉。进而言之，陶渊明家居庐山脚下，濒临江边，足未至北方一步，活动范围仅在沿江的金陵至江陵一带，而对浔阳至为熟悉，加上一点想象，便是笔下描写如此景象，既是伊甸园般的，又和现实那样接近。

至于桃源人生活环境和状态，《记》中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其《诗》有：“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这些描写大多可在他的田园诗中找到。《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此即《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类。同题其二的“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与《记》之“桑竹之属”与《诗》之“桑竹垂余阴”之类，景致无二，仅有室之内外之别。同题其三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以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的“寒竹被荒蹊”，此即《诗》之“菽稷随时艺”、“荒路暧交通”之类；《劝农》的“桑妇宵行，农夫野宿”，以及《庚戌岁五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即《诗》之“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之类。总而言之，《桃花源记并诗》的地理位置、生活环境、景物风光、生活状态，大多与陶渊明诗中所写的所居田园风光与生活一般无二。可以说，陶之田园诗景物描写，选择了南方农村美好的一面，而《桃花源记》亦复相同，正是来自陶渊明的生活现实。此方谓“纪实”。

“寓意”的一面，所写并不多，却最为人看中。《诗》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两句当为互文，意谓春蚕秋粮均无王税，这是陶渊明最为理想的憧憬，亦最为引今人注目。陶诗多写一己之出处，唯此涉及全社会农民的安居乐业。不交皇粮，是数千年农民的最高向往。李自成起义，其所以得到农民的热烈支持，就出于对“闯王来了不纳粮”的企盼。鲁迅《风波》写到“皇帝坐了龙庭”，精明的七斤嫂回过神的第一反应——“皇帝要大赦了”——当然包括对免皇粮的希冀。即使今日，国家决定免收农业税，引起农民的欢腾，亦非城市居民所能想见。老子哲学，固然是弱者以退为进的高智，但并未言及农夫如何高智能地安居。所谓“小国寡民”，亦未涉及“王税”问题。“小国”再小，总要有个侯王，有侯王就必然免不了“王税”，所以此实在与老子思想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关于“靡王税”的问题，我们只能在农家思想中找到答案。农家要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既然“贤者（包括侯王在内）”自食其力，那么“王税”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农家许相与陈行指责滕文公：“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以自养也。恶得贤！”“仓廪府库”正是“王税”屯集的明证，是厉民损民的结果。由此看来，农家是反对剥削，反对王税的，滕国可谓“小国寡民”，然而任是小国寡民处，也应无计避“王税”！所以桃源境界的最高理想的思想渊源，我们认为只能是农家了。

至于《诗》之“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当然是个重要暗示，用历法借指王朝的年号，“无纪历”也就是不要君王，亦即王安石《桃源行》所说的“虽有父子无君臣”。儒家《礼记·礼运篇》也曾向往原始社会，道家尤为甚之。桃源人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显得与道家的思想更为接近了。

然而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话，就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曹魏是以斫杀威逼篡取的，开了“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的恶例，陶渊明当然要反对。西晋奢侈无度，扩展到内部诛除以致大乱亡国，陶渊明自不会入眼的。对于偏居江左的东晋，他年轻时正赶上淝水大捷，后来便反复多次地投仕，并非未抱一点希望。东晋多幼主，与之分权共治的门阀士族，以桓玄灭亡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次等贵族的崛起，经过一段酝酿，终于以宋代晋。陶渊明关注过这场巨变，对新朝刘宋，他绝没有什么好感；对于疲软而又无能的东晋，他也没有多少热望，只能持之“无论”了。现实使他彻底失望，他只能以自己的理想构筑桃源社会，这里“靡王税”，“无纪历”，“无论魏晋”，直面所对的刘宋，当然也在“无论”之列。桃源里的人“相命肆农耕”，人人都在参加劳动，这是农家最为重要的基本主张；“靡王税”，亦是对农家反对的“厉民以自养”的主张的向往。这两点是桃花境界的核心思想。由此可见，农家思想在陶渊明晚年思想的重要位置。

总之，陶渊明中年弃官归隐以后，面对饥饿、灾害、贫穷，甚至于乞食，要生存就必须从事日复一日的耕作“常业”，他苦闷过，彷徨过，痛苦过，但他从未放弃手中的锄头，安心自得地过着“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日子，按照农夫般的生活方式，走完了他的后半生。其中赖以支撑的精神，不是道家，更不是儒家，而应该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农家思想。这从他的农夫意识与农夫哲学，以及对社会的理想设计，都可以明显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