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叙
陶诗无多，而从古迄今研陶者络绎不绝，甚至摩肩接踵，可谓夥矣！似乎不容置喙，且在显学中凑热闹，也是出力不见好的。然而陶诗和他本人却都充满了矛盾，凝成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公案、疑案、错案，犹如一片平静的沼泽，诱惑人涉足，探测究竟。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陶由先前论者的悠然静穆，逐渐演化为休闲，甚至平静得连一点火气也无！然而静思起来，这在文学史、批评史上实属罕见，只要看看有关陶之年谱，就可列一张长长的书目，仅此一端，即可知陶之“磁场引力”的大小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有不同于此前的学术。经济大潮不断涌动，烫得原本像陶一样平静的学人，也有些“发烧”。学术观念悄变潜更，在所难免，朱熹从陶诗的“自然平淡”还看出“豪放”，鲁迅先生“金刚怒目”之说，未必不与当时大环境大气候相关。这些现象本身体现了学术史的一种规律。陶诗耐读，经得起看。然不同时代与不同年龄读者的感受或结论，差异往往有云泥霄汉之别，古今反复呈现过这种规律。陶渊明似乎带有极强大的“可塑性”，虽然“平淡”的经典结论常常浮动于受众面最广的“文学史”一类教科书里。此即《陶诗批评史的规律与矛盾》所由作，亦是笔者劳作本书的缘由之一。
有了以上的思考，笔者便开始进入陶诗，也经历由平淡到不仅仅只是平淡的过程，摒弃非学术理性的各种因素，以平常学人求真的理念，读陶思陶。陶之五官三休的宦海沉浮，实仅三四年。他是回乡隐士，和那些选择风景奥区的肥遁者不同，他是“贫隐”。倘若卒年如史书所言的63岁，那么他至少在农村辛苦了有四十多年。陶诗写了种豆刈稻，锄草树桑，还有没写的“灌畦鬻蔬”，“织絇纬萧”——织草鞋、编席子，还要挑担叫卖农副产品，“以充粮粒之费”（颜延之语）。像他这样的“所业在桑田”的躬耕，当然要肆力微勤，四体疲累，所言自然是“桑麻长”和“霜霰至”，处境必然“寒馁常糟糠”。虽然农闲有“弄书琴”的雅兴，然亦有“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的愤懑！饱尝过“田家苦”，虽也写过“田家乐”，但往往与官场相对峙。比如千古以来所称赏的采菊东篱，实在是因“而无车马喧”所言。他的人生之道，是用锄头开凿出来的。我们看“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虽然多少还有点庄子的色彩，而“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则并非儒道所能全然涵盖！甚或有些“小农经济思想”，不！更准确地说，入乎“并耕而食”的先秦农家思想，可以说是“大农思想”，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长期身处农村，但毕竟和一般农夫不同，他能用“田家语”作诗，摅发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还总是关注着时局。
至于陶之归隐，就像他的诗一样，看似平淡自然，实际并非如此单纯，更多的是“士之不遇”的无奈。其时正当东晋门阀制度解体，政在刘裕，祭则晋室。桓玄亟篡而败死，消灭桓玄的刘裕自当洞悉其中消长。同属易代之际的朱鹤龄就说过：猜忌之刘裕，“不难以司马天子为几上肉”。故而感慨：“论隐逸者，不难于承平之时，而难于易姓之代。”陶说他的入仕“似为饥所驱”，归田为了骏奔妹丧，无不皮里阳秋，而自有若许苦衷，为此详细讨论他对东晋的政治态度包括辞官的原因与人格范型的意义，就需先行之思考。
人们常说，陶之田园诗“平淡自然”，所谓“金刚怒目”仅见于《杂诗》、咏史之类，似为不刊。连带创作论的“自娱说”日占上风。然一旦与“辞意夷泰”、“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相较，陶之田园诗就淡而味浓，何况陶诗出现在玄言诗烟消云散之后，世事愈已“世极迍邅”。故笔者对“平淡说”予以反思，而以“示志说”为创作论的主体。
细读陶诗，偶然发现陶诗的“奇”字用得别开生面，很为生色，恍然大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被我们看得麻木了！急检陶集凡见16次，高出常用的“大化”与“化迁”的总数。然结合“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以及“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显然昭示审美特征的趋向。通观陶诗的选材，诗法的个性特征，于是掘发出“尚奇”的追求，这与陶诗风格的外淡内奇，创作论的“示志说”以及独特的幽默与浪漫，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陶诗没有一句涉及爱情，然而《闲情赋》却热得烫手！他是有思想而爱讲大道理的人，而且外和内刚，虽然时或幽默，甚至有些浪漫，然亦时或想象得如此霏霏。知其世而论其人，笔者以为是“示志”之作。他是官场过来人，每一思及，便黯然大悔大悲，《归去来兮辞》的懊悔彻悟就透出其中的消息。故出之以此，而为晚年回思五官三休的忏悔录。《五柳先生传》被谓为“少年实录”，然年少人向无自传，自传似为老者的“专利”，证之古今，罕有例外。且视为“少作”，则与后之五次入仕滋生不可弥除的矛盾。无论所写处境与人生趋向以及文风语气，似为“老作”且应具自撰“墓志铭”作用，或许原本就和《挽歌诗》《自祭文》配套的，或者说既有后二者的临终之作，怎么能缺少自传性的墓志铭？
如果说陶渊明思想纯然是儒道融合，那他的《桃花源诗》就不会有“秋熟靡王税”的说法。《老子》的“小国寡民”也要收“王税”的，陶当然要修正。诗末还有“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老庄于此就不一定是他的“吾契”了。倘若从创作《桃花源记》的方法论讲，却是和老庄决然相反的屈辞了。无论身世与人格价值以及审美追求等，屈陶是两种不同的范型，然都长于想象，热衷浪漫。而在士不遇与性格之耿介高洁，不能说没有迹近处。比兴运用，意象选择，想象开拓，人物虚拟等，陶作对屈辞继承都斑斑可见，故有合论之剖析。
陶之一些组诗向来为人们所看重，然拢起合观者，罕乏所论。组诗篇数竟然超过陶诗总数的一半还要多，且都作于人生大关节时，又多是精品。这在盛唐以前确属奇迹！对此“新工程”，无论宏观与微观，都要花气力，深入思索。舍力用思，作了近三万字，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
昭示东晋时代审美的风格，非“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而是中国书法的高峰——“晋字”。欧阳修《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有云：“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东晋书法的潇散静逸，标志魏晋风度的审美个性，这是书法的日常化。陶诗正是“将自己日常生活体验化入诗里”（朱自清语），或者如上世纪中叶的萧望卿《陶渊明批评》所说的“用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是更广泛的将日常生活诗化”。晋书与陶诗滋生于东晋时代的同一土壤，时代审美的特征，必然赋予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共性。犹如盛唐有李白的浪漫，就必然有张旭的狂放；诗之海涵地负如杜甫，书之雄伟博大如颜真卿。诗与书异形而同品，本此学理，笔者便把陶诗与大王的《兰亭序》作了甚为细致的探索性分析，其间的共性何在，又如何体现了东晋的时代审美特征，意在打通不同学科的“对话”，开出一条新道。慎微以论其通，但求其真，不虑其余。
陶诗好议论，议论必使诗语生发新变，虽然论者有所注意，然深切著明尚须以待。从结构、句式、虚词使用的种类和频率之多看，陶诗均呈散文化特色。杜甫之所以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两宋为什么同把陶与杜视为共同的偶像，亦与此相关。
朱自清先生为萧望卿《陶渊明批评》所作《序》曾说：“陶诗显然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虽然抄袭老庄，落了套头，但用的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因为只有‘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能比较的尽意而入玄；骈俪的词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当的。……《世说新语》那部名著便是这种语言的纪录。这样看，陶渊明用这种语言来作诗，也就不是奇迹了。”这里确实抓住东晋书面语言的共性。然同样是诗，玄言诗讲的是老庄的套头，是日常清谈的韵语。陶要耕作，写田园劳作的酸辣苦甜，必然要用“质直”的“田家语”，《世说新语》主要是名士们日常“作达”的聪明语。它们都是日常“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但性质与风格迥别。东坡说过，陶诗缓散，然亦有奇趣。被他讥讽过的萧统，似乎更高明些，以“词采精拔”、“跌荡昭章”论陶。对于陶诗“田家语”，在萧统身后的北朝阳休之看来：“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陶诗把习见词用得极为起色，如“结庐在人境”的“结”，见出家境并非充裕，盖几间简易的草庐，还要费大劲儿。而“严霜结野草”，“结”字视觉的“厚”与感觉的“冷”都露出来。散文频见的“而”于陶诗颇见个性：“而无车马喧”的“而”又是多么的气象峥嵘！平和的陶渊明还有如此横眉冷目的一面！陶诗之所以耐看，除了内容的淳厚，还有措辞的精深，经得起咀嚼，耐人回味，所以同样不宜囫囵。
陶渊明还有不少幽默与浪漫。后者得益于屈辞，拓展出了“桃花源境界”与《读山海经》，乃至于《闲情赋》与《形影神》；前者则是“又协左思风力”的“副产品”。左和陶都咏过荆轲，左思有《娇女诗》，陶对五男儿也有幅“群体画像”，都见出浓郁幽默。陶对付冻馁还以此做“盾牌”，从酸辛中硬是讨出乐观，以至于达观。这对杜甫和苏轼都有不少影响，亦值得留意。
《归去来兮辞》每得人青睐，而《感士不遇赋》却甚为冷落，无论从出处与思想以及审美趋向看，都有重要关系，可视为归隐的开始与总结。二者合论，有利用考察出作者的用心与苦衷。
可以说陶是最充斥矛盾的诗人，论者亦言人人殊。或横岭侧峰，或视朱成碧，以至于纷纭不已。揭示陶诗的复杂性，梳理批评史的得失规律；掘发其间滋生误解的原因，对于调整观察的视角，摒弃升平时代非学术性的渗入，会有清澄的作用和效力。野语有“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同样，太平人也有不知易代人的心理，批评史会提供一种辨察的锐力。
陶诗易读，然有若许词，斟酌起来颇为费解。此本无关宏旨，然推敲并非无补。王叔岷先生注陶诗，于此用力，也分外精彩。注家之学与议论之学，前贤亦有渗透。陶诗每有前人未见之新词，或新出的口语俗词，此与《世说新语》共理，不啻于一道特别的风景线。笔者因而有兴趣于此，且每发现一词，颇为兴奋一阵。其中冷暖，“不足为外人道也”。
综上所述，凡撰作二十篇。按类分作六编：思想论、诗歌论、文赋论、承传与影响论、训诂论、书画传播论。其中诗歌论凡九章，可与三、四两编的七章，视为本书的主体。首编论陶之思想与人格，是为全书基调，可视为前提性的大纲。至于训诂一章，则为“细目”了。原本拟作“东晋书运转关与陶诗风格新变之关系”，以及“陶诗喜用语词的艺术发掘”。前者以便和《陶诗与王羲之〈兰亭序〉艺术规律的共性》构成呼应，后者则由读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所引发，在学理和资料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然考虑篇数已多，而且已在申报时的文字上，增加了十万字。过于厚重，使人生厌，便暂且搁置下来。现在拿出来的这些，凝聚着格外的心力。可以说篇篇精力贯注，从不敢有懈怠的妄想。虽然限于学力，然无懊无悔，毕竟全身心付出，或许不会让关心与支持者多所失望，我们也期待着同道们的批评，也希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趋时必然落时，回顾学术史，往往有许多启示与警悟。这里从熟读的微观中发现，又返回其人其作与知人论世的宏观中，对照比勘，若无误差，再作通盘的“小心求证”与舍力剖析。持平静心去求真实，以务实寻索本源，像陶守望家园那样，静心于学术的基本境界。无论至与不至，还是心向往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期待将来的批评，更希望能有各种回响与宏音。
谨为序。
魏耕原
2010年秋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