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人文主义？

不久前，我国一位联邦法官说：美国人需要的是百分之十的思想，以及百分之九十的行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说的我们早已做到了。这令我们回忆起近来有一位批判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史家提出了一种颇为不同的观点。据他看来，苏格拉底过分夸大了人性中的理性，因为苏格拉底似乎是想说，有了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行为才会随之而来。在这个方面，英美人的心性几乎与苏格拉底式的气质完全相反——努力行动成了我们的信条，接下来正确的思考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觉得只要自己获得了实际的功效，那么在理论上“混沌”一些也完全无妨。

这种对思想的清晰性与连贯性的相对漠视，甚至也体现在了教育上，——这可是我们国家的主要关注对象。美国人对教育的好处矢信不移，但对什么样的教育能带来好处却看得很模糊。人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在过去三十多年或更久的时间里，我们给教育带来了多大的混乱：我们愿意把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投入到那些图书馆、实验室和大笔捐赠中去，却没有想过雷诺兹爵士的话：“无数设备的投入，和诸多研究工作的匆忙开展，很可能会导致我们逃避与忽视真正的劳动，即思想的劳动。”正如俗谚所说，我们生活的节奏太快，快到了没有时间思考的地步。组织运作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教育机器令我们无暇进行平静的反思，显然，少一些迫不及待的行动，多一些苏格拉底式的精神，是没有害处的。然而，如果我们打算清理教育的观念，我们就需要对之作出精确的定义，这一要求可能从一开始就会掣住我们的手脚，正如苏格拉底在处理他那个年代的问题时一样。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方法”本质上就是一种正确定义的过程。这一方法划分、细分并区别了潜藏在词语内部的不同、有时是对立的概念；简单地说，它代表了一种永恒的对抗，即对抗随意使用一般术语——特别是在这些术语变成了流行话语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混淆。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见他将如何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校长）——那些滔滔放言大谈自由、进步、民主、公益之类陈词滥调的人士——进行“反复诘问”（cross-examining），而他的这番苦心经营无疑会令他受到大家的责难，大家会把他看做人民公敌，一如他的雅典同胞所做的那样。

现在有一个术语，可以很好地说明一般术语会产生的混淆。就我们目前的讨论而言，或许这个术语比其他术语还要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想讨论人文主义（humanism），却对人文主义这个词不加解释，那就会引起无穷无尽的误解。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最近哲学潮流代表人物的言谈中同样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目前这样一个幸福的自由时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任何术语，因此人文主义这个还会令人们产生某些高尚联想的词语，似乎必然会遭到各种理论家们的滥用，——他们显然希望通过运用这一词组而使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获益。比如牛津哲学家、据称是人文主义者的席勒先生（F.C.S.Schiller）便借着人文主义的名义，扬言说要“在天上做一些奇异之举”。勒南认为，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而那些将其未来观描述成“人文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就更是多得不胜枚举了。格莱斯顿论述过奥古斯特·孔德的人文主义，赫福德（Herford）教授论述过卢梭的人文主义，一般德国大众也都谈论过赫尔德的人文主义；然而孔德、卢梭与赫尔德这三个人却并不是人文主义者，而是人道主义热心人。另一方面，某著名杂志所哀叹的哈佛“人道主义精神”的泯灭，却无疑指的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丧失。显然，我们不仅需要对人文主义进行有效的定义，也需要对与人文主义一词相关或容易混同的词语——人文的（humane）、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和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进行定义。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定义这些词，那么这就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得出另一个必要的定义，即大学的定义。要讨论文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任何大学能让文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令大学陷入这一困境的，与其说是那些声称是它敌人的人，不如说是那些自命为朋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祈望就如同希腊英雄埃阿斯（Ajax）当时的祈望一样，即在光明中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