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史记》等书记载，《吕氏春秋》为秦相国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纂。尽管这部书出自诸宾客儒士之手，但它基本上反映了主持人吕不韦的思想。
关于吕不韦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和《战国策》。我们这里依照《史记》，参照《战国策》作些简要的介绍。
吕不韦，濮阳人，阳翟的富商，家累千金。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而宠幸的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庶子公子楚因其母夏姬不被宠幸，地位低下，而为质于赵。此时，“秦数攻赵”，所以“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处境很窘，且“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经商邯郸，见到公子楚，认为“此奇货也，不可失”（高诱《吕氏春秋序》）。于是主动以千金为公子楚西游于秦，使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楚为適嗣。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次年，孝文王卒，子楚即位，为庄襄王。庄襄王曾许下“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于是“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吕不韦一跃而成为秦国的达官显宦。吕不韦的弃商从政，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强烈愿望。
吕不韦在庄襄王、秦王政时期为相十三年。庄襄王在位三年而死，秦王政即位时年仅13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此时秦国的大政方针主要由吕不韦决定。他的权力超过了昭襄王相国应侯范雎，《战国策》说：“应侯之用秦也，孰与文信侯专？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吕不韦主理秦国国政，为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吕不韦主张并致力于对六国的战争。典籍中明确记载吕不韦用兵的有两处，一处是《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吕不韦亲自率兵消灭东周，使作为号召力的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这是对东方诸侯的一次沉重打击。另一处是《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丹质于秦。……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十一。”
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国对六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扩展了秦国的疆土，为秦国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在内政方面，吕不韦也一反秦国独尊法家的政策，广收天下之士，尤其是引进了大批儒士。在经济上，在主张尚农的同时，也鼓励工商，他曾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吕氏春秋·上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王政命大畜牧主乌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并为依靠开掘丹砂致富的寡妇清筑女怀清台。这些事都发生在吕不韦执政时期，“鄙人牧长，穷乡寡妇”如此豪富，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无疑是吕不韦鼓励工商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国经济发展的一斑。秦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它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准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吕不韦在内政方面的这些政策，与秦王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秦王政在亲政后的第二年，即秦王政十年，以牵连到嫪毒与太后事为借口，免去了吕不韦丞相的职务，使他回到河南封地去。两年以后，秦王政又怕他作乱，将他徙居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便在赴蜀途中饮酖自杀了。尽管他在与秦王政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他在秦国统一大业中建立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以知道确切写作年代的书。本书《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认为这里的“八年”就是秦王政即位的第八年。有人根据“涒滩”为“太岁在申”之名，而认为是秦灭东周后八年，即秦王政五年。还有一些说法，相差不过在二三年之间。能够如此确切地知道它的成书年代，研究它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在秦王政亲政前夕，秦国行将统一天下之际，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纂集《吕氏春秋》的目的是什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是为了和六国四公子比并而招士，为仿效荀卿等著书布天下而使客人人著所闻，完全是从个人荣辱出发的。我们要真正了解吕不韦纂集《吕氏春秋》的目的，必须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入手来分析。当时，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六国诸侯已无力再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他凭着政治家的敏感，又考虑到秦国的实际情况，感到秦国取得统一天下的胜利已经不是困难的了，而保持住这个胜利才是真正困难的，他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慎大》）因此，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政策才能长治久安？吕不韦是不同意用自孝公以来就几乎处于独尊地位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的，他必须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治国纲领。这一部《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治国纲领。书成以后，吕不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传》）。吕氏这一行动，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企图以相国之位，仲父之尊，迫使秦王政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使自己的主张定于一尊，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也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如果说战国时期百家并起的情况是与诸侯纷争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那么《吕氏春秋》的出现也正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