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中明确记载的蒙古部最早的汗，似是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既孥笃儿罕（jinodur qan?）
。他的儿子海都，《史集》亦称之为“汗”。海都之后，他的孙子敦必乃也拥有“汗”的称号，此可见于《史集》。敦必乃之后的三任蒙古部的汗，先后为葛不律寒（按：“葛不律”，一译“合不勒”，而“寒”即“汗”或“罕”的异译）、咸补海罕（“咸补海”一译“俺巴孩”）和忽都剌罕；其中二者见于《元史》的《宗室世系表》，咸补海罕则见于《太祖纪》。值得注意的是，上列最后三个蒙古部先祖，在《元朝秘史》里都已被赋予“合罕”的尊号。《史集》虽对合不勒仅只称“汗”而已，而对俺巴孩和忽图拉两人，却亦以“合罕”称之。《圣武亲征录》对“可汗”一称的使用最滥，不但忽都剌，而且连他的儿子搠只、俺巴孩的儿子阿丹（又译合答安），以及被《史集》明言从未正式取得过“君主”地位的叶速该（一译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都被冠以“可汗”的名号。
然而出现于上述种种场合的“合罕”或“可汗”，很可能都是对原始记录的事后追改所致。若以目前确知的写成于1250年代之前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合罕”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尚未被纳入直到那时候为止的大蒙古国政治语言之中。伯希和曾写道，在蒙古史的范围内，“最先采取合罕称号的是窝阔台，而它只是某种属于个人的名号，以至于后来‘合罕—汗’甚至成了对他的特定指称。只有在忽必烈治下，它才被当作专用于大汗的称号。或许有人会反对说，《秘史》总是使用‘成吉思合罕’的提法，并且甚至还用它来指称成吉思汗之前那个最初的短暂的蒙古帝国的君主们，诸如‘合不勒合罕’、‘忽图剌合罕’等等。但所有这些均须归因于较后来的习俗，那时在蒙古人的习惯用法中，‘合罕’已经取代了‘汗’。它们或者出于1240年时的《秘史》编写者之手，但愈加可能是被时代更晚的文本抄写者所追改。无论如何，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成吉思汗并没有采纳‘合罕’的称号。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所谓‘成吉思汗石’就以chinggis qan-i，亦即‘成吉思汗’一语的属格开头。……直到贵由的时代，情形依然如此。众所周知，在1246年写给印诺森教皇的信中，他用突厥语自称为talui-nung han，而他的蒙文印玺则写作dalai-in qanu（属格形式），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场合，他的尊号都是‘汗’，而不是‘合罕’”。
伯希和关于今本《秘史》中的“成吉思合罕”系对原来文本里“成吉思罕”称呼之改书的看法，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今本《秘史》第255节，留下了全书中唯一的一处“成吉思罕”的用例。这一语词在亦邻真和小泽重男的畏吾体蒙古文《元朝秘史》复原本中，都未经任何说明地被改写作“成吉思合罕”。事实上，它所反映的，很可能恰恰就是原始文本的面貌，而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为抄写者所漏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秘史》所记成吉思汗诸子对其父亲的称呼中。今本《秘史》一般是注意到“罕·父”（qan echige）与“合罕·父”（qaghan echige）这两种不同身份称呼之间的区别的。但是文本中成吉思汗诸子对父亲的叫法，却既有“合罕·父”，又有“罕·父”。后者同样应当是改削未尽所致。另外，札木合对成吉思汗的称呼，有一处作“合罕·安答”（qaghan anda），还有两处又作“罕·安答”（qan anda）。后者无疑也属于因抄写者的疏漏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原文。
尽管“合罕”作为“专用于大汗的称号”并不存在于早期蒙古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但在13世纪的上半叶，在漠北草原上那些社会关系和政治组织最为发达的部落联盟中，它确实早已被用作最高首领的尊号了。这里需要重提《圣武亲征录》所枚举过的那些“可汗”。虽然蒙古部先祖中之被命名为“可汗”者，十有八九出于后来的追溯，但也不应该由此就全盘否定《亲征录》所言及的西辽国王乃至克烈、乃蛮等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之称为“可汗”的真实性。他们中间包括西辽王朝的“契丹主菊儿可汗”，克烈部的“汪罕可汗”（又写作“王可汗”）、其父“忽儿札胡思·盃禄可汗”、其叔父“菊儿可汗”（亦作“菊律可汗”），乃蛮的“亦难赤可汗”、“盃禄可汗”、“太阳可汗”等。如果说在“亲征录”所据的诸种原始的民族语文资料里，这些人物原本就只是这样那样的“汗”，那么汉文迻译者还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特意去为蒙古敌对方面的此等首脑们的地位升格？
还需要强调的是，《亲征录》的相关记载并不只是孤证而已。《秘史》里的“王罕”，在《元史》的列传中多次被称为“王可汗”。至于西辽国主称“可汗”，则更是情理中事，因为“可汗”一词虽不见于女真语，却完全可能作为契丹语旧有词汇而被带入西辽的政治语言。在突厥语中原本与“汗”近乎等义的“可汗”，开始在语义方面显得越来越更其隆重，西辽的影响或许是不可忽略的。耶律楚材有《过云中和张仲先韵》诗云：“挂冠神武当归去，自有夔龙辅可汗。”此诗的写作时间当与《过云中和张伯坚韵》相近。后面这篇作品中有一联写道：“射虎将军皆建节，龙飞天子未更元。”是知它们都写于成吉思汗死去不久、拖雷监国之初，正当作者从西夏经云中北返漠北的旅途中。诗中所谓“可汗”，应当来源于他扈跸西征时所游历过的受突厥政治文化支配的西域地区，包括西辽故地在内。
我们知道，蒙古部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达程度，远不如比他们更突厥化的那些原蒙古语部落（如克烈），以及位于漠北草原中西部的突厥部落（如乃蛮）。蒙古部在乃蛮人的眼里是一帮“歹气息、衣服黑暗”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能与克烈部相提并论。甚至直到蒙古部取得草原霸权将近半世纪之后，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忘记，与乃蛮、克烈、塔塔儿等部相比，“蒙古人是人类中最可怜的人”。超乎“汗”的权威及身份的“合罕”没有从蒙古部的内部结构中产生出来，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