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场“文化革命”

我经常可以感受到马若德待人的真情厚意。他虽然出身外交世家，但是他这个人一点都不口是心非。他不虚伪，不做作，倒有几分赤子童心。他知道我这个人又爱吃又爱喝，又没钱吃好喝好，所以经常请我到他家里，用家宴款待我。他的太太当时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波士顿的主任编辑，经常要到欧洲去。有天她不在家，马若德跟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聊天，波士顿的冬天，雪下得很厚，我们谈了很多学术问题。谈到兴起，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是很会做菜的，今天我请你到我家做客，Emily（他太太）出差了，没人给我们做好吃的，不过我今天不要你帮忙，“今天我来显一手，为你做地道英国煎牛排”。这样讲了之后，这个英国贵族却连牛排在哪儿都找不到。找了半天，从冰箱里找到了大块牛排，也没有解冻就直接放到平底锅里煎了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去讲，因为他一副很自信的样子。结果牛排端出来，用叉子往里一叉，全部都透着红血，让他很是难堪。他颇为尴尬地对我说：“这个煎牛排的事情就让我们忘记它吧，现在我来给你做第二道菜。”他信誓旦旦地说第二道菜一定会超过第一道菜——你知道第二道菜是什么吗？——煎鸡蛋！——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我俩就着六个煎鸡蛋下酒，倒也没少喝。他说你别客气，要多来两三个我再去煎。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才偶然得知，英国的上流社会对煎鸡蛋下威士忌烈酒并不觉得什么不合适——据英国媒体2010年10月30日报道，“近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百份私人档案首次公开，一本夹着减肥食谱小纸条的个人日记簿曝光了这位‘铁娘子’的减肥秘诀。1979年，撒切尔夫人为了以最好的身材体型登上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宝座，在就职大典前每周吃28枚鸡蛋减肥。餐单上的另类‘减肥圣品’还包括少量威士忌烈酒，它标榜能让她在两周内减掉18斤肉。根据这份食谱，撒切尔夫人每天的早餐必须是鸡蛋，周一至周五的午餐里也必须吃鸡蛋。只有在晚餐时，撒切尔夫人才不必吞蛋。另外，在不吃肉的时候，她可以喝威士忌酒。餐单上没有提及其他酒类，这显示了它是为撒切尔夫人量身定做的饮食计划，因为她长期喝兑水的威士忌烈酒，酒瘾很难一下子戒掉。这张写着《马友诊所饮食规定》的减肥餐单还特别警告，按照这个食谱，撒切尔夫人的减肥时间不得连续超过两周。马友诊所是一个知名的美国健康集团，它今天的新一代营养师却不认同这个30年前的减肥计划，认为它会引起‘肠胃副作用’，导致减肥者出现便秘等问题”。

马若德还曾经正式请我到哈佛的教授俱乐部这样很高档的地方去用过几次餐。为什么要花这笔不小的私钱（美国很少有公款请客，资本主义国家很小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你小丁到这里来念书，对你来说，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意思是你不仅要念书，也要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哈佛的教授俱乐部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哈佛的教授才可以在里面吃饭，我第一次在那里面见到了种种美国上流社会的景象，看到了那种老牌知识精英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次，马若德受美国文理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之邀，去那里发表年度演讲，那是一个很盛大、很庄严的场合，马若德发了正式请柬给我，邀请我出席。在去之前，他让我先去他家一下，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我先到他家里去：他生怕我的穿着在那个场合不协调。我那时候是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土包子，刚刚从百分之百的境界走出来——在到美国去之前从来没有出过国，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去美国，我那时只有一套很廉价的西装。那天，他穿着最好的黑色西装，贵族派头十足。我一下子就觉得，马若德是在有意地让我感受高端西方文化的陶冶。这种细心和爱护，让我无法忘怀。1987年春天，费正清八十大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他祝寿，马若德特地挑选了我，作为唯一的外国在校留学生的代表，发表简短的祝寿辞，让我深感荣幸之至。

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刚刚推动改革开放，万事不尽如人意。有一次跟马若德散步，他说，中华文明的过去太光荣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中国绝大部分时候是以“文明中心”的地位，来教导和开化周围的那些“野蛮社会”。如今，这样的一种中心文明突然要弯下腰去向西方、向另一种文明学习，肯定是一个很痛苦很屈辱当然也很困难的过程。所以，“对于你这样的中国年青一代来讲，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不能脱离这样一个两千多年的大背景来看，遇到困难也要从这个大背景去理解”。这种视野对于我和我们中国，是何等的宽容和爱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感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当然，这种历史感不仅仅跟马若德研究中国问题有关，也跟他本人的家庭背景有关。他是英国的贵族，英国本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曾经领工业革命之风骚，但是近两三百年来也慢慢地衰落了，至少是相对地衰落了。他自然对大国之兴衰，有无尽的感受和重重的反思。

马若德的身体很好，虽然他从不体育锻炼。有次我们在哈佛校园里散步，看到身边跑步过去的人，他问我，你现在还长跑吗？我说我已经不每天长跑了，因为美国的路上汽车太多。然后他就指着那些上气不接下气跑步的人开玩笑说：“你看，他们又在对他们自己施‘酷刑’了。”2006年初夏他访问香港，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在我的想象中，以为七十五岁的他都已经老态龙钟了，但是他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开朗、身心健康。那天我带了两瓶酒，一瓶是1997年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红葡萄酒，一瓶是很多年以前别人送我的湖南“酒鬼”。葡萄酒喝完了之后，我把“酒鬼”打开，马若德的新夫人（很不幸的是，他的结发妻子几年前已经病逝了）劝阻他，他说我就尝一尝它的味道，只喝“一滴”。结果我们两个是一滴一滴又一滴，一滴一滴又一滴，最后那个瓶子里就只剩下三五滴了。他的配偶在旁边看着，说你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你们看起来就像父子一样。

是的，这就是我与马若德的“忘年交情”。

2007年8月中下旬，时隔十四年又五个月之后，我首次重返母校。事先我电邮马若德，他说你无论如何也要来一趟我的“夏宫”（Summer Palace）。这是我对他位于波士顿北边两百多公里一处森林里的老房子的戏称，他夏天多数日子住在那里避暑写作。我们中国人称为“颐和园”的那片园林，英文就译作Summer Palace，因为当年它是清朝皇家的夏天避暑胜地。我们的老朋友、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主馆员Nancy亲自驾车，送我们赴“夏宫”之午宴。离那儿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进入密林，道路起起伏伏弯弯曲曲，两旁金黄色的落叶层层叠叠，忽然间Nancy惊诧一声：“嘿，那是他的车！”抬眼望去，路边一辆大号凌志车，车首前立着一位高高挺拔的长者，戴着鸭舌扁帽，满脸孩子气地拦截住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不备的惊喜。

我抢步上前，紧紧地搂住他。几滴热泪，从我俩的脸上悄然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