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三个世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早期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国际主义意识，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至今，在官方定义中，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而，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之一而不是一个国族的英雄。但是这一建立在高度的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革命，却依靠其“国族化”而获得最后的成功。至少有四个历史事件构成了在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国族化”的过程。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共产党内认为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此之前错误估计形势，造成了党的重大损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开始动摇。二，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官方正史中的关键事件，这当然有事后神化的用意，但是遵义会议批判了李德，确立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本土化”。三，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救亡取代启蒙”，社会主义理想中对个人解放、社会平等的追求让位于对“民族”整体生存的忧虑。四，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们已经相当深入地本土化了；但是其解散反映了革命在世界范围经历了普遍的国族化和地方化。这样，尽管教科书上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在中国真正占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乃是国族化的革命：“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革命“国族化”的过程中，中共逐渐形成了“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话语框架。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具体”的辨证思想，给了这个话语极大的理论支持。但是这个话语在一定意义上近乎文字游戏。究竟什么是世界、普遍、必然，什么是中国、具体、特殊，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它的真正功能可能有两个：一，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学家提供了一个宽泛又方便的框框，几乎可以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凡是执政者想做的，都是“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是不是先后矛盾没有关系。二，和本文关系更密切的是，它提供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的又一种解释。中国现在是在世界之内、世界之下，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具体案例。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泽东的具体行动和政策，他对所谓世界规律并没有多大兴趣。在毛眼里，世界总是分裂的、动荡的，中国要根据具体的世界动态而动，而不是跟所谓普遍规律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就预见到世界将分化为美、苏两个阵营，一部分国家将居于二者之间，形成“中间地带”。但是毛认为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中间地带，而必须“一边倒”。到1969年，始于50年代末的中苏关系的裂痕公开化了，到了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毛把中国列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又提出“一条线”战略。毛说自己要在地球上划一条横线，联合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反苏遏苏。毛最有影响的世界想象当然是关于对三个世界的阐述。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这一思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中间地带、一条线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彼此之间不是没有矛盾。中间地带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划分，一条线是对真实地域政治的对策性建构（这一对策是不是明智，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三个世界则既是现实主义的概念，又是理想主义的，既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又是关于政治关系的思路。三个世界理论一方面要超越当时的冷战思维，因为第三世界要拒绝在政治上和在军事上做两个超级大国的棋子；在另一方面，和不结盟运动相比，第三世界又特别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它既考虑到“东—西”关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又考虑到“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74年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南南合作；和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相通之处。

一些进步的人类学学者曾经抨击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比如著名人类学家如沃尔夫（Eric Wolf 1992；亦见Magubane and Faris,1985）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标签是在殖民主义之后，西方社会又一次以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标准，对人类社会根据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根据其他社会和西方的相似程度），而进行排序编号的作法。西方再一次被置于人类发展序列的顶峰。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被抹杀，统统被想象成一团整体，都是落后的、灰暗的、充满贫穷、疾病和需要拯救的。当我看到这些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批评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们自己身处第三世界，觉得概念就很好，具有重要的动员力量。我们依靠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建设。1971年，正是在众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之下，中国重返联合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联合国内部，77国集团（在国际外交界经常被称作“77个兄弟”，指联合国成员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式成员，但是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行动，办成了不少事。所以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是比较相对的、外向的，即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时段，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官方强调的也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结合。在当时对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强调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强。但是，这样的世界想象中又穿插着一定的革命化的天下想象。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60年代中国外交战线上要搞“四面出击”，甚至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输出。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俨然要开辟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红卫兵的口号是要把红旗插到白宫。虽然当时革命化的想象把世界想成一个动态的格局，但是却无法有效地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即认定自己必然是正确的，整个世界都必须革命，和自己不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以革命老大自居，逐步导致了封闭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