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略说世界史

世界史，一个在历史学领域中使用得非常多的概念，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早就发展成为一个最有用和最重要的研究世界的学科。自然，世界史的学习和研究，在当代社会中，也得到了最充分和最完整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有了世界具有统一性的认识。柏拉图（公元前429—前347）在“蒂迈欧”篇中说：“我们应当说只有一个世界呢，还是应当说有许多或者无限多的世界呢？如果是照着它的那个永恒不变的和最完美的模型创造出来的，那么就只能有一个世界。……因此，为了使这个世界在唯一性上和最完美的生物相像，造物主既不能创造两个世界，更不能创造无数的世界，而是永远只有一个唯一的世界，就是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这说明，即使在观察非常有限的古希腊，柏拉图已经站在哲学的高度，不仅注意到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还认识到了世界（宇宙）的统一性。古希腊人关注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认识到世界有统一的发展模式，这当然是很有见识的。

世界史的研究既然起于人们拓宽自己历史视野的兴趣或寻找世界发展规律的宗旨，就会有一个由近及远、从研究本国的历史到研究外国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在公元前424年任雅典将军，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查访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严格地说，只是一部希腊本国的历史。与此不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生于小亚细亚，曾游历过埃及、巴比伦、黑海北岸等地，并长期寄居雅典和条利城（在南意大利），所著《历史》九卷，就突破了希腊史的范围，不仅论述了希波战争，还叙述了希腊、波斯、埃及及西亚各国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这就有了区域史、或从区域的范围来论述本国历史的特征。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方世界史的研究最早是从撰写周边国家的历史开始的，尽管这种研究，严格地说，只能被称为外国史或区域史。

这样的发展渊源和古代历史学家视野的局限，外国史即世界史就成了一种很流行的观念。最初，外国史只是区分于本国史的一种体裁，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国别史这种称谓。国别史是指某个具体国家的历史，包括了通史和断代史，有趣的是，撰写这种国别史的人，既包括了本国的历史学家，也包括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由本国学者所写的著作被称之为本国史，而由其他国家学者所写的，却被称为外国史或国别史。这样，由非本国学者所撰写的该国历史，至少在撰写者自己的国度里，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除了国别史（通史和断代史）外，专门史也成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代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1668—1744）在一篇讲演中说道：“几乎所有艺术和科学都有各自的历史，可以说各种原理或制度追问事物的属（genus），同样，历史则给予我们种别（species）或者事例。每种语言各自的优秀作家们就是各种语言的历史，他们留下了无数范本，就是从这些范本中，我们才能够确定各个民族言谈方式的不同，那些卓越的演说家和诗人们就是各种演说艺术和诗歌艺术的范例。关于物理现象当然也有历史著述，而且每天都在书写。为何对于疾病的特定观察和日志，以及所发现的特定药物，通常被称为‘特效药或特种治疗’？这难道不是物理学和医学艺术的注释吗？机械学书写战争、航海以及建筑方面的新发明的历史。……同样，各类评注、编年史、名人传记以及国事记载等，正是伦理学和公民理论的特有内容，所以用‘历史’这个高贵名称来称呼它们。法学当然也是历史，它涵盖了一个国家在各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各项法律、法学家对这些法律的各种解释，以及各种各样的判例等。”仔细阅读这段话，就知道维柯在这里不仅阐述了专门史的概念，还衍生出“一切皆史”的近代理念。在我们当前的世界史领域，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样的运动，或者像欧洲经济史、日本社会史之类的学问，现在都成了世界史研究的范畴。

随着世界海陆交通的打通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涵盖各个国家历史演变的世界史出现了。在各国高等院校的历史系，世界通史成了一门必修课。世界通史课程设置的理念基于下述的事实：生活在近代、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如果没有国际视野，没有从全球角度来思考自己国情的习惯，没有对来自周边国家或国际上横向影响的充分认识，就没有可能去从容应付日新月异变化着的世界新形势。世界通史于是涵盖了几乎所有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特别是那些在国际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

在我国，首都师范大学的全球史研究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重要新兴研究领域。早在2006年，刘新成教授就指出了研究全球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目前在西方乃至世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后现代学术的发展、东西方之间日益紧密的学术交流，是全球史产生的国际环境和学术背景。全球史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为叙述对象，超越西方史学以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传统，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颠覆‘欧洲中心论’，以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开辟了考察世界历史的新视角，建立了编纂世界通史的新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理论启发性。但全球史忽视对各个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考察，表现出理论欠缺。‘世界横向联系’历来是我国世界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全球史正好弥补我们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在刘新成教授的倡导下，首都师范大学的宏观世界史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全球史作为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全球史教学也得到较大发展。

在我国，学习和研究世界史，既有难点，也有优势。现在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6世纪首先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原本只是僧侣马丁·路德奋起反对罗马教廷的代表在德国境内销售赎罪券的事件，却得到了市民、农民和部分诸侯的支持，引发了德国的市民革命，在德国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德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往往是放在宗教改革如何促进德国政治近代化的框架中进行的，这增加了此项研究的难度。

难点之一，是无法系统掌握具有规模效应的完整史料，以至于无法采用统计学的方法，游刃有余地来解决一两个争论问题。例如，宗教改革时期农民是否反对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一直是一个争论问题。一方认为：农民强烈反对向教会缴纳什一税，视其为一种沉重的经济剥削。另一方认为：农民并不十分反对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如果他们能够拥有聘任乡村牧师的权利、并且被聘的牧师又能够向他们传播“不加修饰的、真正的上帝之言”的话。在农民缴纳什一税的问题上，各地显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以至于辩论的双方都能够找到原始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搜集到所有农民的怨情抗议书，然后采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找出反对缴纳什一税在农民怨情抗议书中的分量。这个工作最后由德国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完成了，通过对农民怨情陈述书的统计，布瑞克发现：农民把反对农奴制视为头等大事，有70%的乡村和领地都要求无条件地废除农奴制。在被统计的25份抗议书中，有24份把反对农奴制列为第一条或第二条。与之相比，要求废除“小什一税”在被统计的抗议书中只占到44%，另外有41%的地方怨情陈述条款要求修正或废除“大什一税”。做这样深入的研究，以我国目前的研究条件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

难点之二，是研究外国历史，必须深谙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个方面，我们是面临挑战的。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具有自治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是“自由的摇篮”，与农村的封建社会有显著的差别。如果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很容易想当然地把对中国城市的印象强加到欧洲的中世纪城市上去，这就无法理解彼得·布瑞克所说的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普通人的大联合”，进而无法理解自治性质的公社（社区）为什么会成为产生近代德国政治的摇篮。由于缺乏对外国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我们往往会对发生在外国的事情产生宏观的印象和解释，难以做到“从中世纪德国人的眼中看德国”，在某个细部具体研究某种事物的发展。另外，由于外语不够熟练和精到，这也增加了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史的困难，往往要花费比外国同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但是，以中国人的独特视野去研究世界史，却是我们的优势。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去解决国外史学家未能发现的问题，如何加强与外国史学家的交流，是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不仅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能够屹立于世界的学术之林，而且还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学派，为世界史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