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术研究中的文化身份
当代中国学界对文化身份的研究和焦虑之前提有别于发达国家，同时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欧美等国学界的文化身份问题的引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60年代以降以民权运动为标识的文化政治思潮发展的结果之一。这种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原有的观念系统和知识学支撑逻辑的后结构主义式的质疑，因为围绕观察和认识原有社会文本现象的观念系统是否合法，是这种认识本身的逻辑支点。由此，文化身份的政治基础是差异性之合法性，而其研究的基础则是知识学清理之后的理论话语形态。
然而这两点在中国学界目前的状态中均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研究在学科建制上主要是一种西学的复制。具体表现在学科分类、学位课程设置、理论和方法论的移植等方面。因而围绕观察、认识和解释现阶段的中国文化身份的观念系统和知识学基础是汉语化的西学表述。这种表述能否有效地进行文化身份的研究首先是在学理层面的研究。具体而言，汉语化的知识学的历史性还原和整合之后的观念形态的双重清理，即从西学的知识考古到汉语化表述的学理性，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前提。其实，中国学界对文化身份的研究与其整体的文化现状是一致的，其悖论是在现代化未完成的状态中被迫进入后现代症候的思考，即中国在主动步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面临了现代专业社会管理方式、公共领域的群体行为理念与原有文化惯性发生必然冲突的特殊阶段，因而也必然引发中国处于全球化语境中，在现代规范进程中对文化资源的焦虑、文化身份的困惑以及对文化话语的渴求，因而其文化身份的考虑则是在西学框架下的中国文化集体无意识学院派的表征，也是其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话语形态表征。
文化身份必须依附于民族文化，其中包括人文研究的文化传统。众所周知，中国人文学术在文学研究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由于文学研究是对文学行为和经验的解释，所以现存的解释方式必须面对变化的文本形态呈开放的系统。就文学研究而言，古代中国尽管在文类上有比较丰富的样式，但在学术上却主要是以几种代表性的方法延续，即在内在理路上以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论为代表，而在外在形式上以选本、摘句、评点等为代表。二者始终围绕言意关系、情理路向展开。
但是这种方式至近代以降，则在全球化和西学复制的历史阶段，在整体上改变了，尤其在现代高校课程设置和学术的体制下，上述固有的研究仅仅留存在一些个体研究上。因为中国在近代的学科复制、社会进程所出现的类似于西方世界的结构性解体或内部瓦解的问题，迫使知识界必须借鉴西学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资源，针对知识谱系进行清理。人文学术的再一次外转，尤其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引进和实践，使中国人文学术出现了最大规模的范式转移。而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自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型也就必然隐含在其中，并且历史性地出场。
然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在现代的改变，实际上依然是在两个框架中进行，即国学与西学、现代国学与传统国学。二者互相穿插、互为背景。而两个框架中的理论话语和方法论资源又主要源自西学，即中国学界在西学资源的借鉴中，以某种刺激—反应或翻译—阐释的模式，对中国现当代的问题进行不同视角的研究和再研究。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基于研究者的立场又涉及个体与集体、民族与他者的关系。在全球经济模式一体化的蔓延中，不同区域的文化关系以及人文研究资源的快速旅行，使得这种文化身份更为复杂。但本人认为，这种身份的当代表述目前还主要是一种民族立场的文化表述，而非学理上的探讨。
身份问题无疑主要是一种文化问题，是一种文化自我界定和认同的权力。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学科和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研究范式。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文化身份问题是中国社会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对文化生成结构和现代性的重要反思。一系列外部环境和内在思路的变化，使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须在不断理清当代学术的整体发展脉络、整合学术理论资源、联系中国现状和实际思考中国本土问题之时，要不断从新的认知框架去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模式、当代思想史、西方业已建立的经济制约框架、权力关系中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文化的多重资源与传统的承接和创新等一系列关系和悖论。这实际上涉及的就是文化身份在学术研究中最为具体和根本的问题。
因此，文化身份的问题并不能脱离人文学术本身，是与中国人文学术的学理性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孤立地、单一的研究，或只是停留在西学知识点的切割式介绍，而未对知识点在整体结构中的关联进行历史还原，未进行有效的相关性研究，或仅仅以某种民族主义立场进行所谓大原则、超宏观的口号式研究，或以民族式的文化政治对应西学的所谓话语权或想象性霸权，而没有对这些连接点进行洞察或实质性的推进，都只能是无效的研究。目前阶段，中国学界出现的学术规范问题，均是学理上现代进程的代价。所谓的规范，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技术性的外在规范，主要是注释、引用等规范；其二是内在的学理规范，即研究的原创性和思想意义。前者涉及学术品格，后者涉及学术洞察力。以上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文化身份自我丧失的典型表现。因此，如前所述，文化身份并非是一种空洞的意识或民族情绪的表述，而是依附于学术学理性和洞察力之上的。
简言之，文化身份的问题必须首先面对全球化作为一种通识性的术语已经逐步取代了后现代性的事实。“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这个进程必然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势必引起区域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它也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照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这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学术进行推进、对文化身份进行思考之时，人们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原有的学科领域，包括其基本的假说、命题、界定、方法和论述范围，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考的基础上和新的视野中，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不同文化区域所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包括其中的观察方式和角度、新的范畴和术语，以及对新的经验的解释系统。所以，人们必须重新看待原有的现象，重新看待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方式。而每当历史时段中的学术范式显现出转型的特征时，对原有学科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看待西方学术、审视中国、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也是文化身份研究的基本前提。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利奇（Vincent B.Leitch）教授在论证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新变化时所特别指出的：“在对理论发展进行回顾时，有必要对‘理论’本身的含义进行重新梳理。因为这一领域不仅包含了诗学、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固有的美学概念，而且包含了修辞学、传媒和话语理论、符号学、种族理论、性属理论和视听通俗文化理论等等。但是理论本身所内含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它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问题和分析模式。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涵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当代人文学术的跨学科是学术研究对象、材料、方法的必然，而不是有限选择。
因此，在新的时期，中国人文学术的原创可能和意义生产，以及所涉及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上述框架以及学科间理论资源的不断定位。定位意味着界定、汲取、消化和互动。任何一种将现有资源功利化的做法，如在没有进行相关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平面介绍，或对某些西学热点进行的跟踪式的中文转换，倘若这种转换缺乏生成，那么就只能导致人文研究的无效重复，同时也导致文化身份的自然缺失。因为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时代性问题的异质特征，正是丰富原有理论资源的入口，同时也成为消解理论同质化最为有力的抵抗方式。因为既定解释系统对中国社会文化广义文本缺乏有效的解释，而在重新定位和关系研究中就可能生成新的解释系统。而人文学术的文化身份的意义正在于此。
鉴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是以都市空间的扩大在社会形构上带来了文化变迁为代表，因此，固有的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基于文字符号文本的传统，应当在中国历史现阶段中与社会文本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学观念的知识谱系学的清理，采纳文化分析的特定方法，关注文学文本蔓延的社会学意义和文化政治学意义，注重中国现阶段都市空间和社会分层的文化意义。
本人认为，现阶段注重全过程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范式以及文化身份的思考，并非是文学外部研究的单向度回归或表层问题的呈现，而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框架下文学研究范式发生内在变迁的使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必将伴随中国人文学术思想的推进而深化。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文化身份问题的基础是差异性，因此，中国学界对其探讨的前提不应当预设一个文化差异理解的共同体，或预设所谓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分野，而后努力将所谓弱势并入强势之中，或迫使原有的强势文化阵营出现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