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刘勰入梁后的仕宦情况

刘勰于梁武帝天监初年即“起家奉朝请”，但究竟在天监元年（502）还是在天监二年（503），很难确定。王金凌先生《刘勰年谱》系在元年，王更生先生《梁刘彦和先生年谱》、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均系在二年。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合理一些。因梁武代齐在天监元年（即中兴二年）四月，初建新朝，诸事繁杂，以刘勰的社会地位，不可能即刻在朝廷受到重视。而至天监二年局面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提拔刘勰，似较为符合实际。刘勰任中军临川王记室当在天监三年（504），因是年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各家于此均无异议。但对刘勰何时为车骑仓曹参军，则说法很不一致。杨新笺定为天监八年（509）是对的，刘勰于天监七年曾参与梁武帝命释僧旻等于定林寺抄经，其时之身份仍为临川王记室，此据《续高僧传》之《僧旻传》可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不同意杨新笺的看法，而同意王金凌、王更生年谱系年，谓刘勰迁车骑仓曹参军在天监四年（505），但认为刘勰系任当时车骑将军夏侯详之仓曹参军，均误。据《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四月以“司徒、行太子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扬州刺史，车骑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王茂于天监七年（508）正月进号车骑将军，八年四月接替萧宏开府仪同三司，刘勰当于此时为王茂之车骑仓曹参军。刘勰出为太末令当在其为车骑仓曹参军后不久，看来王茂并不太看重他，让他离开京师到浙江为官，其时当在天监八年秋冬。本传说刘勰在太末令任上“政有清绩”，当有两年左右时间，然后转到萧绩府中任记室，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刘勰“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当在天监十年（511）萧绩进号仁威将军之后，于此各家均无异说，但或系十年（如王更生年谱、王金凌年谱）或系十一年（如杨明照新笺），微有差别，此亦难以确切断定。刘勰兼东宫通事舍人时间，王更生年谱定在天监十六年（517），系据何融《萧统年表》天监十六年下云：“刘勰时兼东宫通事舍人”，然何表亦未明言刘勰何时起始为东宫通事舍人，故根据并不充分。王金凌年谱系于天监十年与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同时，后牟世金《汇考》亦持此说，并有详考，但说两职一定是同时领受，亦颇勉强。《隋书·百官志》谓梁东宫通事舍人“多以他官兼领”。按：天监十年仁威南康王萧绩年方七岁，刘勰为其记室当主要在萧绩王府，东宫通事舍人只是“兼领”。王更生年谱所系略嫌晚一些，当在除南康王记室后不久也。其离任南康王记室应在天监十六年，因是年萧绩“征为宣毅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梁书》卷二十九《萧绩传》）。刘勰当于此时入值东宫，专为昭明太子通事舍人。

刘勰迁步兵校尉当在上表陈二郊宜与七庙同用蔬果获准后，各家所说皆同。但刘勰上表在何时，则各家所说不同。杨旧笺在天监十八（519）年正月后，因天监十六年天子祭天于南郊后，至天监十八年始又有祭南郊之记载。王金凌年谱同杨旧笺，并谓南北郊祭祀间岁进行，但梁采取合祭方式，故自天监十六年十月改用蔬果后，“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当在天监十八年正月后，意谓十七年二郊不祭也。王更生年谱亦取杨旧笺及王金凌说。然此说有误，南郊祭天配帝，皇上亲自前往；北郊祭地配后，皇上并不参加。故史书本纪只记天子赴南郊祭祀，不记北郊祭祀事。梁代南北郊祭原为间岁进行，至普通二年（521）四月起始改为南北郊合祭，刘勰上表时尚未合祭。王金凌年谱于此则未深察。故后来杨新笺改刘勰陈表在天监十七年（518）八月后，已明“二郊”非仅指南郊，亦指北郊，本传所说“二郊农社，犹有牺牲”之“二郊”，应是指天监十七年正月之北郊祭祀。但对梁代何时起南北郊合祭则未加说明，而定十七年八月后谓正月祭北郊与春秋农社之祭也。牟世金《汇考》则取杨新笺刘勰陈表与僧佑等上启“如出一辙”说，谓僧佑等上启与刘勰上表均在十七年五月前，因僧佑死于五月也。是时正月北郊祭与农社春祭犹用牺牲，则刘勰之陈表当在天监十七年二月至五月间，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汇考》因未见到王金凌《刘勰年谱》，故未能对“二郊”祭祀情况作出分析。刘勰迁升步兵校尉在陈表被梁武帝采纳之后，故应在天监十七年四五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