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献通考·兵考（四）》引录的《两朝国史志》还有下面的一些话：

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巨者宜无出此。虽然，古者寓兵于民，民既出常赋，有事复裹粮而为兵。后世兵农分，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民晏然无预征役也。……世之议者不达，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优坐食之校。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哉。

《两朝国史志》是记载仁宗和英宗两朝的时事和政典的。其中指责“世之议者”所提出的“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优坐食之校”的意见，以为这是一种不够通达的意见。事实上，如在当时抱持这类意见的不是很多，断断不可能致使史官们取来作为指责对象。甚至还可以说，凡是当时对这事提出意见的，除如韩琦等极少数人外，几乎再难找见不属于这个“不达”的“世之议者”一派的。今略举数人的议论如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于明道二年（1033）七月甲申载范仲淹所上《陈〔救弊〕八事疏》，其所论第四事为：

国家重兵悉在京师，而军食仰于度支，则所养之兵不可不精也。禁军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带者，降为畿内及陈许等处近下禁军，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万人则百万缗矣。七十岁乃停放，……乡园改易，骨肉沦谢，羸老者归复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国用，既废之后复伤物情。

同书卷一一四及《宋史·兵志》（八）均载三司使程琳于景祐元年（1034）所上奏疏，其中有云：

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按指戍守边地之禁军）一兵之费，可给屯驻（按指就地招募之“土兵”）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

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

自咸平（998—1003）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

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绌也。

范仲淹没有把禁军的骑兵与步兵分开，而笼统地说“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这大概是一个平均数字。程琳则把骑兵与步兵的岁给分别列举了。按北宋时的规定，骑兵每指挥为四百人，步兵每指挥为五百人，依此核算，则每一骑兵每年约费百贯以上，每一步兵约费六十四贯左右，而这还只是正常规定的廪给，其他“给赐”、“特支”之类还都不包括在内。假如一股脑儿全计算在内，则其平均数字也与范仲淹所说的大致相似。

范、程二人还都是只就禁军中每个士兵的费用说的，没有谈到禁军将校的费用。而在为数已达七八十万人的禁军当中，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级将校，他们的“月俸”，据《宋史·兵志》（八）所载，诸班直将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诸军将校自三十至三百，凡二十三等。宋神宗于熙宁二年合并了许多军营，减掉了低级将校“十将以下三千余人”（按，十将与将虞候为同一等级，其下则只有押官与承局，二者亦为同一等级，是为军校之最低级），“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是则“十将”等低级将校的月俸当为十二贯左右。至于“上军”和“诸军”的“都校”，即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其月俸则自百千至五十千。这类人员的总数也是大得可观的。

范、程二人所谈都只限于禁军，关于厢军的费用，他们也都没有谈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1047）岁末附载三司使张方平的奏疏（《乐全集》卷二三作《论国计出纳事》）有云：

勘会陕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通人员（按指将校）、长行（按指士兵）用中等例，每人约料钱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绢六匹，绵一十二两，随衣钱三千，计每年共支料钱二百四十万缗，粮一千二百万石，准例六折，米计七百二十万石，绢二百四十万匹，绵四百八十万两，随衣钱一百二十万缗。每次南郊赏给六百万缗。内马军一百二十余指挥，若马数全足，计六万有余匹，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其系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卫、清边蕃落等指挥，并本道土兵，连营仰给，约二十余万人，比屯驻戍兵当四十万人。……

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而衣食，无有解期，七八年间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正救。请举一事而言，则他可以类知也：景祐中天下预买绢一百九十万匹，去年至买三百万匹，诸路转运司率多诉者，有司未如之何。议者徒知茶盐诸课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详求其故，法实不弊，势使然尔。置兵有策则边费可省，边费省则兼并之民不能观时缓急以侵利权，然后有司得制其轻重矣。

引文的第一段，所说虽也只限禁军，而且只限于新增置的四十万禁军，然却是包括将校、士兵二者而进行统计的。可惜其中未将粮、绵、、绢等折价计算，因而难于和范程二人所举费用进行比较。（《乐全集》卷二四载张方平在治平末又上《论国计事》，其中又说：“冗兵最为大患。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庆历五年禁军之数，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余指挥、四十余万人，是增岁费二千万缗也。”这却又只谈士卒的岁给而不包括将校在内了，所以他前后两文所举数字并不等同。）其第二段则是主张对“坐而衣食”的百万禁军加以裁减，然后有关财政的各种问题才可得到解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壬戌载：

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众议纷然陈其不可，缘边诸将争之尤力，且言：“兵皆习弓刀，不乐归农，一旦失衣粮，必散之闾阎，相聚为盗贼。”上亦疑焉。彦博与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养兵太多尔。若不减放，无由苏息。……”

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伏睹朝廷昨降诏旨，委诸路转运使等第选退州郡老弱兵士，……议者谓练士省财，兹实为利。……缘方今天下之患莫甚于冗食（按指老弱兵士），冗食未去不可以节财用，财用未节不可以除横敛，横敛未除不可以宽民力，民力未宽不可以图至治。欲求至治，宜以去冗食为先。”

司马光《传家集》卷三五，收有治平二年（1065）二月所上《言招军札子》，其中也说道：

庆历中赵元昊叛，西边用兵，朝廷广加招募，应诸州都监、监押募及千人者皆特迁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众，国力愈贫。近岁又累次大拣厢军以补禁军之数，即目系籍之兵已为不少矣，何苦更复直招禁军及招饥民以充厢军？臣不知建议之臣曾与不曾计较今日府库之积以养今日旧有之兵，果为有余、为不足乎？

庞、文、何和司马四人所论虽均更笼统，但却全是属于反对“养不战之卒”、“优坐食之校”一派的。

蔡襄的《忠惠公文集》卷一八，有《论兵十事疏》，是他在治平元年（1064）任三司使时写进的。其中论“养兵之费”一事说道：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在这篇《论兵十事疏》之后，蔡襄还附列了关于军费的一个大的账单，今也照抄于此：

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计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钱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五百四十一贯一百六十五文（内夏秋税只有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万六百三十一贯八百八文（南郊赏给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九百九十四万一千四十七贯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余）。

匹帛绢

收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内税绢三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郊赏给不在数内。绫罗锦绮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有余）。

粮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内税一千八百七万二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万二千七百八石。

管军及军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万二百二十三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万四百六十九束。

管军及军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万四百六十四束（八分）。

夏秋税所纳

钱——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

匹帛——二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斗——一千八百七万三千九十四石。

以上三件，更有折变在内，其余所阙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并课利、折科、诸般博买应付得足。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臣恳恳而言，盖见其本末。不早图之，是谓失策矣。

蔡襄写这道奏章和开具这个账单时，他正在三司使任上。他开的这个账单如此具体细致，其确凿可靠，自不容我们再存在任何疑点。然而，他说“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五十千”，这与范仲淹、程琳的估计相差将及一半，这倒是比较不易理解的（因为我觉得范程二人所举数字都不会是有所夸张的）。好在蔡襄自己已经说过“此其大较也”（大较即大略、大概），范程二人所说当然也都是属于大略的推算，因而也就不必再细加核实了。

在这个账单的最后，蔡襄核计了一下养兵费用在当时北宋王朝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说道：“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这个统计数字，与蔡襄在前此不久所奏进的《国论要目十二篇》（见《忠惠公文集》卷一八）中之《强兵篇》所说也并不相同：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

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蔡襄在相距不久的时间内所上的这两道奏章，先既说了“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接着却又说“养兵之费”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常居六七”，好像蔡襄并不知道这两个统计数字是大有区别的，亦殊令人难解。但不论就二者中的哪一个来说，总也可以看出，因养兵费用之庞大，使得北宋王朝的财政经常处于拮据困乏的窘境之中，却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蔡襄所说，终于还只是处于静态中的养兵费用，实际上，即使把对辽或对西夏的历次战役所临时增加的军费概不计入，在平时，北宋戍守各地的禁军也是每三年就要“更戍”、要流动的，而这就又要支付极大的一笔开支。在苏轼的一篇题为《定军制》的文章（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八）中，曾论及此事说：

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刍粟。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

出戍禁军每三年一次的换防，的确要等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其所耗费的钱财，为数当然也很庞大，然而这却是并未列入蔡襄的账单之内的。

另外，据贾昌朝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所上《乞裁减冗费疏》（见《宋诸臣奏议》卷一〇一《财赋门》）说：

臣尝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了足。其三年赏给，仍出自内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实矣。

贾昌朝曾在什么年代做过哪个“畿邑”的令长，无可考知。疏中说，除“郊赉”由内府支给外，其余均由禁军所驻屯的这个“畿邑”扣留的民户赋输供应。他还据以推断，驻有禁军的其他郡邑一定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出戍外地州郡的大量禁军中，必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廪给并不由三司支付，而是由其驻在的州郡扣留的民户赋输供应的。所以在王铚于建炎四年（1130）所修撰的《枢廷备检》中也说道：

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

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原误“亩”，据《历代兵制》卷八引文改）而给一散卒矣。

王铚所说的“一岁之入”，是指北宋王朝的三司一年的收入，说养兵之费“常什八”，也是就三司的全部收入说的；其所说“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则是既不入于三司，也不计入三司的支出数字之内的，与贾昌朝所说“留万户赋输”于畿邑作为三千禁军的费用乃同一类事体。

把三司的全部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用于养兵，使得北宋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而戍守各地的禁军还需要各州郡以民户“赋输”供其耗费，“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实”，意即可以想见北宋王朝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窘状况。所以，最后还得归结为一句话：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