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

一、北宋政权赋予募兵制度的种种妙用

当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初，他就是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的。他所最为关注的，是要革除掉晚唐五代期内的一些主要弊政，以免重蹈它们的倏兴忽亡的覆辙。他运用这一原则来“创业”，他的继承人则更要充分运用这一原则去“垂统”。当他的令弟赵光义以阴谋诡计夺取到帝位之后，在宣告即位的《赦书》当中，就有如下几句话：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乙卯）

这几句话，不但很扼要地概括了赵匡胤在位期内一切军政措施的最微妙用意，而且表明了赵光义还要把它作为他本人及其世代继承人奉行无失、并要随时加以充实的一个传统家法。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另一种说法，叫做“防微杜渐”，而在“防微杜渐”方面所最经常采用的办法，则是对于牵制作用的充分利用。在北宋前期的张官置吏方面最能具体地体现这一精神。例如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北宋则既在宰相之下设置了参知政事；又把晚唐曾权宜设置的枢密院定为常设机构，设置枢密使副以分宰相的军政之权；设三司，置三司使副以分宰相的财政之权；而诸路州郡，也于长吏之下设置副贰，并使其遇事可以专达，甚至以“监州”的身份自居，使长吏无法专擅。而在其军事制度和设施方面也同样最能具体地体现这一精神。我现在只就这后一事加以论述。

北宋王朝把全国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兵也被称为正兵，他们负荷着守卫和征战的职责；厢兵则多是因身材不够魁伟、体力不够健壮，而不能编入禁军中的人，他们只在诸路州郡供杂役，虽有兵的名称，却无战守之责。这两种兵，都是由北宋政府招募而来，按月、按节或按年付与一定数量的廪给、衣粮、赐与和特支等等。

所谓北宋的募兵制度，主要是指禁兵和厢兵而言的。

北宋的乡兵是指：在与辽、夏搭界的缘边诸路，或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的诸路，间或也在内地的某路，按居民各户丁壮数目，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抽调出来，编制而成的。在农闲季节有时也加以训练。他们是专供诸路随时调用的“土兵”。北宋政府有时也把乡兵刺为正兵。

蕃兵是指：在西北缘边诸路，羌族种落甚多，不相统一，把其中汉化较深、与汉人关系较好的所谓熟户或属户中的壮丁编制而成的。

乡兵和蕃兵既都是由抽调征发而来，而不是由北宋政府用一定数量的“廪给”、“请受”雇佣来的，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也必须由北宋政府给予一些物质资助，但这二者基本上不能列入“募兵制度”的范围内，而只是“募兵制度”的一种补充物。

北宋王朝所施行的募兵制度，如所周知，是从晚唐、五代继承下来的。但是，自从它开始继承沿用之日起，它即又赋予这一制度一些前所未有的妙用，亦即功能或职能，以贯彻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就当时一些军事设施和有关的言论稍加剖析，可以概括出下述诸事：

第一，北宋政权之所以沿袭五代梁、晋、汉、周旧规，不选取一个有山溪之险可以依恃之地，而选取一个四战之区的开封为其首都，原因在于开封最便于接受东南诸路的漕运；而其所以那样仰仗东南漕运，则是因为它是“依重师而为国”、“国依兵而立”，必须为赡养这些师旅而准备足够的食粮之故。但是，它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委派在与辽、夏为邻的沿边诸路，经常肩负着战守重任的封疆大吏，也照例都是以不能带领兵马的文臣任正职（例如安抚使），以真能带领兵马的武将任副职（例如安抚副使）。这样就使军人气焰无法高涨，也不能不受制于文职官员了。这是北宋政权有意识地使高级文官与禁军将帅互相牵制，以收取互相制约的作用。

第二，晁说之（1059—1129）的《嵩山文集》卷一，收有他在元符三年（1100）写给宋徽宗的一道《应诏封事》，其中叙述了一个故事说：

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之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从赵匡胤的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以实施募兵制度而使得兵与民截然划分开来，成为两个互相绝缘的社会人群，是感到如何的高兴。而他的继承人和北宋政权的一些御用史官们，对此也都倍加赞赏，因而也都要继续奉行。记载北宋仁宗英宗两朝史事的《两朝国史志》（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四）》转引）论及北宋兵制时说道：

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徒以卫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

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然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皆为良民之卫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在元丰五年（1082）六月壬申也载有宋神宗赵顼论述北宋兵制的一段话：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之权〕，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从上面的三段引文，可知不论是北宋的皇帝或史官，在论述募兵的用意时，全都十分强调把各地“失职犷悍之徒”收编在军队当中的重要意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实即专指被从土地上排斥出来的破产失业农民。把他们招募入伍，豢养起来，首先就会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当中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得现政权多获得一些保险系数。当被招募入伍的破产农民既已转化为职业兵，长时期脱离乡村居民大众之后，便不会再与他们一致行动。当农民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群起反抗现政权时，他们不仅不与之协同动作，且还要为现政权进行武装镇压。这样，就把一些本来可能反抗现政权的潜在力量，转变为维护现政权的力量了。反转来说，也因为兵、民既已截然划分，不可能再一致行动，则如一旦在军队当中发生了意外动乱或哗变时，各地村居农民自也不会随同他们一起闹事了。

第三，北宋禁军所负荷的职责，不只是卫护宫禁和京城，而且要戍守外地州郡及边疆地区，负担着对内的镇压（例如对起义农民或少数民族，以及各种叛乱事件）和对邻邦的防御、征讨等等任务。因此，在内外驻军的数量和比例上，便也不能不大费一番心思，以求能够做出符合于互相制约原则的种种安排。前所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所载宋神宗的谈话，也还有涉及这一问题的一段。他说道：

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

甚至于，驻屯在京城之内的亲卫诸军，与驻屯在京城四周畿辅地区的禁军，在分布上也寓有使之彼此互相制约的作用。这在南宋人王铚所撰《枢廷备检》（见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中曾有所论列：

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

从赵匡胤对禁军屯驻地区和人数比例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在“居常思变，居安思危”，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惟恐其统治权因这样那样的疏忽大意而致失坠。无怪乎他感觉到“为天子亦大艰难”，“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第四，在将帅与士兵之间，在驻军与地方之间，都要用屯戍和“更戍”（即换防）的办法而使之不至相互结托，结为不解之缘。据《文献通考·兵考（五）》说：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猾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

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国合为一家，无复如曩时之难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旧，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于道。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于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

尽管“议者”所提出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然而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一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改行将兵法之前，却大体上还都是按照“更戍”法办事的。这说明，要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正是北宋王朝实施更戍法之用意所在。

第五，是使直接带领军队的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枢密院首长互相制约。这在范祖禹于元祐八年（1093）所上《论曹诵札子》（见《范太史集》卷二六）中有较详明的论述：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枢密之权偏重，动为国患，由乎握禁旅又得兴发也。今副都承旨（按指曹诵）为枢密属官，权任管军，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范祖禹在此文中所表述的是：北宋建国之始，当它制定军事制度时就寓有一种用意，即要使直接领兵的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如军队的调遣、换防以至战时的战略决策等），以防范他们利用机会发动军事异动以至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枢密院正副长官，虽有权调遣军队，制定战略决策等事，但他们手下却又无一兵一卒，因而他们就更不可能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之类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