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尽管如前所论述，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们在此就且不妨说，有之，自陈植锷同志的这篇《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始。虽然他所论述的，在时间上还只限于北宋而未及南宋，而在这一时限之内，又还只论述了属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未涉及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诸多发现、进展、创造和发明。

陈植锷同志这篇论文，取材广泛，思路畅达，所发议论比较鲜明、新颖，文字表达能力也强，所以，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颇有可读性。

既然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既然就中随处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到之见，在其中便难免有不能立即获得公认者。例如，王安石因撰《三经新义》而除左仆射时，他在所进《谢表》中有云：

孔氏以羁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殁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

作者把这段文字引入到论文当中，但在这段引文之前，他先已引用了程颐论当时学术界有三弊的一段话：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毁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然后他把王、程二人的话加以比并牵合，说道“传注之博溺心”，即批评训诂之学；“章句之文胜质”，则批评文章之学；“淫辞诐行”指佛老等异端。把传注等同于训诂或无问题；把章句等同于文章似乎就不甚切合；王安石对佛老的态度与二程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把王文中的“淫辞诐行”与程文中的“异端”都直指为佛老，那就更有商榷的余地了。再如作者把北宋的儒学分为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阶段，且是论文中的一个着力论述的部分，这在答辩的当场，便已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当然，这些也可以说是属于见仁见智的不同，是值得进行商榷，而不能遽断其孰是孰非的问题；或者更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而这对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是更会发生一些有益的作用的。

曾经有人把清代的学术文化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拟，也曾有人把宋代的学术文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则以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向，不论与宋代或清代相比，都有其大不相同之处，因而不必牵强加以比附。但实事求是地说来，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之所不能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我热切希望陈植锷同志如能继此论文之后，再把他论述的时限延伸而及于南宋，更把其中所论述的课题，由儒学、理学、文学等精神文化而扩及于由两宋人士所创造、发明或发展、改进了的物质文化诸方面，使读者藉此能窥得宋学的全貌，那就将是对于中国文化学术史的一桩更大的贡献了。

宋学之所以繁荣昌盛，作者在论文的开端便已有所论述，但他很快就进入本题，对于宋代文化发展的渊源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都没有展开论述，我所写的这篇序引，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粗看似乎离题较远，实际上，我是想要就这一课题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一个侧面，作一些鸟瞰式的补充，而且要使它成为与这篇论文有内部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愿作者和读者们读后所得的印象，能与我的这一意愿相符合，因再赘数语于此。

1989年9月4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