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是立法的依据

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载：“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此话不无道理。法把礼作为自己的灵魂，其内容处处可见礼的精神。唐律引用大量儒家经句，把它们作为立法的依据，涉及的经句来自诗、书、礼、易、春秋等。有的篇目还援引得特别多，如名例律仅五十七条，而出现经句就有四十余处。总归起来，儒家经句的依据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儒家经句是确定一般原则的主要依据。唐律把整个法典的一般原则规定在篇首名例律中。它们集中体现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对其他十一律的内容均有指导意义。确定这些原则的主要依据是儒家经句。《唐律疏议·名例》“妇人有官品邑号”条规定：“诸妇人有官品及邑号，犯罪者，各依其品，从议、请、减、赎、当、免之律，不得荫亲属。”这类妇人可享受这些特权的依据来自《礼记》中的经句，此条“疏议”作了引证，说：“依礼‘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注云：‘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故犯罪应议、请、减、赎者，各依其夫品，从议、请、减、赎之法。若犯除、免、官当者，亦准男夫之例。”唐律还有用两部不同经典中的经句说明同一律条规定的原则。《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就这一原则，此条“疏议”运用《周礼》和《礼记》中的两段经句加以论证：“依周礼：‘年七十以上及未龄者，并不为奴。’今律：年七十以上、七十九以下，十五以下、十一以上及废疾，为矜老小及疾，故流罪以下收赎。”“礼云：‘九十曰耄，七岁曰悼，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受幼养老之义也。”此外，唐律还把律中的原则与经句中的内容联系起来，从沿革的角度寻找依据。“八议”原则就是如此。《唐律疏议·名例》“八议”条“疏议”说：“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即律中的“八议”原则来自西周的“八辟”之制。

其次，儒家经句是确定罪名的主要依据。唐律是一部刑法典，罪名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唐律中的一些重要罪名的设立，都从儒家经句中寻觅根据，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罪名之义取自儒家经句。“十恶”中的不睦罪即是如此。《唐律疏议·名例》“十恶”条“疏议”引用《礼记》和《孝经》中的经句，说明取名“不睦”的理由：“礼云：‘讲信修睦。’孝经云：‘民用和睦。’睦者，亲也。此条之内，皆是亲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叶睦，故曰‘不睦。'”谋反、内乱等罪名的命名也是这样。二是罪名之内容取自儒家经句。“十恶”中不孝罪的“供养有缺”和“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两大内容的确定皆以《礼记》经句为依据。《唐律疏议·名例》“十恶”条“疏议”说：“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缺者”，即构成此罪。该条“疏议”又说：“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衷而问故。’父母之丧，创巨尤切，闻即崩殒，擗踊号天。今乃匿不举哀，或拣择时日者，并是。”此外，谋反、谋大逆、大不敬等罪内容的确定也是如此。

最后，儒家经句是确定刑罚的主要依据。唐律中的刑罚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罪名一起构成律条。五刑是唐律的主要刑罚。五刑的刑种、刑等的确定和它们的来源都与儒家经句有关。《唐律疏议·名例》“徒刑五”条“疏议”从《周礼》中寻找确定徒刑这一刑种的依据，说：“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置以圜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唐律疏议·名例》“流刑三”条“疏议”引用《尚书》的经句说明流刑分三等的原因，说：“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故流刑亦为三等，与之一致。《唐律疏议·名例》“死刑二”条“疏议”引用《春秋》和《礼记》的经句道明绞、斩的来源，说：“春秋元命包云：‘黄帝斩蚩尤于涿鹿之野。’礼云：‘公族有死罪，罄之于甸人。’故知斩自轩辕，绞兴周代。”

儒家思想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经句是这一思想的直接再现。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礼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唐律就是通过“疏议”大量引用儒家经句，并以此为订律依据，体现礼的存在。唐律作为一部刑法典，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是其三大构成要件，也是其内容所在，而其中的一些主要方面皆以经句为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以礼为准。以上事实已能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