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文学改良

中国文学发展到晚清，已经出现了变化的苗头。洋务运动推动了翻译西方书籍、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文化热潮。维新派变法失败，梁启超意识了到国民素质对于政治革新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从“新民”的角度思考社会的变革，强调新民是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梁启超为了推进他的“新民”工程，要借重文学的力量。1899年12月，他在流亡途中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充分肯定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的诗歌革新主张，其目的是要使中国诗词从晚清的拟古风气中摆脱出来，向与民生接近的方向发展。三天后，他又发出“文界革命”的呼吁，意图是通过输入新词语打破已趋僵化的桐城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笔端含情的“新文体”。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先新小说；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欲新风俗，必先新小说；欲新学艺，必先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先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认为小说有“薰”、“浸”、“刺”、“提”四种力，用艺术形象来感染读者，对人心的影响超过其他文体。以梁启超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小说观对中国传统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造成了重大冲击，直接推动了晚清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为了开启民智、扩大新思想的社会影响，在这一波文学革新运动中，白话语言的推行问题已被提了出来。黄遵宪在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正式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他要求“变一文体为适用、通行于俗者”, “欲令天下之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998年，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推行白话的主张，得到了新闻界的响应，一批白话报纸陆续创刊。戊戌前后，长江下游的白话报纸有无锡白话报、安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国民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一些政论文章用白话写出，得以广泛传播。

专门登载小说的数十种小说杂志，此时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梁启超的《新小说》、李伯元的《绣像小说》、吴趼人的《月月小说》、曾朴的《小说林》，最负盛名，被称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这些杂志大量登载揭露政治黑暗、抨击社会时弊的谴责小说，其中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影响最大。据阿英《晚清小说史》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创作小说达四百余种，翻译小说更多达六百余种。其中有一些是迎合市民趣味的世俗小说，而谴责小说的质量是比较好的。这些小说大多体现了维新派的社会政治观点，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展现了晚清社会的基本面貌。在艺术上，它们沿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但又采取了保持情节连续性的长篇结构，借鉴了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技巧，对后来的新小说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缺乏真正现代性思想的支撑，这些小说局限于嬉笑怒骂、谴责讽刺，虽得读者好评，终究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不足以代表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

晚清文学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超功利的文学观开始萌芽。其代表人物王国维，早年接受叔本华等人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开始用西方美学理念来研究文学。他尖锐批评梁启超等人把文学当做改良社会工具的文学观，认为美就是“纯粹无欲之我”在“静观中所得之实念”。他说：“美这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虽物之美者，有时亦是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这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强调“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这种超功利的美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诗教的一大挑战，也是对20世纪初梁启超工具论文学观的一次重要的超越，其意义在于把文学引向了美自身的价值。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其超功利的美学观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论文学观，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具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民国初年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以消闲与消遣为主要目的的小说创作潮流。这些小说的作者大多是科举废止后从苏州等上海周边地区汇集到上海的旧文人，他们依托《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报刊，创作黑幕、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小说，数量惊人。其中言情小说的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周瘦鹃的《九华帐里》、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玉怨》、吴绮缘的《冷红日记》。鲁迅曾说：“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经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对这类小说持批评的态度。但这类小说反映世情，描写细腻，在观念和技巧上借鉴了外国小说，有创新之处；只是其创新不太充分，留有不少旧的思想，比如许多作品反对自由恋爱和寡妇再嫁，表现的是旧文人的本色。另有数量众多的黑幕小说和武侠、侦探小说，影响大的如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李涵秋的《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海上说梦人的《歇浦潮》、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它们揭露国家的内忧外患不无积极意义，但作者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一边暴露，一边欣赏，思想和艺术格调不高。《九尾龟》写章秋谷嫖堂子、玩女人，用鲁迅的话说，“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

历史期待着一场新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