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左翼诗歌及戏剧

左翼诗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一翼。它主要包括普罗诗派和新诗歌派诗人的诗歌创作。左翼诗歌的兴起当溯源于郭沫若与蒋光慈。郭沫若的《前茅》和《恢复》，蒋光慈的《新梦》、《哀中国》、《乡情集》，都是革命诗歌的最初成果。1927—1930年间，更多的诗人加入到革命诗歌的创作队伍，于是形成左翼诗歌发展第一阶段的重要诗派：普罗诗派。其成员主要有创造社诗人郭沫若、段可情、黄药眠、龚冰庐，太阳社诗人蒋光慈、钱杏邨、任钧、洪灵菲、殷夫等。“左联”成立后，革命诗歌一度衰歇，但中国诗歌会的出现又使它再度勃兴，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是《新诗歌》，所以它又被称为新诗歌派。左翼诗歌属现实主义诗潮。它在方法上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但在观念上是反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形成一种与政治运动紧密关联的革命现实主义运动，其诗歌的基本主题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和鼓动无产阶级革命情绪，其诗体形式主要是政治鼓动诗。与新月派、现代派的“纯诗化”倾向相对立，左翼诗歌体现为一种“非诗化”倾向。左翼诗人在身份认同上是把自己当做战士或战士型诗人，把诗歌创作活动视为一种准政治活动。这样，诗歌就被当做一种革命的武器和工具，诗歌的战斗功能和宣传鼓动作用被置于突出位置。左翼诗歌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正是其“非诗化”的典型表征。而殷夫的部分诗歌则是左翼诗歌的成功例子。

殷夫（1909—1931），原名徐祖华，浙江象山县人。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一百零七个》等。殷夫早期的诗歌带有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1927年写于狱中的长抒情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已显示了他诗歌写作的新起点。1929年春起，殷夫成为职业革命者，也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和丰收期，写作了大量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革命诗歌，被称为“红色鼓动诗”。这些诗歌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再现了战斗的场景，描绘了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典型形象，显示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真挚、充沛的诗情。殷夫较早就反省过左翼诗歌的标语口号化问题，所以他的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非诗化”倾向，具有较醇厚的诗性特征。他注重诗歌结构层次的呈现、情感抒发的适当节制、意象的营造和诗语的选择，以及隐喻、象征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其组诗《血字》和《我们的诗》代表了3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它们呈现了革命者生活的不同方面，从游行、开会、发传单等具体行动到精神气质和感情世界，均有诗意的抒写。殷夫的名篇《别了，哥哥》则将兄弟间的亲情与追求真理的热情、个人的前途与阶级的命运交织缠绕起来，在对比、抉择中完成了诗作的起承转合，感情深沉朴实，是一首成熟的新诗歌。殷夫的诗歌是革命性内容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加上可朗诵性特征，因此更具有鼓动和感召力。鲁迅对殷夫诗歌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也隐指了其艺术上的欠缺。

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是“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其成员不下200人。发起人有健尼（高云览）、森堡（任钧）、黄浦芳（蒲风）、穆木天、杨骚等。这个诗派的重要诗人还有关露、王亚平、温流、石灵等。1933年2月，中国诗歌会上海总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各地分会也有自己的刊物或副刊。在中国诗歌会成立《缘起》中说：“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他们针对的显然是新月派和现代派。他们要纠正和廓清这两个诗派的唯美的、颓废的诗风，这其实是对“纯诗化”的反动。他们提倡的是“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的“新诗歌”。“新诗歌”首先是广泛地反映了工农大众现实的痛苦生活及其觉醒与反抗的新姿态。如蒲风的《茫茫夜》、杨骚的《乡曲》等。另一主题是反帝爱国。中国诗歌会及时提出“国防诗歌”的口号并出版《国防诗歌丛书》。“新诗歌”在形式和表达手法上也相应发生改变，如写作叙事诗和讽刺诗。蒲风的《六月流火》、杨骚的《乡曲》、穆木天的《守堤者》等都是长篇叙事诗。任钧是中国诗歌会最重要的讽刺诗人，有诗集《冷热集》。“新诗歌”还“新”在其“大众歌调”上。新诗歌遏制了新月派和现代派的纯诗化、贵族化倾向，使诗歌向现实与大众靠拢，其刚健壮阔的诗风对诗坛起到了振起和冲击的作用，但其非诗化倾向也是致命弱点。

没有加入过“左联”，但与左翼诗人一样具有现实主义诗风的是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县人。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泥土的歌》，长诗《自己的写照》，讽刺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其中《烙印》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诗集。臧克家是一位以现实主义为主调的诗人。从与现实的关系看，他的诗与新诗歌派相近；从诗语精炼和形式谨严的角度看，他的诗又受新月派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从重意象、重暗示的诗艺特征看，他的诗显然挪用了现代派；从运用想象的表现手段看，他的诗又带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他的诗广泛借鉴古今中外诗歌艺术，既避免了口号诗的直露与粗糙，也没有神秘诗的艰深晦涩，更极力摆脱形式主义诗歌的拘谨。其诗歌在非诗化和纯诗化之间找到了一条自己的新路，在内容充实与形式讲究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谐。在内容上，臧克家的诗执著于表现现实人生，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他最擅长描写封建性乡村中的悲剧型农民、传统农民，如《难民》、《老马》、《老哥哥》、《歇午工》等。他还有许多诗描写了城乡各类劳动者、弱小者的悲惨生活，如《渔翁》、《炭鬼》、《当炉女》、《神女》、《罪恶的黑手》等。臧克家在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描写中还提炼出一种人生哲学——坚忍主义，即一种忍受苦难、迎战苦难的生活态度。他甚至直接用诗句表达这种主义：“苦死了也不抱怨”; “活着带一点倔强，尽多苦涩，苦涩中有你独到的真味”; “当前的磨难就是你的对手，运尽气力去和它苦斗”。这种主义赋予了他的诗歌以更深厚的内涵。总之，臧克家的诗写的是极严肃的人生内容，没有闲情与爱情。与这种严肃的内容、深沉的主题相配的是其诗歌形式上的谨严。在抒情导向上，他不是将诗情向外铺张，而是往内紧缩，将抒情与“主智”、自我与“非个人化”结合起来，苦心寻找情感与思想饱和交凝的焦点。这使得他的许多诗具有象征诗的多义性，如《老马》。在艺术构思方面，他的诗整体上注重意境的创造，局部上注重意象的捕捉。在表述方式上，他擅长凝练概括，注重词句的锤炼。在诗体艺术上，他的诗又具有一种格律的印迹，受古诗格律和新诗格律的双重影响。臧克家在诗艺上不断探索，他曾尝试写长诗、讽刺诗，追慕博大雄健的诗风，但终究只能以那些谨严、凝练的抒情短章取胜。

左翼戏剧运动及其创作也在革命文学倡导的背景中展开。1929年11月，由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发起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这是最早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团体。他们出版《艺术》、《沙仑》两种剧刊，首次提出建立“新兴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并举行了两次公演。1930年8月，上海艺术剧社又联合摩登、南国、辛酉、光明、戏剧协社等组成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开展大众化戏剧运动。他们组织移动剧团到基层演出，还建立了工人业余剧团“蓝衫剧团”。1933年“剧联”又提出“戏剧走向农村”的口号。1936年左翼戏剧界又开展了“国防戏剧”活动，创作演出了《走私》、《咸鱼主义》（洪深执笔）、《汉奸的子孙》（于伶执笔）、《放下你的鞭子》（崔嵬等改编）等剧目。1936—1937年，“剧联”又以上海为中心掀起“大剧场”演出热潮。在左翼戏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剧作家，其剧本创作在主题、题材诸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工农和城市贫民成为主人公，争取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成为剧作主题。重要的剧作家有田汉、洪深、夏衍、白薇等。田汉（1898—1968）在1929年创作了《名优之死》，通过名优刘振声的悲剧表达了要追求艺术，首先得改造这世界的主题。这是田汉摆脱其唯美主义思想而转向现实主义的代表作。1930年3月，田汉加入“左联”后，对“南国运动”及自己的感伤倾向进行了反思，投入到左翼戏剧的创作中，写出一批表现工人的反抗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剧作，如《梅雨》、《回春之曲》等。洪深（1894—1955）早期的代表作是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赵阎王》。加入“左联”后，最重要的作品为“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剧。其中《五奎桥》（独幕剧）较其他两部多幕剧艺术上更成功，是话剧中最早反映农民反抗地主的优秀剧本。夏衍（1900—1995）在1936年发表了两部历史讽喻剧《赛金花》和《秋瑾传》，借古讽今，以古励今。他还有一组总题叫《小市民》的剧作（共五篇），反映上海市民生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重逢》（即《上海屋檐下》）。它描写了1937年梅雨季节里上海一石库门民居中五户人家的命运。剧作以林志成与妻子杨彩玉及其前夫匡复之间的纠葛为主线，让五户人家统一在同一屋檐下、统一在同一种自然气候和心理气候中来展开戏剧冲突，真实再现了上海普通市民的痛苦生活情景，是一部匠心独运的现实主义剧作，代表了左翼剧作所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