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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地位的变迁与现代散文的得失

提示：对散文中“自我”的认识，上个世纪走过了张扬、贬低、失落和重新发现的曲折过程。

20年代重要作家和评论家无不认为，自我发现和自我表现是散文最重要的特征。所谓“自我”，就是散文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主独立的精神、创作个性和真情实感。3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与左翼作家的论争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对散文中的“自我”的界定。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认为，左翼作家们强调“抓住时代精神”，结果是失去“自我”，做出来的不过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载道”文学。他们认定“自我”就是“独抒性灵”。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们则明确地强调，“自我”必须与时代相联系，小品文里必须有时代的“眉目”和大众的“灵魂”，回避时代的要求沉迷于个人小天地里的“自我”狭隘而不足取。对“自我”的不同理解，各有其合理的出发点，同时又各有偏颇，这种偏颇某种程度上源于作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前者在对抗和争辩中把“自我”看成是可以遗世独立的神秘之物，后者则过于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学意义，有可能淡化“自我”的独立性而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

50年代以后，现代散文中的“自我”被彻底放逐。没有了“自我”的散文，只能是“载他人之道”的散文，尤其是杂文传统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不复存在，文学的自由不复存在。这是自我的失落，是“说自己的话”的五四散文传统的失落，是知识分子在威权下，根深蒂固的“载道”意识和奴性意识的重现。同样，叙事抒情散文中的“自我”被严重扭曲，被所谓的“大我”和假“我”所代替。很多散文中原本的儿女亲情、正常人性的表现，也被视作写作的禁区。散文中虽然句句有“我”，但是这个“我”不说真话，戴着面具；散文中也有杨朔式的“抒情”，但这个情是“假”、“大”、“空”的，由此而形成“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散文模式。

70年代末，巴金提出“说真话”，许多老作家重新提笔，反思性和批判性散文大量出现，散文才重新出现繁荣的局面。而这种繁荣的标志便是散文中有着真情实感、个性鲜明的“自我”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