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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对生命“强力”原型的复活

提示：郭沫若《女神》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而生成的，其中对被人类“文明”所湮没的生命“强力”原型的表现起了重要作用。远古神话以特殊的方式最早表现了人类生命中这种固有的“强力”记忆，共工、夸父、精卫、后羿、大禹等均为大力神形象，他们拨动了读者固有的对于力量的集体无意识记忆，放射出无限的光芒。然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进入“文明”社会后，“强力”不再受到崇拜，以力为核心的原始文化精神被儒家所推崇的“温柔敦厚”所取代，以至于“强力”这一深远的文学原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显现自己本质的载体。郭沫若吸取域外精神资源，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文化氛围中，获得了超越儒家文化的力量，在《女神》中书写了一种自由解放后的破坏力、创造力，《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表现了一种惊世骇俗之“力”，一种古典文学中所缺失的精神形式。这些作品在根本上超越了“温柔敦厚”、“思无邪”的文学，回归到了远古神话原型“强力”那里，使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了永恒的王国中，超越了时代性；同时，它们又以现代文化为基础超越了古代神话中的“强力”原型，使初民的“强力”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使“强力”原型在现代意义上得以复活，由此激活读者“种族记忆”中的“强力”心理，使他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生命源头的途径，使他们在现代物质文明压迫下充满自信心，使他们受压抑的意识得以释放，心灵得以补偿。就是说《女神》以现代形式与生命原初经验进行对话，复活了生命“强力”原型，由此激活了读者潜意识中的“强力”记忆，获得了超越时空的价值，这即是其深层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