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浪漫派与抒情小说

创造社在文学研究会之后“异军突起”，开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创造社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发起人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这些人爱好文学，受国内文学革命的激励，想引导一个新的潮流，以打破文学研究会对文坛的“垄断”，于是商议成立了这个新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行《创造》季刊，后又出版《创造周报》、《创造日》，并编辑出版了《创造社丛书》。

创造社成员年轻气盛，他们在日本受尽“东洋气”，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学思潮，特别是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有着更深的精神联系，因而当他们要与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区别开来时，很自然地走上了浪漫主义的道路。他们强调文艺是自我的表现，推崇灵感的作用，反对艺术有另外的目的。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观点，体现了创造社成员共同的文学理想。

20年代中期，随着主要成员参加革命，创造社的方向发生了转换。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等文章，宣布浪漫主义标榜个性自由，已成了“反革命的文学”。他要开展自我批判，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927年下半年，郁达夫宣布退出创造社。次年从日本回来的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激进青年加入进来，创造社又出版了《文化批判》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引起了他们与鲁迅等人就“革命文学”的问题展开的一场影响很大的论争。

创造社的流派意识很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高举“创造”大旗，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先他们登上文坛、奉行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基于不同流派观点的文学论争，虽有一些过火的言论，但总的看对于五四文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浪漫派作家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观点与其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很自然地促成了一类感伤抒情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行路难》、《残春》、《喀尔美罗姑娘》等，都是主观抒情的小说。而写浪漫抒情小说成就最高的，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8—1945），浙江富阳人。1921年10月，他出版了小说集《沉沦》，内收《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篇小说。《沉沦》写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和同胞的排斥，变得自卑寡欢。他离群索居，不甘沉沦而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最后从酒家买醉求笑，投海自杀。作品不讲究故事的完整，而注重内心情绪的宣泄，是一种自叙传的写法。郁达夫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点，又受到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因而他的小说取材基本就是身边琐事，尤其贴近个人的情感。他作品里的主人公不管叫“质夫”、“文朴”，或者“我”和“他”，其实都是自我的艺术写照。《茫茫夜》里，于质夫从日本回国，目睹政治黑暗，觉得“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意志脆弱的他便因失望而采取了自暴自弃的态度，从妓女身上寻求同情和麻醉。《茑萝行》写主人公在安庆教书时家里家外的不如意：同事排挤他，妻子不是理想的爱人。他常常拿妻子出气，过后又不得不歉疚地认错，写出了一个性格懦弱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悲苦和挣扎。这些人物身上，多少都带有郁达夫的影子。

郁达夫说他在日本留学时读外国小说，几年之内“总有一千部内外”，而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关于郁达夫所受屠格涅夫的影响，一般都会关注他们作品里的主人公有相似的“多余人”血统。但郁达夫的多余人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平民和贵族的身份区别。因而要说屠格涅夫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主要还是一种由情感触动而引起的对自我多余人身份的恍然领悟，这种自我的发现导致作家精神生活和想象方式的变化。这一总体性的影响，又使郁达夫从屠格涅夫的创作中获得了注重人物内心体验以及自然美对人物塑造的作用等方面的经验。这些启示和经验，对郁达夫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3年7月，郁达夫发表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小说写一个烟厂女工与“我”的一段交往。陈二妹关心和劝导“我”，突出了这个女孩的坚强和善良，“我”则在陈二妹的纯洁中获得了灵魂的升华。次年，他又发表了《薄奠》，通过一个人力车夫艰难的一生和他的死，控诉世道的不公。这两篇小说在自我表现的风格中增加了社会批判的内容，已经流露出了风格变化的端倪。到1927年，他发表了《过去》，写一个知识分子碰到以前的情人，靠他自己的理性力量战胜了情欲。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中年人的情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前进的时代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意识到了“沉沦”式的风格已经不受读者的青睐了。

郁达夫本质上是个诗人。他情感纤弱敏锐，对内心生活体验很深，对自然美有很强的感受力，其小说不重视情节，而是向诗美的方面开掘。他早期的小说，在感伤的情调中点缀了清丽淡雅的景色片断。到了后期，他虽然写出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但真正能够代表他后期创作成就的是《迟桂花》、《杨梅烧酒》、《东梓关》、《瓢儿和尚》等具有散文美和诗美的小说，其中尤以《迟桂花》写得出色。《迟桂花》写“我”受同学邀请去参加其婚礼，重点却是“我”与同学的妹妹同游五云山，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净化了情欲，人格得到升华。优美的景色和感情的升华构成了作品的主体，从中可以看出传统审美趣味对作品的渗透。

郁达夫小说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其中的性苦闷及变态心理的描写。读者要在看到其颓废一面的同时，认识到这是作者抨击社会不公的一种独特方式。《沉沦》中的主人公陷于性苦闷，但郁达夫努力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写。主人公跳海前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在个人失败中包含着郁达夫式的爱国主义情怀。《茫茫夜》或许更消沉些，但是也不乏揭露士大夫虚伪的意图，或如郭沫若说的：“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到作假的困难。”周作人在《沉沦》一文中已经指出了它描写青年现代的苦闷，即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不是不道德的文学，而是“不端方”的文学，当然这也是“受戒者的文学”，少儿不宜。

郁达夫小说的自我暴露，与他的文艺观是有关系的。他说：“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个真字上”, “心境是如此，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这种文艺思想，体现了五四青年的人本主义立场和对个人道德的自信心。

郁达夫的散文也写得很好，尤其是他30年代的游记，以个人的体验写出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的美，尽显其浪漫的才情，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到南洋，从事抗日宣传。日本投降前夕，他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以生命为代价实现了爱国的承诺。

张资平（1895—1950），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他在日本开始创作小说，处女作《约檀河之水》描写一个中国青年与日本房东女儿的恋爱悲剧，带有浪漫情调，但青年在绝望中皈依了基督教，削弱了作品的反叛力度。张资平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创作长篇小说的作家，他的《冲积期的化石》、《飞絮》、《苔莉》等以写实的笔法讲述爱情故事，展现青年恋爱的心理较为细腻。他在文坛的地位，也主要靠这些长篇奠定。但张资平过多地表现男女间的挑逗追逐、争风吃醋，后来更热衷于编造乱伦的故事，失去了他早期作品心理描写的蕴藉含蓄，受到了鲁迅的尖锐批评。

五四时期的浪漫抒情小说以郁达夫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其中较有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一些后起之秀，如倪贻德、陶晶孙、叶灵凤等。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写“我”与三个女学生在玄武湖荡舟作画，相互体贴关怀，脉脉含情，他们的行止不过比较浪漫罢了，但这在风气尚未开化的地方招来了众人的嫉妒与嘲骂，使主人公感叹境遇的困苦、人世的孤零和社会的仇视，把美好的青春葬送了。陶晶孙有音乐造诣，他的小说包含了较多的音乐成分。他的日语比汉语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助成了他寓巧于拙的语言风格。《音乐会小曲》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小说分三节，各以“春”、“秋”、“冬”命名，分别写出了伤感、萧瑟、难堪的人生境遇。《木犀》则以神秘醉人的木犀香潮为暗线，串起了一个少年与其年轻漂亮的女先生脱俗而凄凉的恋爱故事。陶晶孙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浪漫而温文尔雅，擅长在女学生和舞女中周旋，可又不流于轻薄，常让人觉得有淡淡的哀愁在心头。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写感伤的多角恋爱故事。他受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颓废派的影响很深，擅长表现人物的变态心理，营造幻美的气氛。

写浪漫抒情小说的，其实远不止于创造社的作家。陈翔鹤和林如稷是浅草—沉钟社的成员。前者的《西风吹到枕边》写C先生身受旧式婚姻的酷刑，可又不得不同情那个身不由己的女子，颇有郁达夫《茑萝行》的情调。后者的《流霰》，主人公内受累于旧式婚姻，外不见容于专制的学校，觉得世途暗昧，心境无宁，追慕起“自沉湘江的屈原”和“狂歌醉没的谪仙”，也是一种浪漫抒情的写法。文学研究会的王以仁，自认为受郁达夫的影响很深。他的《孤雁》由6封书信连缀而成，告白“我”的漂泊和挨饿受冻的人生景况，的确可以见出郁达夫的影子。

庐隐（1898—1934），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文学观念却与创造社相近。她说：“文学创作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她的创作从问题小说起步，很快转向以抒写内心感受的方式来追问“人生究竟”。她所看到的人生大都像演戏一般，名利的代价只是“愁苦劳碌”，神圣的爱情到头来靠不住，人们都戴着假面具互相猜忌倾轧。《海滨故人》是她的代表作，主人公露莎和一群女友对生活充满憧憬，而冷酷的现实把她们的理想撞得粉碎，不仅事业成了泡影，而且爱情在结婚后也变了味。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使这些人不堪重负。几千年来女性深受纲常名教的压迫，连表达苦闷的权利也没有。庐隐冲破封建观念的藩篱，以一个女流之辈大胆宣布女性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的思考，表达了女性在婚姻恋爱问题上要求拥有与男子平等权利的愿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庐隐随后出版了短篇集《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和长篇小说《归雁》、《象牙戒指》。庐隐喜欢用书信体，虽然语言不够精练，但她长于展现女性的内心苦闷和憧憬，那种主观抒情的写法是有其特色的。

沅君（1900—1974），是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女作家。她没有参加过创造社，但最初的作品发表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她的小说充满热烈的情感，写青年人勇敢地反抗封建势力对婚姻的干涉和阻拦。若论当时描写女性恋爱心理之细腻，表达女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要求之强烈，沅君是首屈一指的。她的作品比庐隐少些悲哀，多些抗争的精神。正是这些方面，再加上她采用的便于抒发主观激情的第一人称或书信体的写法，构成了她前期小说的浪漫抒情的特色。

创造社以外的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创作浪漫抒情小说，这说明五四是一个青春浪漫的时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创造社，辐射到了更广的范围。这正有点像郑伯奇所说的，“在五四运动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狂风暴雨’差不多成了一般青年常习的口号。当时簇生的文学团体多少都带有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