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生派与写实小说

新文学流派的形成，始于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文学研究会是最早的一个新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后来成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余人，在上海、广州等地还成立了分会。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此外还发行了《文学周报》、《文学旬刊》及《诗》月刊，而且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共计二百余种。

周作人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声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强调文学激励人生、指导人生、改造人生的作用，是直接针对鸳鸯蝴蝶派小说及其娱乐性文学观念的，反映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社会使命意识。

文学研究会中主要从事新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是沈雁冰。在改革《小说月报》之初，沈雁冰已经提出：“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在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与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大多认同这种“为人生”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吸引了不少有个性的作家和诗人，比如后来成为新月派主将的徐志摩，象征派的两位重要诗人李金发、戴望舒，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倾向总体上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俄罗斯和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和外国文学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文学研究会介绍的重点是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品。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后，即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易卜生、左拉、莫泊桑、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四十余部作品急需翻译，并重点介绍了左拉的自然主义。沈雁冰当时所理解的自然主义，其实就是现实主义。

文学研究会开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先河。汇集在其中的作家大多来自农村，对乡土有很深的感情。因而当他们受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把创作的重点转向记忆中的乡土时，五四文坛便出现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创作潮流。

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曲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他又指出这些作品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鲁迅的《故乡》、《风波》、《社戏》等小说，就其题材和风格而言，是乡土文学的作品，只是由于它们代表五四文学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远比一般乡土小说深刻和成熟，通常才未归入乡土文学的范畴。

乡土文学的作家大多受鲁迅的影响，而周作人主张文学要有地方特色的观点也鼓励他们去开发乡土题材。这些作家注重描写乡土的习俗，折射中国社会的变迁。虽然怀着“乡愁”，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直面乡土的真实，写出农村的破败和人性的愚昧。乡土小说比起问题小说来，艺术上有明显进步，内容上则更为充实。

写乡土小说成就较为突出的有王鲁彦、彭家煌、蹇先艾等。王鲁彦（1902—1944），浙江镇海人。著有短篇集《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伤兵旅馆》、《我们的喇叭》，中篇《乡下》，长篇《野火》。他早期的小说带有浪漫抒情的成分，如《柚子》讲述湖南军阀杀人像砍柚子，围观的人群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小说的结尾写道：“湖南的柚子呀！湖南的人头呀！”作者的愤怒溢于言表。当王鲁彦转向乡土题材时，主要是写他家乡镇海农村的生活和习俗，代表作有《菊英的出嫁》等。《菊英的出嫁》写一个女孩子的隆重婚礼，婚俗的环节写得十分细致。到临末，读者才发现婚礼的主角都在多年以前死了，双方的家长只是按照当地的冥婚习俗，把已经死去的一对孩子用婚礼的形式迁葬到一起。这样的爱心，其实是透着愚昧的，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王鲁彦的这类小说，因写风俗十分细腻而具有民俗学的价值。《许是不至于罢》、《阿卓呆子》、《阿长贼骨头》则在写风俗的同时，刻画乡村的各色人物，含着讽刺和喜剧意味。1927年，他发表了《黄金》，主人公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乡村绅士，仅仅由于出门在外的儿子没有按期寄钱来，便被人瞧不起，受到了乡邻的种种轻侮。最后他在梦中见到儿子升了官，派人送来了黄金，以前侮辱他的那些人又变得十分恭顺了。这些人的前倨后恭，反映了金钱的观念已经破坏了农村的古老民风。这篇小说艺术上相当圆熟，堪称王鲁彦的代表作。

彭家煌（1898—1933），湖南湘阴人。著有短篇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喜讯》、《管他呢》、《平淡的事》、《寒夜》、《厄运》、《落花集》、《出路》，中篇《皮克的情书》。他的《怂恿》是一篇优秀的乡土小说，写两姓家族头面人物的宿怨引起了一场风波。恶棍牛七的蛮横、小人物政屏的愚蠢懦弱、伙计的油滑、长工的粗莾，都刻画得相当生动。作品语言活泼，适当运用方言，增加了地方色彩和喜剧效果。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称赞这篇小说是“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同样具有喜剧味的还有《活鬼》。所谓活鬼，是小孩子娶的大龄媳妇闹出来的，讽刺了乡下财主为人丁兴旺而纵容媳妇偷汉。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著有短篇集《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中篇《古城的儿女》。他的《水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骆毛偷东西被捉，乡里人按习俗把他捆起来沉入河底处死，围观的人群像戏剧的看客，骆毛的母亲双目失明，到傍晚还在等着她唯一的亲人回家。《在贵州道上》的地方色彩也相当浓郁——贵州的自然景色，“加班”轿夫赵洪顺的打扮和他抽鸦片、穿草鞋、骂老婆，以及轿夫们抬轿时说的方言行话，都写得相当生动。蹇先艾小说刻画的寡妇、小偷、轿夫、烟鬼、士兵等形象，充满了泥土味。

许杰（1901—1993），浙江天台人。他的《惨雾》写浙东农村两个村庄的农民为了争夺河边的一块土地而发生大规模械斗，一个弱女子兼有女儿和媳妇的双重身份夹在中间，揪心地目睹父亲、兄弟、丈夫等亲人惨死却无力阻止，表现了作者长于叙述和渲染氛围的才能。他的《赌徒吉顺》写吉顺沉迷于赌博，最终连老婆也典给了别人，其中的人物心理刻画得相当精彩。

乡土小说增强了新文学反映生活的力量，艺术上远超问题小说。而完整地走过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小说的创作道路，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成就最高的小说家的，是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苏州人。他在五四时期出版了《隔膜》、《雪朝》（合作）、《火灾》、《线下》、《城中》、《稻草人》等小说和童话集。早期的作品也主要是问题小说。那时他认为人生的问题在相互“隔膜”，所以写出了因为精神上的隔膜而不得不相互虚伪应付的悲哀（《隔膜》），知识分子与农民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对人生的歧见（《苦菜》），甚至夫妻之间，也似乎只剩下所谓的“共同生活”，而没有思想和感情上的沟通（《一个朋友》）。叶圣陶主张用“爱”与“美”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到《饭》和《校长》，他已经克服了问题小说的局限，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力量。叶圣陶当过小学教员，对小市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很熟悉，所以他塑造贫困而又性格懦弱、易于满足的吴先生（《饭》）的形象相当成功，揭露教育界的弊端（《校长》）也比较深刻。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代表作是《潘先生在难中》。这篇小说发表于1925年，主人公潘先生带着全家躲避战乱到了上海，可一听说教育局长要严办擅离职守者，又惶惶然返回乡下的学校。不料战事结束，他只是虚惊一场。潘先生胆小自私，缺乏公德，只管一家人逃命，根本不在乎他人的安危，更不要提关心国计民生了。战事才结束，他就受命写下“功高牧岳”、“威镇东南”等条幅，为军阀歌功颂德。作者在容量有限的篇幅中，用白描手法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小市民典型，显示出比当时一般小说家技高一筹。叶圣陶的短篇小说注重细节刻画，语言朴素平实，隐含着“不动声色”的讽刺。

1929年，叶圣陶出版了长篇小说《倪焕之》。作品前半部写倪焕之在事业和爱情方面的追求和幻灭，叙述和描写都相当细密。后半部写倪焕之努力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但他难以跟上时代步伐，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作者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缺乏了解，后半部以叙述代替了描写，结构也显得较为松散。尽管有这些缺陷，《倪焕之》依然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

许地山（1894—1941）是文学研究会中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生于台湾，长于福建，青年时代到过东南亚，后又进牛津大学研修宗教考古学，精通梵文。早期的小说探讨人生问题，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人生本苦，解决的途径在宗教的“爱”。后来的小说贴近人生，但基本的主题仍是“人生苦”和宗教救赎。这些作品基本是以东南亚一带为背景，充满异国的情调。《命命鸟》写一对恋人因为遭到父母反对，参透人生后一起含笑投湖，他们把死看做是走向爱的极乐世界的一个环节，所以没有一点抱怨和恐惧。《商人妇》写惜官在与丈夫分离十年后到新加坡寻亲，反被丈夫卖掉。她逃出来自立，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她不恨别人，觉得人间一切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缀网劳蛛》延续了这一主题：主人公尚洁遭丈夫误解，毫无怨言地离开家门流落到马来半岛的西岸，被一个采珠商收留。丈夫后来受基督教神父的感化而请求她原谅，她便不计前嫌，回到了原来的家。作者宣扬一切要顺乎自然，这看似消极，实则隐含了弱者的一种进取的人生哲学，体现了宗教人生观坚韧的一面。许地山兼取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和儒家的仁义，使之上升到大爱的高度，作为人从苦难的现实中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方式。即使到了30年代的《春桃》，现实主义风格已经成熟，可是主人公春桃凭一种博大的爱收留了结婚之夜失散、已经残废了的丈夫，从而演绎了一段一妻两夫、相濡以沫的动人故事，我们从中依然能看到他早期小说里那种宗教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