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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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

《呐喊》洋溢着战斗的豪情,《彷徨》透露出五四落潮期鲁迅内心的苦闷和孤独,它们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第一,深刻揭露了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鲁迅接受了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思想,从自身的生存经验中痛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人的愚昧,所以要“撄人心”,解放人的思想。他把小说创作自觉纳入到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中,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狂人日记》运用两套文本:作品的题记使用文言文,代表了现实世界的声音;正文用白话文,反映了狂人内心世界的声音。两套不同的文本是两种语言空间,隐喻了新旧文化的尖锐对立。作品中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他思维荒谬,语言混乱,但在看似疯狂的话语中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思想。这种奇异的艺术效果,来自于鲁迅在结构艺术上的大胆创新。鲁迅采用复合的结构,在表层结构上戏拟混乱的语言,表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态思维,而在深层结构上却承载着作者自己的思想。因而从根本上说,这个狂人不是一般的战士,也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鲁迅自己对历史认识的艺术表达。这种“特别的格式”,使这篇小说实现了癫狂语言与深刻思想的统一,为中国小说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奇的审美视界。

《孔乙己》写的是一个落魄书生受人嘲弄最后饿死的悲剧,包含了封建等级制度杀人这样的主题,其实是礼教“吃人”的另一种形式。作品里,酒客与孔乙己的行为都受制于等级观念。不过,孔乙己虽然迂腐,毕竟善良,因而他的死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控诉。更有意思的是,孔乙己是被同样是读书人的丁举人打折了腿,最后走向死亡的。一个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读书人,摧残了一个落魄的读书人,这构成了对封建等级观念的辛辣嘲讽。

由《狂人日记》开始的对封建思想和宗法制度吃人本质的揭露,是鲁迅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贯穿在他后来的创作中。

第二,反思了辛亥革命,强调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鲁迅的小说没有正面描写辛亥革命,而是侧重从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来思考这场革命与民众的关系。《药》由两条线索构成,明线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暗线写革命者夏瑜为革命而牺牲,通过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把两个故事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革命者为民众牺牲,他的鲜血却成了民众用来治病的“药”,表明革命者为民众牺牲没有得到民众的理解,他的鲜血白流了。透过革命者和群众之间的隔阂,鲁迅把质疑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脱离民众,又指向民众的愚昧。这体现了鲁迅小说的启蒙主义性质。

《阿Q正传》写阿Q的愚昧落后,他向往革命不过是为了个人欲望的满足,因而阿Q式的革命即使成功,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但阿Q毕竟有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急迫要求,他本能地感到革命对他有利,就去投降假洋鬼子,这说明阿Q本来是可以成为辛亥革命的基本群众的。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改善阿Q的处境,反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阿Q被当做替罪羊枪毙了。这里,鲁迅从民众与革命的关系方面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在对辛亥革命表示失望的同时,强调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阿Q形象具有多重的意义。就社会身份而言,他是一个落后的农民。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他妄自尊大又自轻自贱,既敏感忌讳又麻木健忘,既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 《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这些矛盾对立的性格因素统一在阿Q身上,显示了阿Q内心的扭曲和他的双重人格。这种人格的集中表现,就是精神胜利法。阿Q用精神胜利法来对抗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这既有其愚昧的一面,消极的后果就是使他永远处在不觉悟的状态中,不敢面对现实;但也有其无奈的一面,即阿Q作为一个弱者,无法对抗强大的环境,只能通过扭曲自己来迎合强者,求得可怜的生存。从这后一方面来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一种生物性的自我保护反应,也可以说是人类较为普遍的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精神弱点的象征。

鲁迅不仅创造了阿Q这一独具魅力的艺术典型,而且营构了独特的社会环境——未庄。这里封建等级观念盛行,影响着人际关系。这种等级意识森严、冷漠无情的现实,正是造成阿Q悲剧的原因之一,也是生成阿Q精神胜利法的重要土壤。

第三,真切地反映了旧时代农民的悲惨命运及其精神上的弱点。农民在鲁迅的笔下主要是作为精神奴役创伤的承担者出现的。通过阿Q、闰土、七斤、九斤老太、爱姑等落后农民形象的塑造,鲁迅揭示了国民精神上的病态和性格的缺陷,又对他们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风波》是张勋复辟在农村引起的一个余波。复辟的消息传到农村,引起了一阵骚动。七斤因为进城被人剪了辫子,赵七爷威胁说他面临杀头之灾,一家人因此感到恐慌。周围的人听后,有幸灾落祸的,有扬眉吐气的,有来凑热闹的。最终发现这是一场虚惊,村子于是复归平静,赵七爷又盘起了辫子,生活呈现老样子。鲁迅以此揭示了农村的闭塞落后、农民的愚昧麻木。

《故乡》是鲁迅小说中抒情味最浓的一篇。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对比,反映了动乱年代的天灾人祸对农民的损害;闰土见到“我”时的一声“老爷”,又说明了闰土在社会化过程中失去了他少年时代的天真,服从了传统的等级观念。这种改变是令人心酸的,表面看是一个人的成长,实际上却是精神的异化。闰土目前景况的不好是与他精神上的这种变化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虽然对他的处境抱着深厚同情,但对他精神上的异化却感到悲哀。

《祝福》对底层妇女的描写具有独特的意义。鲁四老爷与其说是政权的化身,不如说是礼教的化身,因为他的言行无不合乎封建礼教的规范。他虽然对祥林嫂婆家把祥林嫂绑走的行为感到愤怒,但最终又默认了这一行为。他吩咐下人把祥林嫂的工钱算清交给她婆家,从封建礼教的观点看,是一个正派人。但正是这个所谓的正派人按照礼教的观念,禁止祥林嫂参加除夕之夜的祭祀,摧毁了祥林嫂活下去的希望。鲁四老爷是按礼教行事的,所以他对祥林嫂的精神摧残是封建礼教对祥林嫂的精神摧残,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礼教造成的悲剧。

第四,探索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命运是鲁迅小说的另一个表现重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包括了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艺术实践探索了他们的思想历程,展现了他们的内心矛盾,对他们身上的局限进行了深刻的解剖。相对来说,《呐喊》主要写农村和农民;到了《彷徨》,知识分子题材的分量明显增加了。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曾经奋发过,但他像苍蝇一样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心灰意懒,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鲁迅同情吕纬甫的遭遇,但并不认同吕纬甫精神上的颓唐。魏连殳特立独行,可是最后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实际是他理想的幻灭。历史的重负、内心的孤独、焦灼的苦闷、复仇的愿望,面对“奴隶”和“看客”的世界,先行者的内心感受在“孤独”中得到最为深刻的体现。“孤独者”形象从根本上说是鲁迅的一种内心体验的艺术表达。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爱情从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从社会方面来看,他们的悲剧是由于自由恋爱不被封建舆论所认可,涓生失业,从而摧毁了他们爱情的经济基础。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俩对爱情的理解不同,个性也有很大差别,从而导致最终的分手。涓生为了救出自己,以一种堂皇的借口告诉子君已不爱她了,这无异于摧毁了子君的精神支柱。而子君把爱情视为人生的一切,一旦失去了爱情,就没有了别的出路。鲁迅写这个悲剧,除了对子君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外,主要是为了打破五四青年的单纯幻想,要他们把争取恋爱自由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使《伤逝》的主题远比五四时期一般表现两情相悦的爱情题材小说深刻得多。

《呐喊》和《彷徨》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探索,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们在艺术创新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推动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

鲁迅把外来的艺术营养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按照题材的特点和主题表现的需要,在小说形式上不断探索,因而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新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伤逝》是手记体,《药》采用双线结构,《祝福》用倒叙,而他采用最多的则是直叙的散记体,即用直叙的方法,让故事在起伏中直接地发展到高潮。

在艺术手法上,鲁迅擅长白描,即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来表现其个性,并由行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人物活动的背景,传达出时代的特点。他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3页。画眼睛,一是指笔墨尽量省俭,不作过多的铺叙,用细节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比如《肥皂》的结尾写到四铭的老婆最终还是用上了四铭替她买的香皂,表明她了解四铭的品质,揭示了四铭这类伪君子的肮脏灵魂。二是指直接描写人物的眼神,如祥林嫂在鲁镇出现三次,鲁迅极简洁地写了她三次不同的眼神,从口角有点笑意,到眼光失去了精神,到最后“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前后不同的神情,写出了祥林嫂命运的变化。白描手法需要深厚的艺术功力,也透露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鲁迅小说塑造典型的方法,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3页。这使鲁迅笔下的典型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又富有鲜明的个性。

《呐喊》、《彷徨》以其直面惨淡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艺术上的中西融合和大胆创新,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故事新编》是鲁迅另一部小说集,共收新编历史小说8篇,大部分写于1934—1935年,代表了鲁迅在创作方法上的新探索。《故事新编》的各篇只取历史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想象丝毫不受历史规定性的束缚,重点是联系现实来品评历史,借以表达作者的历史观、人生观和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兼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于一炉的一种创作方法,鲁迅称其特点是“油滑”。《补天》里女娲两腿间多了几个“古衣冠的小丈夫”, 《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说“O.K”、“好杜有图”,以古今杂糅的方式辛辣地嘲讽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现象。这样的描写,包含现实批判的精神。就此而言,它们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但这类想象突破了生活的常规,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因而又具有浪漫主义的特性。而就这些场景直接表现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本质理解而言,显然又带有表现主义的特点。

《故事新编》的内容是深邃的。《补天》向大地之母女娲表达了敬意,《奔月》对射日英雄后羿寄予了同情,《理水》歌颂了公而忘私、艰苦实干的大禹,《非攻》赞赏以天下自任而又有勇有谋的墨子,《铸剑》崇扬眉间尺的复仇精神,而《采薇》、《出关》、《起死》对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等人进行了嘲讽,体现了鲁迅反对空谈、注重实干、为民谋利、疾恶如仇的个性。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它的新异与魅力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