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医院“战壕”——战争模型的胜利与迷失

在许多西方战争影片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战地指挥官接到统帅部违拗战地逻辑的新命令，会愤然抱怨：那帮远离战壕的家伙！很显然，将军与前敌军士的战争思维是迥然不同的，前者胸中运筹的是整个战役，思考的是战略优势，是霸权图谋，是如何让对手屈服，是亦“战”亦“和”的更替；后者心里盘算的只是局部战斗的输赢，是战术优势的取得，是征服对手。于是，将军们“羽扇纶巾，谈笑间灰飞虏灭”，纵横捭阖，敌友无常，一会儿如猛虎雄狮，强令部属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某个无名高地，或者一夕之间占领军事地图上标定的若干战略要津，一会儿又是菩萨面目（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交易），“谈而不战”、“围而不歼”，“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前沿阵地里的战士只能保持一种“同仇敌忾”的气概，一种“勇往直前”的姿态，他们要以钢铁、以血肉去撕杀，以忠诚、以英勇去退敌，这里容不得任何恻隐、敬畏、慈悲的杂念，只有“你死我活”的拼搏，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于是，军功奖只颁发给浴血奋战的勇士，任何犹豫和妥协都无异于投降，都将受到军法制裁。所以，杀红了眼的战士常常会不顾人道律令去虐待放下武器的战俘。这就是可爱的“战壕情结”。

银幕上，当两支敌对的散兵“遭遇平安夜”（一部歌颂人性与和平的二战题材影片），小木屋里却是疑云翻滚，剑拔弩张，当然，在影片导演那里，人性的光芒最终化解了“战壕情结”，但是现实的军旅生活中却常常会重演战壕前的一幕。我常想，倘若将大国控制核武库的黑匣子交给“战壕意识”强烈的军人掌管，他们刚直的思维惯性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脆弱起来，人类难保不会被提前推入黑暗的“核冬天”。

同样，在日常的医疗“镜头”中，紧张的诊室与病房就是“战壕”，劳碌的医生就是“战士”。当医学人文的学人在倡导反思、敬畏、悲悯和和谐共生的理念时，也会遭遇临床大夫的普遍抱怨：“那帮远离病房的家伙”，他们的话如同童言稚语，道理不错，但不切实际。要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与疾病作对抗性“拔河”。我们如何与致病的细菌、病毒、癌细胞，与死神讲“敬畏”、讲“共生”呢？医生放弃抗争就是失职，就是向病魔投降，就是与死神妥协。

其实不然，在当今疾病谱的应对中，我们需要舍弃一些“战士思维”，吸取更多的“将军思维”，也就是说，战略考量应该优于战术考量。因为，随着疾病谱与医学模式的转变，需要进行简单的生物“对抗”性、“对冲”性治疗的疾病越来越少，代之以复杂系统的内外环境的精细调摄和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综合改善，相对于自然界形形色色的致病因素，我们应该立足于“趋利避害”，对于体内千奇百怪的病理性反应和变异（许多还是生物演进过程中的退行性变化），我们应该着眼于“循因阻乱”，保护重要的生命“扳机”，阻断“多米诺”效应（多器官反应与衰竭）。而不是逞一己之勇，端着一挺机关枪（各种抗生素、放射疗法、化学疗法，人类最早曾经用芥子气来做抗癌药）一顿“狂扫”，或者一刀“割下去”就“痛快淋漓”。

针对病因的“追杀”固然重要，但医疗中的“战壕意识”与“战争模型”需要反思。医疗也罢，护理也罢，康复也罢，都在力求生命质量的相对优化，绝对的“健康”或者完全彻底的“痊愈”与“康复”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亚健康状态，带病（带菌、带瘤）皆可益寿延年，菌群失调恰恰是病态。要知道，在自然法则面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程，人类医学无法冲破生命的“大限”（人类可征信的长寿记录还未突破140岁），也无法超越“死亡”，我们能做的是尽其所能来克服各种生命的危机，提高有限生命的生存质量，在死亡来临之前，准备一些拖延之策和调侃的“噱头”，然后含着笑尾随它而去。人生本是一幕幕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该谢幕时就得离场，我们的子孙正等着盛装登场呢。曾几何时，我们使用的“抗衰老”概念就是不恰当的，后来改为“延缓衰老”才比较接近实际。同样，我们许多医界前辈常常念叨：“再好的医生也只能治好一部分（疾）病，却治不了（性）命”，这就是质朴的自然之心，敬畏之心，无论医者、患者，都应该常怀这份质朴之心。

无疑，20世纪以降，医院增加了许多来自物理技术、信息技术的新式装备，改进了疾病检测的唯度和深度，大大丰富了治疗与康复的路径和手段，就像给战壕里的战士配备了装甲车和先进的红外线系统，尽管技术改进了，办法多了，花费高了，但是，医学的目的和医学对于生命象限、对于苦难的拯救所能抵达的高度似乎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只能在“人为”干预与“自然”选择之间做有限的“挥洒”，而且还正在为轻率、卤莽的过度“干预”支付沉重的“代价”。譬如抗生素的滥用，过度化疗与放疗，譬如被各种医疗器械和药物折腾得毫无尊严和从容的死亡过程。诚然，我们在驱杀着病因，却也在制造着新的更沉重的痛苦，我们在驱赶着死神，却也同时驱走了生命终结时的那一份安详和宁谧，让通往天堂与地狱的归途充满着恐惧和惊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