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侠客形象之得以形成及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大有关系。司马迁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遇害而不能自救，当然只能寄希望于“赴士之厄困”的侠客了。社会总有黑暗，人间总有不平，而正如明人张潮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能自掌正义，平天下之不平，那当然最好；至于无此本领的凡人，焉能不怀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正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才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或社会形态的转变而失去魅力。

不是还有主持公道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吗？可法律也必须由人制定由人执行，远非真的如善良人所想象的那么铁面无私，谁也不敢保证青天之下没有冤狱或者不平。《七剑十三侠》第一回称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等三种人为“王法治他不得”的“极恶之人”：

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

侠客是否真能惩恶扬善，容待下面再讨论；可在法律之外，祈求侠客更富有戏剧性地自掌正义匡正扶弱，却是武侠小说普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安得剑仙床下士，人间遍取不平人。”（《醒世恒言·李公穷邸遇侠客》）——有这句话在，不难理解剑仙侠客何以千载之下雄风不已。

既是“安得剑仙床下士”，可见剑仙不易求，而人间不平却时时有。也就是清人龚自珍所慨叹的：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

正因为“江湖侠骨恐无多”，才值得历代文人再三吟咏；倘若遍地是侠客，也就见多不怪，无论作家读者，都不会格外感兴趣了。因此，读武侠小说而认定中国人特讲义气，爱管闲事，多侠义心肠，即使不能说全错，起码也是很不准确。可以说，武侠小说不以写实见长，而主要是一种写梦的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侠客形象，更是作家与读者“英雄梦”的投射。

悉尼·胡克在论及公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理根源时，列举了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心理安全的需要”。“时代不太混乱，特别是教育又有利于启发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们的注意力固定在无条件服从的幼稚反应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父亲替身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弱了。”反之，公众将努力寻找、祈求精神上的“父母”，以获得安全感和情绪上的稳定。二是“要求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的倾向”，也就是“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较幸运的人们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三是“逃避责任”。胡克的意思是公众意识到政治“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把戏”，而把政治斗争交给职业政客；我却理解为公众借建立英雄（侠客）形象来推卸每一个个体为命运而抗争的责任，自觉将自己置于弱者、被奴役者与被拯救者的地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逃避责任”。如此说来，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丘。”（《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并非太平世界游侠没有存在价值，而是乱世中公众祈求侠客主持公道的愿望更为强烈，而且越是纲常废弛秩序混乱，侠客的活动余地便越大。这也是处于乱世的诗人喜欢歌咏侠客，而武侠小说也喜欢以乱世为背景的原因。乱世之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人们对侠客的“以武犯禁”与“不轨于正义”也会有新的理解。清末仁人志士愤感时势，提倡复仇，并以侠士精神相号召，如谭嗣同著《仁学》，便以西汉的“内和外威”为“游侠之力”，以日本的变法自强为“由其俗好带剑行游”，因而提倡：“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梁启超虽则以为游侠纵横天下非好事，但很能理解“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的小民为什么仰慕游侠，以及为什么游侠“与现政府常处于对立之地位”而居然“天下之归之如流水”。这就是《中国之武士道》中所说的：

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

这就难怪太平盛世，统治者不会允许游侠横行天下，甚至连文人的“侠客梦”也会受到诸多限制，起码不会鼓励其提倡游侠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你可以主张“然则游侠之风，为今世对症之药，有益于时用明矣”；倘若你今天还坚持这种观点，则必不会为当权者所赏识。游侠精神本质上与法律、秩序相抵牾，故其最佳活动时空为“乱世”。

只是到底何为“乱世”，各家见解并不一致。谭嗣同称西汉“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而生活在这时代的司马迁则称其为“乱世之末流”。清人郭嵩焘在为《史记》作注时专门指出：“史公值汉盛时而言此，诚亦有伤心者哉。”可见除了历史学家所公认的“盛世”与“乱世”，每个个体因其具体的生活环境及遭际，还有自己独特的带强烈主观色彩的“盛世”、“乱世”。正因为如此，写作或欣赏游侠诗文、小说的，未必就一定生活于真正的“乱世”。学术界喜欢把唐代豪侠小说的出现与中晚唐的藩镇割据直接对应起来，又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的兴盛归咎于当时军阀的跋扈。可这种思路无法解释武侠小说五六十年代在台港、七八十年代在大陆何以能赢得大批读者，起码这几十年并非兵荒马乱。

何况乱世并非促成游侠诗文、小说繁荣的唯一原因。身居太平盛世，诗人可能照样思念侠客。“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沈彬《结客少年场行》）“当今四海无烟尘，胸襟被压不得伸。冻枭残虿我不取，污我匣里青蛇鳞。”（施肩吾《壮士行》）居然由侠士之无法大显身手扬名四海而抱怨起“无烟尘”的“清平世”来，诗人确实是别有怀抱。文人之写侠客，可能感于时世艰难，也可能只是寄托情怀。也就是说，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实际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以侠客许人，一以侠客自许。前者多出现在注重叙事的小说里，而后者多出现在着重抒情的诗歌中。唐代诗人喜欢歌咏游侠，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紫骝马》，王昌龄、王维、张籍的《少年行》，崔颢的《游侠篇》，高适的《邯郸少年行》，钱起的《逢侠者》，孟郊的《游侠行》，元稹、温庭筠的《侠客行》，贯休的《侠客》等等。当然，最突出的是李白，诗中有剑、诗中有侠的，总数不下百首。不同朝代文人对侠客的期待有高有低，比如宋代重文轻武，诗中很少侠客形象，“君不见夷门客有侯嬴风，杀人白昼红尘中。京兆知名不敢捕，倚天长剑著崆峒”（晁冲之《夷门行，赠秦夷仲》），这样的诗句放在唐人集中毫不稀奇，可在宋诗中却是特例。苏轼作《方山子传》，述主人“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 “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可终其篇宝剑并未出鞘，只有一个飞马射鹊的动作。这在唐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或许根本不承认其侠客资格。请看唐人是如何描写侠客的：“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结客少年场行》）“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孟郊《游侠行》）“仗剑出门去……杀人辽水上。”（崔颢《游侠篇》）“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温庭筠《侠客行》）这些动不动挥剑杀人的侠客形象，宋代以后很少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这或许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而不杀人的“侠客”——有时抽象为“侠骨”、“侠气”，有时则凝集为“剑”的意象——依然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

龚自珍的诗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可以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对于文人来说，“箫”易得而“剑”难求，于是诗文中充斥着“剑”的意象。“仗剑”与“行侠”并不完全一致，可诗文中这两者往往相通，故可互相参照。同样一个“抚剑独行游”（陶潜《拟古》），可能是表达其建功立业的愿望，也可能是发泄其豪壮狂荡之气，还可能是欣赏其阔大雄奇的美感效果——有时甚至是三者的混合。

借“侠”或“剑”表达建功立业愿望者，因其着眼点不同而分化成歌颂功德与发泄悲愤两类。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白马篇》九首、《少年行》三十首，多与边关战事联系在一起，“言人当立功立事”（《乐府解题》），于是充满“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王僧孺）、“归报明天子，燕然石复刊”（徐悱）之类志得意满的诗句。可借“剑”与“侠”感叹怀才不遇的诗篇，显然更为源远流长：阮籍之感叹无法“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咏怀》），李白之吟咏“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之二》），以至明人徐渭的“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风。秦仇不能报，泪落酒杯红”（《赋得看剑引杯长》），清人黄仲则的“匣中鱼鳞淬秋水，十年仗之走江海。尘封绣涩未摩挲，一道练光飞不起”（《以所携剑赠容甫》），还有龚自珍的“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不管得意还是失意，“仗剑”与“行侠”都是凭借自身能力去夺取功名，而不是攀附权贵或者依赖祖宗福荫。因此，诗人于古代侠客中多取“闾巷之侠”，而很少取“卿相之侠”。张华的《游侠篇》甚至对谈侠士者推崇“翩翩四公子”表示不以为然。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仗剑”与“行侠”这一意象会千百年来激动着千百万出身寒门并与功名富贵无缘的文人学子之心。

侠客不一定犯法，仗剑不一定杀人，这一倾向越到后来越明显。李白学剑，据说还真杀过人；陆游虽“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醉歌》），毕竟是有备无患；而到林纾学剑，则纯粹是表达一种豪气，毫无实用价值。历代文人之学剑与任侠，大都并非真的想成为真正的侠客，而是借此“豪气一洗儒生酸”（苏轼《约公择饮是日大风》）。侠客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跌宕的激情，以及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确实令文弱书生心驰神往。李白慨叹“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远不只是出于对功名利禄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文学史上脾气奇倔诗风浪漫的文人，一般都会对“游侠人”的生活方式表示某种赞赏乃至羡慕。这也是上文之所以强调“侠”主要是一种个性、气质以及行为方式，而不是固定的社会阶层的原因。

至于说诗人之歌颂侠客，有时只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这一点可说是“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说李白喜欢侠客大概谁也不觉得奇怪，说温庭筠喜欢侠客可就有点令人怀疑了。并非认定诗人矫情，而是文学史上写作游侠诗文者并非都真的赞赏任侠使气。文学传统能驱使一个人写出自己并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诗篇，这一点也不奇怪。更何况“长剑”、“高冠”、“大漠”、“八荒”、“啸咤”、“驰骋”（张华《壮士篇》）这样的意象，确实有一种小桥流水、高楼深巷所不能产生的美感。历代文人吟咏侠客的无数诗篇，大都袭用一些基本词汇，正是看中其强烈的视觉效果。只要巧妙地嵌上几个这种词汇，诗篇马上就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气氛。

武侠小说与游侠诗文的发展不完全一致，但在借侠客形象来满足作家与读者潜在的“英雄梦”这一点上却无多大差别。诗人直接抒情，以侠客自许的大有人在；小说家表面上只是客观地讲述故事，但实际上也有“圆梦”的成分。张恨水在《〈剑胆琴心〉自序》中有一段自我剖白，自称“困顿故纸堆中，大感有负先人激昂慷慨之风”，于是写作武侠小说：

予不能掉刀，改而托之于笔，岂不能追风于屠门大嚼乎？

过屠门而大嚼这话虽然不雅，却相当形象地勾勒出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另一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