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了强调侠客的高超武功，唐宋两代小说家开始将侠客神秘化。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起一个“世人”与“剑侠”相对立的虚拟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好人—坏人”、“穷人—富人”、“文人—武人”、“男人—女人”等各式各样的分类法外，还有依照是否有武功分类的“世人—剑侠”。《郭伦观灯》中打抱不平痛击恶少年的道人向郭伦解释道：“吾乃剑侠，非世人也。”把没有武功到处遭人欺侮的“世人”，与凭借武功行侠的“剑侠”（异人、侠客）明确区分开来，自然是为了便于在剑侠身上寄托在人世间很可能根本无法实现的公正与平等。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何处人能报不平事”（王铚《崔素娥》）？大概只有非世间人的“剑侠”了。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甚大。在《史记》、《汉书》的游侠传中，“游侠”与“世人”没有分开，两者还在平等交往，最多“世人”对“游侠”的行为方式表示一点仰慕而已。“讽诵经书，苦身自约”的太守张竦，与“放意自恣，浮湛俗间”的游侠陈遵各适其性，无所谓长短，“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败矣”（《汉书·游侠传》）。游侠诗篇中的侠客也仍是世间人，文人只要“抚剑独行游”，也就成了游侠；而游侠只要“捐躯赴国难”，也就成了功臣。游侠并非终生职业，随时随地都可以转换身份，回归文明社会。只有到了唐宋的豪侠小说中，剑侠才真正职业化，而且与“世人”拉开绝大距离，俨然成了“第二社会”。后世武侠小说中侠客驰骋其间的江湖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秘密社会、黑社会有关，也与唐宋小说家开始构建的神秘的“剑侠天地”这一文学传统有关。

侠客的神秘化，首先体现在其不再结私交立声誉，而是退隐江湖。《史记》称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 《汉书》中游侠的最大特点也是与官府争民心争誉望，甚至“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这就难怪荀悦下这样的断语：“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汉纪》卷一〇）而唐宋传奇中的侠客，恰恰在这一点上，与史书记载的游侠拉开了距离。故事常常是这样的：一个貌不惊人而实际上并不平凡的“普通人”，在紧急关头突然挺身而出，凭借其神奇本领匡扶正义惩治恶人，事成之后则飘然远逝。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事后也没有任何踪迹，侠客如流星划过夜空，一刹那又消失在黑暗中。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中称红线功成之后“遂亡所在”，是因为“看不出前面的出路”，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功成不受报，此乃古侠的基本行为准则，朱家“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史记·游侠列传》），就是明显的例证。红线、敬弘之小仆、床下士、荆十三娘等都在事成之后，受惠者感恩戴德之际，“不知所之”。倘非如此，不明摆着等人酬谢奖赏吗？那还算什么替天行道的大侠！注1

注1《醒世恒言·李公穷邸遇侠客》中侠士称：“喒一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个希图你的厚报，这礼物喒也不受。”《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赵匡胤不愿娶京娘，就因为怕污辱侠客的“义气”:“俺与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实出恻隐之心，非贪美丽之貌。”

当然，事情并非都是这样。昆仑奴和康骈的《潘将军》中盗玉念珠的女子是因触犯权贵而亡命江湖，贾人妻和解洵之妾是因违法杀人而隐身人海，而兰陵老人和丁秀才则因显露了神奇武功，无法再隐姓埋名，而不得不再度销声匿迹。历代统治者都不可能允许侠客与官府争权争名，只要有可能，必剿灭之而后快。因此，除非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侠客只能隐身江湖，无法公开活动。另外，小说中剑侠的神秘诡异，独往独来，还有作家艺术上的考虑：稍纵即逝的剑侠无疑比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游侠更富有传奇色彩，更吸引读者。强调其“不知所之”，是制造神秘感的必要条件，只要是可追踪可探究的，就谈不上真正的“神秘”。并非只有豪侠小说喜欢主人公“不知所之”这一结局，《太平广记》收入“异人”类的《李子牟》、《治针道士》和收入“幻术”类的《胡媚儿》、《板桥三娘子》等，都在主人公表演完绝技后，不忘补上一句“不知所之”。

制造神秘感，除了必不可少的“不知所之”的结局外，唐宋小说家还利用限制叙事的技巧。作家不是采用全知叙事的视角，全面介绍侠客的行为及心理，而是站在“世人”的角度来描述侠客的言谈举止。《聂隐娘》从聂的角度叙述，读者当然对其武功及其来历了如指掌；而《红线》、《昆仑奴》不从红线、磨勒的角度，而从普通人薛嵩、崔生的角度来叙述，限制叙事逼得作家趋避逃闪，笔下的侠客形象自然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了。读者在陪伴薛嵩惊叹“不知汝是异人，我之暗也”的同时，不也可借助想象来补充、丰富侠客的形象吗？以侠客的眼光来看侠客，也许再大的本事也没啥了不起，根本不值得如此渲染；而站在“世人”的角度，即使懒残、丁秀才这样只是略显本事而未真正行侠，也都值得再三咀嚼。豪侠小说所期待的那种惊叹，只能来自与广大读者处于同一水平线的没有武功的“世人”，因而作家往往选择“世人”作为视角人物。小说与史书在叙事技巧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前者更加注重场面的铺叙与渲染。全知叙事不一定就成流水账，可限制叙事更能省却许多介绍性的陈述，直接进入关键场面的描写。《虬髯客传》若不是选择李靖为视角人物，很难用那么少的篇幅写好“风尘三侠”——尤其是虬髯客的形象，也很难让“红拂夜奔”、“旅舍遇侠”与“太原观棋”这三个场面千载之下仍令人拍案叫绝。

以平凡的“世人”为视角来叙述不平凡的“剑侠”故事，除了突出侠客的神秘色彩外，还可能隐含着作家的某种价值评判。在全知叙事的小说中，这种评判必须直接表达出来，而在限制叙事的小说中则可以通过“世人”的态度曲折表现出来。同样是着重渲染侠客作为“异人”的神秘、奇异的本领与性格，唐宋小说家的态度颇有不同。唐代小说家对侠客是满腔热情地欢迎，宋代小说家则是敬而远之。同样是认为侠客了不起，对其充满崇拜之情，唐代小说家恨不得投身门下，而宋代小说家则拒之门外。薛嵩留不住红线，只好“送客魂消百尺楼”，且高歌“碧天无际水空流”（《红线》）。黎幹贵为京兆尹，遇剑侠兰陵老人，居然拜求“乞役左右”，但因剑侠嫌其骨相无道气而只好作罢（《兰陵老人》）。这些在宋人看来或许都不可思议。“世人”固然需要“剑侠”解救厄难，可仗剑行侠并非士子的正途。成幼文目睹书生断恶人首，且以药化之为水，当然大为快意；可当书生提出愿传授化尸术时，成赶忙拒绝：“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洪州书生》）同样，孙光宪笔下的许寂拒绝接受无名剑侠传授剑术（《许寂》），刘斧笔下的任愿拒绝接受青巾者传授点铁成金术（《任愿》），也都是不愿自居“方外之士”。后世武侠小说中武林高手为武学秘籍或某一神异的兵器药物打得天翻地覆，而宋代小说家则拒绝送上门来的宝贝法术。这只能归之于其时的整个时代氛围，大概文人自信有可能走正轨入仕途，没必要仰慕江湖侠客或术士。另外还有一点，宋传奇中的道德教诲味道比唐传奇浓多了。聂隐娘师傅教其刺杀大僚时连小儿也不放过，“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贾人妻和崔慎思之妇复仇后出走，杀自己婴儿以免日后挂念。所有这些，在唐人只是作为异人异事来表现，或许还因其与佛道的关系而表示可以理解；若在宋人，则非批判其不仁不义不可。过分注重小说的伦理道德色彩，小说中的“世人”也就不敢随便结交不轨于法的侠客，更不要说接受其方外之术了。这么一来，宋代的豪侠小说固然是纯洁多了，可也因此丧失了不少想象力和神秘感。

除了《无双传》中古押衙声名远播因而有人上门求助外，唐宋传奇中的侠客大多是隐身江湖，平日不露山水，危难时刻才偶尔露峥嵘，而且功成之后，必定悄然远逝；再加上作家故意从“世人”的角度来观察、叙述侠客的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得侠客形象更加神奇怪异，高深莫测。侠客的魅力部分来自这种神秘感与距离感，可过分追求神秘感会割断侠客与现实人生的联系，这将使小说趋于“蹈空”与“说梦”。可以这样说，在唐宋传奇中，侠客的武功大大加强，而独立自主性却受到了损害；神秘感以及与实际人生日益增大的距离，使豪侠小说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可也潜藏着趋于荒诞怪异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