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中华龙巧遇德国鹰时，又会如何？历史给出的答案是：跌宕起伏！

龙鹰神交五百年，官方往来屈指可数，民间旅行家与传教士成为龙鹰交往的主要媒介。13世纪中叶，蒙古大将拔都西侵欧洲，遭到“孛烈儿、捏迷斯”的联合抵抗，“捏迷斯”即德意志人。1303年，科隆传教士布鲁德尔·阿诺尔德（Bruder Arnold）抵大都（今北京），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德意志人。1330年，中国编制的世界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阿拉曼尼亚”（即德意志）。明末清初，传教士们构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人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1639—1712）等人则把中国的知识带回了欧洲。在中国，德意志文化等同于火药和历法；在德意志，中华文化却激荡起巨大波澜，德意志成为欧洲早期汉学的重镇。当然，德意志人对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顶礼膜拜，不过是基于对德意志现状的不满而形成的浪漫主义的描述而已。但中国人对德意志文化的漠视却不无遗憾地造成了双方最终失之交臂。

地图0.1 今天的德国。

插图0.1 莱布尼茨《中国新事》一书封面。随着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论著大量出版，德意志思想家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未来的意义。以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1646—1716）为代表的德意志启蒙哲学家如此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然而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践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间，龙的虚弱与鹰的强健形成了鲜明对比，龙向鹰的抗争与学习成为常态。乾隆以降，中国积贫积弱，沦为列强的捕食对象。德意志却成功实现统一，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早期的面纱业已剥落，双方之间的认识不断加深。停滞与落后的描述成为德意志人蔑视中国的依据，强大与繁荣的记录推动了国人学习德国的决心。于是，一边是德国“向东方压进”，侵占胶州湾，参加八国联军；另一边却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进口德国军舰和武器，数以千计的人游学德意志，甚至纳粹主义也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学习对象。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等人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德国汉学家与留德学人一起创建了“中德学会”，致力于引进德国的学术与文化。不过，基于不平等现状的交流与动荡变幻的国际格局，始终阻碍着两国之间形成正常的交往关系。

从1949年到1990年，是龙鹰交往的第三个时期。由于德国的分裂，中德关系也被蒙上了阴影。中国与民主德国曾有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情谊，却随着中苏同盟的破裂而消沉。中国与联邦德国曾各走一边，却随着中美建交而重结友情。意识形态的争议成为该时期两个民族相互接近的最大障碍，文化研究也只能是雾里看花。

德国重新统一后，龙鹰交往在曲折中前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仍然是两国交往中的主要障碍，但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已经把中德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则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茉莉花》在莱茵河畔流淌，《德意志》让千里之外的中国人随足球而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