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先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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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能明之

《庄子·天下》篇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称神明之容”的角度申述天人之学、古今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从“一”到“多”的“分裂”过程;同时梳理出古人完备的“道术”有不同的体现者和承载者: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套用今日的学术语言,制度(官吏)、经典(专家)、理论(思想家)乃是文明与学术的体现者和承载者。《天下》篇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为基点评判诸子,一方面是本于“识古人之大体”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指明“百家之学”的思想渊源,表面看起来,“六艺”似乎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利,这一点从早期儒家经典之中可以得到印证。但“百家之学”实际都以六艺为思想资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叙》云: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其以诸子为六经之支流,多为学者所赞成。参见于大成:《诸子与经学》,连载于《孔孟月刊》十四卷十二期(1976年8月)及十五卷五期(1977年1月),并载于氏著《理选楼论学稿》,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特别是儒墨两家,在开宗立派之际,便十分重视《诗》、《书》。儒家自不待言,《墨子》一书频繁引《诗》、《书》,早为学者注意。近世的专门研究,见罗根泽:《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见《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7—98页。(原刊于1932年5、6月《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三号,题《墨子引经考》)。

特别是《诗》在先秦是六艺之首,孔子的文化理想便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1—46页。。孔子之前,《诗》的经典地位由来已久,在《周礼》、《仪礼》、《左传》、《国语》等早期经典中,《诗》被频繁引证。关于《左传》、《国语》引《诗》之统计分析,可参看俞志慧:《春秋用诗之学表证》(氏著《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3—178页);关于《仪礼》、《周礼》、《礼记》之引《诗》一览,可参看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347页;关于先秦主要经典中引《诗》的篇名举要,可参看黄人二:《从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简之〈诗经〉篇名论其性质》(载于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4—92页)。其他专门的研究,可参看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及中国古代诗学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魏家川:《先秦两汉的诗学嬗变——从“〈诗〉曰”“子云”到“子曰诗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确如陈来所言:“《诗经》是春秋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要素。”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6页。春秋以降,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参见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袁长江:《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张海晏:《“诗云”时代:先秦时代》(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8—478页)。基本资料,可参看阮元辑《诗书古训》,粤雅堂丛书本;何志华、陈雄根主编《先秦两汉典籍引〈诗经〉资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章学诚甚至以为“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其理由是战国为纵横之世,纵横者流推衍比兴讽诵之义,而九流之学欲用世,必兼纵横以文其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0—77页。。胡适则更加认为:“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他作诗人时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30页。

而明《诗》的“缙绅先生”又不一定是儒者,正如朱东润所言:


《诗》三百五篇为儒、墨两家所诵习,造次颠沛必于斯,有更可举证者。朱东润所举之证为,《论语·泰伯》记载曾子病重,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诗句。及崔杼以兵劫晏子,晏子赋“莫莫葛蔂,施于条仗。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之诗句。朱东润据柳宗元、宋濂等说,以晏子为墨家,并举《晏子春秋》好举《诗》证其论,大指与《墨子》类同为例。

实则春秋战国之间,言《诗》者正不止这儒、墨两家。春秋朝享盟会,列国君臣必赋诗以明志,其有不能知或不能答赋者则引为大怪。

先秦诸子之书,虽作者不可尽考,然其来源之古,则无可疑。自《墨子》、《晏子春秋》以外,《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亦往往引《诗》,乃至《庄子》虽不引诗,而其论及《诗》、《书》者亦历历可指。要之,春秋之间,《诗》三百五篇之书,切于人伦日用,及至战国,诵习之士,所在多有,今必欲举汉儒相传之本,以为古《诗》在此,未可信也。朱东润:《古诗说摭遗》,见《诗三百篇探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6—77页。《庄子》之引《诗》,见下文。


道家以《诗》为思想资源,也并非牵强的论断。以《老子》为例,晚近训诂学家及海外汉学家如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提出《老子》韵读多和《诗经》相近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ï,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Göteborgs högskolas årsskrift,1932.亦可参见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刘笑敢最近集中而系统地论证以为《老子》一书韵读和句式与《诗经》多有相似而和战国时成书的《楚辞》不同。刘笑敢:《〈老子〉早期说之新证》,《道家文化研究》第4辑,另见氏著:《老子:年代新考及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及《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竹简《老子》发表以后,也有学者注意到其和《诗经》的关联。参见张勇:《从诗人之情到哲人之思——〈诗经〉二雅与竹简〈老子〉的契合与演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在思想的层面,唐兰曾指出《老子》中的格言,以及“德”和“道”等范畴多受《诗》、《书》等典籍的影响。唐兰:《老子时代新考》之五,见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第608—617页。而《老子》的其他思想,比如“无为”等,所受《诗经》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见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63页。《吕氏春秋·行论》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此虽为逸诗,但与传世本《老子》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句式相同,可见《老子》受《诗》之影响不止一端。所以《韩诗外传》不乏以《诗》与《老子》相互发明的例子。胡适则举《伐檀》、《硕鼠》、《苕之华》、《瞻卬》、《大明》、《皇矣》、《正月》、《板》、《节南山》、《桑柔》、《云汉》、《隰有苌楚》等诗篇,以为它们和老子思想相通或是老子思想的背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6—47页。

在诸子著作中,《庄子》书中多以鸟兽草木鱼虫为喻,和《诗经》最为接近。如《诗经·大雅·卷阿》言:“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郑笺:“凤皇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正义》指出:“‘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庄子》文也。然《庄子》所说,乃言鹓雏,鹓雏亦凤皇之别。”《庄子》中对于“苍天”的反思,对于古公亶父事迹的称引,都和《诗经》有密切关联。《诗经·王风·黍离》及《唐风·鸨羽》皆言“悠悠苍天”,《庄子·逍遥游》则言:“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苍苍莽莽之天”究竟何所指,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明人郭子章《庄子题辞》:“以余观于蒙庄氏,而后知所谓体天者,非是苍苍之象之谓天也。”见谢祥皓、李思乐辑校:《庄子序跋论评辑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页。《诗经·大雅·绵》专颂周大王亶父之德,《庄子·让王》则称赞大王亶父让土地于狄人,“可谓能尊生矣”钟泰以为,庄子“先六经而后百家”。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庄子》中为读者所熟知的“逍遥”,在《诗经》中即已出现,且不止一次,如《郑风·清人》:“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桧风·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而《庄子》中被频繁引用的“委蛇”,在《召南·羔羊》中反复出现,堪称“主题词”。《庄子·在宥》及《庄子·庚桑楚》中的“鞅掌”,见于《小雅·北山》:“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清人吴世尚以为“《庄》之妙,得于《诗》,而大指归于《老子》,则皆原本于《易》也”吴世尚《庄子解序三》,见谢祥皓、李思乐辑校《庄子序跋论评辑要》,第139页。。从以上例证可见,《庄子》与《诗经》的相通之处实不可忽视。

而《庄子》书中“六经并提”更为学者所注意。参见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除此之外,《庄子》书中还三次直接提到诗,两次与《诗经》关系密切: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让王》)


“子舆”所歌之诗,或为庄子自作。“小儒”(包括“大儒”的发问)所引,或为《诗》之佚篇,抑或为庄子虚拟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注曰:“此段文字盖喻游说之士,借《诗》、《书》圣贤之言,以文其奸者。……次诗只四句,或是古诗,或是庄子自撰,亦不可知。”见周启成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0页。,但均可凸显道家对于《诗》的留意。居卫国之“曾子”更是面容浮肿,手足生茧,衣衫褴褛而不足蔽体,但其“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可见对《诗》念念不忘,情有独钟——“忘形”、“忘利”、“忘心”而不忘《诗》。

法家虽然总体上对《诗》持批评态度胡义成《先秦法家对〈诗经〉的批判》(《江淮论坛》1982年第4期)一文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解释法家批判《诗经》的原因,他以为秦始皇的焚书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秦始皇所焚之书,第一部就是《诗经》”,由此可证《诗经》的选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时新兴阶级对《诗经》的批判和禁绝,绝不是几个人的心血来潮或文人纠纷,而是一种历史实践的必然结果”。其所言与《诗经》有关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历史实践”是值得留意的思路。,但《韩非子》书中亦多次引《诗》,足可以说明《诗》的广泛影响(详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