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经由上述的讨论，我们得以对于佛教诠释学的语意、相关研究及对此的批评及佛教诠释学的基本论纲，得到初步的反思。本体诠释和社会批判都共同关心人的价值的全面完成，佛教本体诠释学和批判佛教都共同关心人和一切有情众生的解脱和究竟安乐。在这样的理解之中，笔者期望未来的佛教的本体诠释和分析批判的两个向度能够整合起来。

自从吴汝钧提倡“文献研究与哲学反思”的双轨并进的佛学研究方法以来，台湾佛学界较为普遍的认为这样的佛学研究方法是较为持平与均衡的，台湾佛学界也因此而和国际的佛学界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保持接轨和良性互动。因此，不仅在一般学者能够直接进行的佛教文献学的研究之上，而且在涉及科技整合的佛学研究和佛教哲学研究的较为复杂而困难的这两方面，都有可敬而具有勇气的佛学学者持续的投入，带领台湾现代佛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的提升。所以不应该独断的将文献研究法认为是唯一的内部建构法，而鄙视科技整合的佛学研究和佛教哲学研究，将之曲解成为一种边陲化和异化的研究（蔡耀明）。文献学的分析导向于批判，这是必要的研究法之一，但是在另一方面，批判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前提和界域之上，所以对于自己的诠释界域和其所可能有的理论限制必须有其自觉，这是诠释学的基本守则，也是学术的基本伦理。所以，批判和诠释的共融不仅是前述的两种佛学向度的整合的问题，也是当今现代佛学研究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素养。

后记：本文前二节以“佛教诠释学的重省”为题，发表于“佛教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现代佛教学会，2002年3月2—3日，台北）。第三节曾于北京中国哲学国际学术会议之上发表，今加以修改。第四节改写自未发表之论稿。今稿是2008年8月的新稿，旧稿当废弃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