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殖民的不同版本

（一）

谈论后殖民主义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将其看做一个单质的同一体。事实上，与其它理论一样，后殖民主义的构成是历史的、异质的，某些事后的归纳和概括只能是大致的。想说清楚后殖民主义，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还原它的建构过程。

“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原产生于二次大战以后，大致用来指称那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据米什拉（Vijay Mishra）和霍奇（Bob Hodge）的《什么是后殖民主义》（1991）一文考察，“后殖民”这个词条第一次出现于1959年，“在敏感的后殖民潮流中，印度可能不免担心，那一时期它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卷入原与亚洲无关的麻烦”。这个词条在1969和1974年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沿袭了“殖民化之后”的意思。事实上，在70—80年代的时候，学界已经就“后殖民”的问题展开过论战。这些论争并非发生在文化理论界，而是发生在政治理论领域，研究对象既不是“后殖民文学”，也不是“后殖民知识分子”，而是“后殖民国家”。阿吉兹·阿罕默德在《文学后殖民的政治》（1995）一文中提到，他曾因1985年写的一篇文章而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不过如今的“后殖民”却让他感慨不已，因为当这个词在学界再次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毫无当年辩论的痕迹，连含义都变得面目全非。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正式以“后殖民”这个词命名这一理论思潮其实是较晚的事情。我们知道，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是后殖民理论的滥觞，不过萨义德的这本书只讨论了“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并没有涉及“后殖民”。在萨义德的带动下，后殖民批评家开始在8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早在1981年，斯皮瓦克就发表了《一种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斯皮瓦克后来涉入其中的《庶民研究》，也于1982年由古哈主编出版；及至1985年，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文章《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庶民能说话吗？》等文面世。霍米·巴巴也在80年代初期以后开始崭露头角，发表了《差异，辨别和殖民主义话语》（1983）、《表现与殖民话语》（1984）, 《狡诈的文明》（1985）等文。正是1985年，在英国埃塞克斯举办的“欧洲及其他者”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内中收有萨义德回应有关东方主义批评的文章《东方主义再思考》，还收有斯皮瓦克的《西姆儿的拉尼》和霍米·巴巴的《奇迹的符号：1871年5月德里城外一棵树下的威权与矛盾问题》。这些会议及其论文，意味着后殖民主义理论“战线”的初步形成。不过，似乎没人有意识地构建“后殖民主义”。

稍稍需要提及的，是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家》一书。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谈论后殖民历史的时候，一直强调在1989年《逆写帝国》出版之前，致力于殖民话语分析的萨义德等人的笔下并没有出现“后殖民”这一术语，并且特意提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家》一书出版于《逆写帝国》之后的1990年。在这里，力争“正统”的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家》虽然出版于1990年，但是这部访谈集里所收的《后殖民批评家》这一篇文章却发表于1987 年（Book Review, Vol.11, No.3,1987），时在《逆写帝国》一书之前。不过，斯皮瓦克在这里虽然运用了“后殖民”这一术语，但主要以此谈论像她这样寄居海外的后殖民批评家，并没有谈论后殖民主义，这大概无妨于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首创”地位。

的确，直至1989年，阿希克洛夫特、格瑞夫丝（Gareths Griffiths）和蒂芬（Helen Tiffin）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才在《逆写帝国》一书中将二战以来的“后殖民”一词挪用过来，正式揭橥后殖民理论。这本书首次详细讨论了它所谈的后殖民的性质、位置及其与当代理论的关系等等。书中重新定义了后殖民的范围，认为从殖民化开始直至今天都属于后殖民时期，这个后来常常为人征引的后殖民定义完全改变了二战以来的后殖民概念。1995年，阿希克洛夫特等三人又编写了厚厚的一大本《后殖民研究读本》，成为学界后殖民理论的权威读本。1998年，这三位学者又集体编写了《后殖民研究关键词》一书，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关键概念一一予以解释确证。论著、选本、概念阐释，这三本同样由著名的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完成了一种常规的理论建构过程，确立了后殖民主义。

不过，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后殖民主义理论经典的首次确立有点出人意料。奇怪之处在于，阿希克洛夫特等人首次阐述“后殖民”的思路并非来自于萨义德及其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论路径，而主要来自于他们自己开创的后殖民文学研究这样一个领域。

《逆写帝国》完全是一本论述后殖民文学的著作。何谓“后殖民文学”呢？书中的第一章就讨论了后殖民文学的模式。作者认为原来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模式、文学比较模式及“联邦文学”、“黑人写作”、“殖民文学”等等名称都不如“后殖民文学”合适。书中分别从语言、文本、本土理论等角度讨论了后殖民文学对于帝国主义的挪用和反抗。作者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建构，主要就是从这些后殖民文学的实践中产生的。在书的“前言”的最后一部分“后殖民性与理论”中，作者明确提出“后殖民理论”是对于“后殖民文学”反抗实践的总结，“欧洲理论自身出自于特殊的文化传统，却隐藏于‘普遍性’的错误说法之下。有关类型和风格的理论，有关语言、认识论和价值系统普遍特征的假设，全部都受到后殖民写作实践的激烈质疑。后殖民理论就产生于阐述这种不同实践的需要之中”。我们知道，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主要分析西方历史、文学文献中的东方主义话语，没有涉及所谓的东方，斯皮瓦克则在《庶民能说话吗？》等文中断言真正的东方难以说话，霍米·巴巴则主要强调不能说话的东方在模仿西方人的过程中存在着“变形”等。总体来说，萨义德等人开创的“后殖民”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则主要研究殖民地文学挪用、反抗宗主国文化的策略和理论，属于反话语。事实上，早在《逆写帝国》出版两年前的1987年，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海伦·蒂芬就专门发表过《后殖民文学与反话语》一文，强调后殖民主义的反话语性质。

《逆写帝国》的第五章“重置理论”，首次在当代理论的背景下系统地讨论后殖民理论。不过，书中似乎并没有将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论当做后殖民主义的中心。第五章第一节的题目是“后殖民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这一节里有一极为简短的部分题为“后殖民性与话语理论”，作者在这里提到了萨义德对话语理论的运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理论的政治学：殖民话语解殖民化”提到了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并将其视为当代后结构主义运用于后殖民领域的结果。作者在这里简单介绍了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思想，接着引用贝尼塔·帕里（Benita Parry）的文章对其进行了负面的批评，主要意思是说这两位学者只注意殖民主义话语分析，却没有注意反话语，因此其政治效应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在这里没有提及萨义德，不过这种批评却完全可以把萨义德包括在内。

1995年出版的《后殖民研究读本》，承接了《逆写帝国》的观点。在这个《读本》的“序言”中，作者指出：目下编一本后殖民选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学界对于“后殖民”的理解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分歧的理解：一种将“后殖民”理解为与“后现代”接近的无定形的话语实践构造；另一种将“后殖民”理解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策略；而在后一种“后殖民”理解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分期：一种将时间划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另一种则指称殖民化以来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从这种划分看，作者本人显然都属于后者，反对“后现代”式的话语分析，也反对将其限定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在这个《读本》的“前言”中，作者从后殖民文学的角度对后殖民理论作了明确的定义。文中谈到，欧洲帝国主义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长期维持着文化统治，不过与此相伴随的是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抵抗，后殖民文学正是这种本土文化与帝国文化斗争的结果，“作为结果，‘后殖民理论’是用来描绘这种现象的，它早在这个特定的名字出现之前就存在很久了。当被殖民者开始反省和表达由帝国语言与本土经验竞争而有力的混合所带来的紧张时，后殖民‘理论’就形成了”。

《读本》所选的内容，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后殖民”的理解。书中采用的是“精粹”的选法，入选论文并非全文，只是部分摘取，因此有较多文章篇目入选。表面看来，选本林林总总，非常全面，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名字都在其列。如果仔细甄别，其中“后殖民文学”的思路还是非常明显的。如第一部分“问题与争论”，通常应该是有关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争论，这是“后殖民”的缘起，此书却不然，它没有选取任何有关萨义德东方主义的文章及争论，所选的第一篇文章是西印度群岛小说家兰明（George Lamming）写于1960年的《流亡的愉悦》的一段“言说的场合”。编选者说明：“兰明的文章是一篇后殖民写作的基础文本，它的发表时间表明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很久以前就开始奋力生产自己模式的文化产品了。”以兰明的文章作为开头，表明了选者以“后殖民文学”牵头的意图。这第一部分倒是也选取了斯皮瓦克的《庶民能说话吗？》和霍米·巴巴《奇迹的符号》两篇文章，不过同时加上了贝尼塔·帕里的《当前殖民话语理论的一些问题》等针对性的批评文章。在全书中，萨义德的文章只被选登了一篇，是《东方主义》“前言”的简短节选，它被无足轻重地置于第三部分“表现与抵抗”之中。有趣的是，这一部分虽然以萨义德的话语分析开头，却以海伦·蒂芬的《后殖民文学与反话语》、夏普（Jenny Sharpe）的《殖民抵抗的图景》、赛尔蒙（Stephen Slemon）的《未解决的帝国：第二世界的抵抗理论》等“抵抗”、“反话语”的文章为主要篇幅。

阿希克洛夫特等人何以能公然忽视萨义德等人的“中心”地位呢？看一下后来的《后殖民研究关键词》一书对于后殖民理论的解释，我们大概可能明白一点。经过1989年《逆写帝国》的“草创”,1995年《后殖民研究读本》的经典阐释，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后殖民理论已经建立起来，至1998年三人再次联手编写《后殖民研究关键词》，应该属于最后的理论确认了。在“后殖民主义”这个条目里，作者很有条理地追溯了“后殖民”的渊源。条目的第一段说，“后殖民”来自二战以后的“后殖民国家”的概念，70年代后期开始被文学批评家用来讨论各种殖民化的文化效应。第二段一开始就提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并认为他带动了其后的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导致了“殖民话语分析理论”。不过，文中由此转折，认为“后殖民”这个术语并没有为萨义德等人运用，斯皮瓦克出版《后殖民批评家》一书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虽然殖民表现效应的研究是这些批评家的中心工作，‘后殖民’一词的真正运用却首先在文学界，用来指称殖民地社会的文化互动”。这句话后面有一个注解括号，让读者参见阿希克洛夫特等人于1977年在《新文学评论》第2期上主持的“特集：后殖民文学”。原来如此！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根本不承认萨义德是“后殖民”的首创，而将开端追溯于较1978年《东方主义》更早的由他自己主持的“后殖民文学”专集。在他们眼里，萨义德等人只是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后殖民”的一个派别。在接下来的第三段里，作者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后殖民”派别代表人物的后结构主义影响源：萨义德（福柯），霍米·巴巴（阿尔都塞，拉康），斯皮瓦克（德里达）。

阿希克洛夫特的这种观点，后来并无变化，在他2001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后殖民转折》一书中，他对于“后殖民”的表述与上述观点如出一辙，并明确将1977年《新文学评论》第2期上的“后殖民文学”专集视为“后殖民”的源头，“殖民表现话语力量的研究开始于1978年萨义德的标志性著作《东方主义》，并导致了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类批评家等人笔下的被称为‘殖民话语理论’的发展。不过，真正的‘后殖民’这一术语并没有表现在这些殖民话语理论的早期研究中，而是首先在文学界指称殖民地社会的文化互动。例如，1977年《新文学评论》第2期就聚集于‘后殖民文学’，这是此术语在文学界的一次广泛的、虽然非正式的接受”。

（二）

《逆写帝国》出版的次年，即1990年，后殖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罗伯特·扬的《白色神话》出版。《白色神话》依然并没有直接使用“后殖民”这一术语来建构理论，不过罗伯特·扬的这部著作却影响甚大，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bert）认为，所有对于后殖民理论的评估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对于后殖民理论而言，《白色神话》的价值在于它首次系统深入地讨论了萨义德及其后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思想，这部被穆尔-吉尔伯特认为研究后殖民“神圣三剑客”“最好的”著作，其作用是确定了萨义德等三人在后殖民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与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后殖民文学版”后殖民理论不同的后殖民理论结构。《白色神话》的另一贡献在于，文中不但强调了萨义德等人的重要贡献，还谈到了其前驱塞萨尔（Aime Cesaire）、法侬等人，这又给后殖民理论的溯源提供了线索。

1989年出版的《逆写帝国》虽然是第一本建构后殖民理论的著作，但1995年出版的《后殖民研究读本》却并非后殖民理论的第一个选本。后殖民理论的第一选本另有其书，那就是1993年出版的由威廉姆斯（Patrick Williams）和克里斯曼（Lau-ra Chrisman）主编的《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这本书可能受到了《白色神话》的影响，对于《逆写帝国》却有所排斥。编者对于后殖民理论的理解，与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相差很大。他们完全撇开了后殖民文学的思路，直接强调萨义德以来的理论脉络。编者把萨义德对后殖民理论的贡献推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或许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出版于1978年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单枪匹马地开创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这一理论的后来者，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阿罕默德等人，都是从诸如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于萨义德命题的推动。在结构安排上，这个选本的线索也很清楚：第一部分选取了森豪（Senghor）、法侬等人的文章，彰显后殖民的渊源流脉；第二部分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中心，收录了《东方主义》的节录及其评论这部书的文章；第三部分是莫汉蒂等女性主义者的后殖民回应；第四、五部分是从知识分子、机构、话语和身份等角度讨论“后殖民性”的文章；最后第六部分是文本的理论解读。《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这个选本完全没有收录阿希克洛夫特等三位澳大利亚学者的文章，相反，在选本的“前言”中，编者处处申引罗伯特·扬的观点，并对《逆写帝国》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负面的评价。威廉姆斯和克里斯曼主编的《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一书所建构的是一种以萨义德为中心的后殖民理论，我们姑可称之为“萨义德版”后殖民理论。

在“萨义德版”后殖民理论的确定和发展过程中，英国的穆尔-吉尔伯特起了重要作用。穆尔-吉尔伯特在1997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后殖民的著作，一是论著，二是选本。论著的题目是《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全书共五章，除了第一章和第五章讨论后殖民批评与后殖民理论的关系外，全部内容就是以三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三个后殖民理论家，这看起来是极端的“萨义德版”后殖民理论。穆尔-吉尔伯特同年与别人合作编纂的选本《后殖民批评》，大概因为是大学教科书的原因，则宽容得多。这个选本依然以“萨义德版”后殖民理论为框架，不过进行了增删提炼。它增加了一些内容，如宽容地收录了《逆写帝国》三位作者之一蒂芬与戴安娜·勃朗登（Dyana Brydon）合写的有关后殖民文学的文章；删除了一些内容，如《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一书中所收到的安东尼·吉登斯有关现代性及斯图加特·霍尔关于文化身份的文章。与前两个选本比较起来，穆尔-吉尔伯特选本的内容要少得多，却十分精悍。第一、二、三篇分别是塞萨尔、法侬和阿契贝的文章，他们是50—70年代以来文化非殖民的代表人物，是萨义德的先驱；第四、五、六篇是主要人物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文章；第七篇是戴安娜·勃朗登和蒂芬的《西印度文学及其与澳大利亚的比较》，代表了后殖民文学的反话语实践；第八篇是贝尔·胡克斯的文章，代表了女性主义的后殖民实践；第九篇是简·穆罕默德和大卫·劳埃德有关少数话语的文章，将内部殖民主义纳入了后殖民的思路；第十篇是阿吉兹·阿罕默德的文章，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批评。全书一共只选了十篇文章，却代表了多种维度。这个选本全面完整，无愧为大学学位教科书了。

“后殖民文学版”和“萨义德版”是后殖民理论的两种主要版本，它们讨论的对象有共同的地方，问题意识及脉络却不尽相同，其间的差异一般读者不容易发现。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后殖民的版本，比如“罗伯特·扬版”。罗伯特·扬虽然第一次在《白色神话》一书中确立了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经典地位，不过这时候他并没有提及后殖民理论，而在他后来正式构建后殖民理论时，他的野心就不仅仅局限于此了。在2001年出版的煌煌一大卷《后殖民主义：一个介绍》中，罗伯特·扬把后殖民的内容大大地扩展了，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所有的反殖思想都被他囊括进来了。

罗伯特·扬在这本书中梳理了西方内部的反殖实践，这是萨义德及阿希克洛夫特都没有提到的。这里牵涉到罗伯特·扬的理论创新所在。我们知道，萨义德等人的话语分析主要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反话语实践则局限于殖民地的后殖民文学，东方/西方两块泾渭分明。罗伯特·扬《白色神话》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西方话语的同质化，追溯了西方自身的反殖传统。《后殖民主义：一个介绍》的考察范围包括从拉斯·卡萨斯到边沁，从19世纪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直到今天的萨义德、德里达等人，应该说这一工作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不过，罗伯特·扬后殖民的重点却不在西方，而在三大洲的“反殖”传统。他甚至主张将“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改为“三大洲主义”（Tricontinentalism）。在“反殖”这一点上，罗伯特·扬的思路看起来与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反话语实践有点接近，但罗伯特·扬对于三大洲反殖实践的介绍却主要在政治思想实践，不在文学。罗伯特·扬侧重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三大洲反殖革命运动，范围包括中国、埃及、万隆会议、拉丁美洲、非洲、爱尔兰、印度等，很让人开眼界。

当然，罗伯特·扬并没有将“反殖”思想一锅煮，《后殖民主义：一个介绍》的第一章就详细地讨论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相关概念。在他看来，后殖民的特质主要在于它对殖民主义检讨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总体上说，罗伯特·扬不希望将后殖民的范围限定得太窄，而将其看做一个以对话的形式融合了西方和三大洲反殖实践的知识政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