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语用学在中国

2.1 语用学的引进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评介列文森（Levinson）、利奇（Leech）等著名学者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前者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语用学的研究课题，如指示语、前提、蕴涵、言语行为等，理论性较强，但仅在有限的论题内展开探讨；而后者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对语用学的某些原则作了具体描写，如在介绍格赖斯（Grice,1975）合作原则的同时，还对语言使用中的得体性和礼貌原则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人际交往中的人际修辞问题。

90年代以来，中国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学者通过多种渠道，尤其是利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交流，获取了大量有关语用学的资讯，并及时跟踪国际语用学的最新发展，密切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由于对外学术联系得到加强，中国学者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的范围就更加宽广。近年来，国内一些著名的出版社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成功地引进了一批包括语用学在内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面的原版著作，国内读者有更多、更直接的机会接触国外的先进成果，这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深入研究语用学，人们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的语言哲学，比如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斯特劳逊（Strawson）、唐奈兰（Donnellan）、戴维森（Davidson）、格赖斯（Grice）、奥斯汀（Austin）、塞尔（Searle）等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和思想经常被引用和评论。人们谈论语用学时，已不再泛泛地提及莫里斯（Morris）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而是根据语用学与语言、社会、文化、交际等语境制约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方面，按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等方面来分析语用问题与语用现象。因此，人们现在谈论语用学时，其内容已不再局限于英美学者提出的某些特定课题。当然，对一些具有新意的论题，如近年来语用学结合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理论等，谈论较多的是所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或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a,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参阅第十章），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语用学的范围，它还对言语交际理论不断产生影响。自90年代开始，日本、西欧的一些语用学观点和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评论，如小泉保的《言外言语学：日本语语用论》（1990）、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Verschueren,1999）等。维索尔伦认为语用学实际上是一种语言顺应理论，言语交际过程就是选择语言进行顺应的过程（参阅第十章）。所谓语言顺应，是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要顺应不同的交际对象和环境，要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和环境选择顺应性的语言，要明确作出语言顺应的时效：临时性的顺应还是永久性的顺应，并决定语言顺应的程度、顺应所达到的目的、顺应过程和结果等。

尽管语用学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公认的范围，但这门学科本身早已表明，它是与语言应用有关的一门学问；而语言应用必然关系到人们心理上的认知，关系到社会和文化，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在不同场合下的交往、协商与顺应等。我们完全可以说，语用学实际上是语言和文化交际中的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语用学研究当然也离不开这些领域。可以预见，有关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语用学理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还将不断出现，并影响和推动中国的语用学研究。

2.2 语用学的发展与主要成果

国外不断发展的语用学理论和研究议题推动了中国语用学的进步。多年来，国内学者一方面不断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扩大学科视野，提高和深化对语用学的认识，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国外语用学的理论，或借鉴各种成果，进行以汉语、汉文化为基础的语用学研究。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积极努力，试图完全根据汉语或汉文化中的各种语用现象进行创新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语言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时代条件，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得到重视，进而推动各学科的迅速发展。1980年，《国外语言学》（即现在的《当代语言学》）第三期发表了题为“语用学”（胡壮麟）的综述文章，这是第一篇介绍语用学的文章，很多读者从此了解了什么是语用学。至今，《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等一些有影响的外语界学术刊物已发表了很多语用学的研究论文，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学者，尤其是外语界学人在语用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此外，随着《语用学概论》于1988年在中国率先出版，其他的语用学专著接踵而来。例如，《语用学概要》（何兆熊，1989）及修订本《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王建华，1993）、《中国语用学思想》（陈宗明，1997）、《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何自然，1997）、《汉语文化语用学》（钱冠连，1997）、《信息语用学》（陈忠，1997）、《认知语用学概论》（熊学亮，1999）、《汉语语用学》（左思民，2000）、《语用学教程》（索振羽，2000）、《语用预设的语篇功能》（苗兴伟，2000）、《语用学——理论及应用》（姜望琪，2000）、《交际语用学》（康家珑，2001）、《英汉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于国栋，2001）、《教学语用学》（戈玲玲，2002）、《当代语用学》（姜望琪，2003）、《当代语用学》（何自然、陈新仁，2004）、《反讽话语的认知语用研究》（文旭，2004）、《国际交流语用学》（胡庚申，2004）、《中华文化与汉语语用》（刘伯奎，2004）、《会话信息过量现象的语用研究》（陈新仁， 2004）、《语用修辞探索》（李军，2005）、《汉语话语中推理照应的语用研究》（莫爱屏，2005）、《跨文化语用学——语料收集方法研究》（洪岗，2005）、《“这”、“那”的指示功能研究》（王道英，2005）、《言语攻玉——语用策略精例阐析》（白晓明，2006）、《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何自然，2006）、《语用学：现象与分析》（冉永平，2006）、《语用学纵横》（冉永平、张新红，2007）、《隐喻话语理解的语用认知研究》（徐章宏，2007）、《关联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李占喜，2007）、《语用策略》（刘森林，2007）等。还有一些成果涉及语用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交叉，如《语言哲学》（陈嘉映， 2006）、《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钱冠连，2005）、《语言符号学》（王铭玉， 2005）、《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郭贵春、贺天平，2006）、《理解的条件——戴维森的解释理论》（叶闯，2006）等。此外，还出版了一些语用学研究论集，如《语境研究论文集》（西槙光正，1992）、《语用研究论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1994）、《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徐盛桓，1996）、《语用问题研究》（徐盛桓，1996）、《语用·认知·交际》（张绍杰、杨忠，1998）、《语用学：语言理解、社会文化与外语教学》（陈治安等，2000）、《语用学探索》（何自然，2000）、《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何自然、冉永平，2001）、《语用学研究：文化、认知与应用》（《外国语言文学》编辑部，2006）、《语用学采撷》（熊学亮、曲卫国，2007）等。这些成果充分说明，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在语用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另外，中国语用学顺利发展的重要见证就是从1989年开始的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89年11月，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陈楚祥教授作了题为《语用学在中国的起步》的报告，这篇由钱冠连教授执笔写成的报告第一次总结了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成长；1991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93年7月在山西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95年7月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了第四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9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五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99年7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了第六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2001年8月在苏州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2003年12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了第八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2005年7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九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2007年7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第十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可以说，语用学在中国的发展生机蓬勃。

凡有益于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引进来能为我所用的语用理论与观点，我们都应该及时评介。借鉴国外同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我们自己的语用现象，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理论重复，同时还可以帮助实现我们的语用研究与国际同步。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在研究方法、语料来源等方面与国外语用学研究相比，还有一段差距。我们应加强与国际学者之间的广泛合作，更多地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扩大学术视野，这样才能产生出更多的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加强基于汉语和汉文化中语用现象的创新性研究，努力创建具有国际影响的语用学理论及模式；我们还应该加强外语界和汉语界同仁之间的交流与紧密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既善于掌握汉语的第一手资料，又熟悉国外语用学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语用学向前发展。

何自然 冉永平

2008年6月

于广州白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