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语用学的研究范围

1983年，第一批语用学教材《语用学》（Levinson）与《语用学原则》（Leech）面世。此后较长时期内，人们围绕他们提出的主要议题展开研究。近年来，除了对指示语、会话含意、前提、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进行描写、分析与解释外，语用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充，出现了一些新的交叉研究。下面简要列举几种跨面研究，帮助读者了解语用学的发展概况。

1.6.1 跨文化语用学

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就是研究在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出现的语用问题（参阅第九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对比语用研究，主要探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用差异、语用近似、语用失误以及本族语者对语用失误的容忍性。1989年，布卢姆—库尔卡（Blum-Kulka）、豪斯（House）和卡斯珀（Kasper）在《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文集中，讨论了跨文化、跨语言交际中“请求”和“道歉”等言语行为的语用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社交—文化的语用研究、对比语用研究和语际语（或中介语）的语用研究。不同语言中的“请求”、“道歉”等言语行为可体现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因此，进行对比语用学研究十分必要。对两种语言的语用成分进行系统的对比，有助于了解两种语言在含意、前提、施为用意、类比结构在会话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两种语言。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去进行对比语用学研究，更具社会意义，它可增进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语用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必然涉及英汉等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用差异，目标就是通过英、汉语用对比，探讨跨文化交际的制约因素。这可从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两方面进行。

A．语用语言学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

从语言的各个层面对比英汉等不同语言之间在语用上的差异。同一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同类篇章的不同结构、操不同语言的说话人在表达同一事物时的逻辑思维方式等存在差异，其中也存在语用差异。因此，在英汉等不同语言的相互交际、翻译时，应注意其中存在的各种语用差异及语用等效。

B．社交语用学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

社交语用学首先要研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操外语的人存在一个依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母语的文化还是外语的文化）进行交际的问题。正是文化依附所出现的矛盾，会干扰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比如，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会遇到一系列难题：谈话时使用的外语是否“地道”？称呼对方时，该按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外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相遇，该用什么方式打招呼？应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外国人表示感谢、道歉或提出请求？是否需按外国人的方式对待禁忌语与隐私？用外语交谈时，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开什么玩笑？等等。

总的来说，说话和其他行为一样，学洋人学不到家会出洋相，而学洋人学得太逼真又会成为假洋鬼子，怎么办？这正是语用学与跨文化交际学需要研究解决的难题。在英语已成为国际化语言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作用和意义，探讨“中国英语”作为英语变体的可接受性问题，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1.6.2 认知语用学

语用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认为，语用学实际上是语言与文化交际中的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 & Wilson,1995; Marmaridou,2000）。

语用学尤其是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的研究成果表明，语言使用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相互假设和推理、对特定交际语境的了解、一般的背景知识，以及有关语言使用的认知语境假设等。语言现象、非言语现象以及推理来源、语用照应等的使用构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认知现象，对类似现象的语用研究属于认知科学范畴。此外，语言和推理之间密不可分，这是语用现象中必然出现的，它为语用学与其他认知科学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能。

认知语用学这一术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中涌现出的一个新兴方向，也是语用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普通语用学一样，认知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符号学，以皮尔斯和莫里斯为代表，前者提出了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强调符号的心理表征或心理处理，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或理解者的行为概念。

当然，认知语用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如同什么是语用学一样，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目前缺乏统一界定，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都离不开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话语的交际意义往往会超出其编码信息，是认知努力之后产生的意义，认知努力必然涉及推理，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从广义的角度看，认知语用学就是根据认知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去研究语言运用的语用问题（Kasher,1991a,1991b）。

认知语用学不应该被看成一门独立的语用学分支，它是一种研究视角或对语用现象的认知综观，从认知的角度去分析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中的语用，因为交际活动存在认知基础，而语言交际又离不开认知基础。目前在语用与认知交叉研究方面，人们借用最多的就是关联理论及其推理模式。列文森（Levinson,1989）评论说，关联理论试图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认知的一般理论上去，故西方语言学界称之为“认知语用学”。当然，关联理论不应是认知语用学唯一的理论基础，还应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中借用理论模式，共同构建语用现象解释的综合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语用与认知的交叉研究应是今后语用学中颇具潜力的研究领域。语用与认知相结合，对如何学习外语、如何成功地进行跨文化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语用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成果却表明该学科已经走向成熟。以上介绍可以帮助大家简单了解语用学的主要议题，为把握该学科的走向与发展趋势提供了一定线索，除了可以帮助了解语用学的过去与现在，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它们预示该学科的未来。梅伊（Mey,1993:310）指出：“总的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也许不在于语用学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而是其发展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也即语用学的前途是否光明……”国际语用学的发展概貌与研究主题也为中国语用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把握它的发展方向。只有在了解国际语用学相关信息之后，在积极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与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的同时，才能更好地结合汉语中的语用现象，推动汉语文化语用学的新发展。

1.6.3 计算语用学与网络语用学

计算语用学（computational pragmatics）就是从计算的视角去研究语言使用和语境之间的关系，重要目的之一是建立对话话语（dialogue utterance）和对话语境（dialogue context）之间关系的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ling）。在第十届国际语用学研究会（2007年7月8日—13日，瑞典哥德堡）上，计算语用学和网络语言的语用探索是学者们关注的新兴议题，如斯特芬·拉森（Staffan Larsson）和罗宾·库珀（Robin Cooper）等著名学者就计算语用学与对话、机助网络交际、基于语料库的语用学研究（corpus-based pragmatics）等进行了讨论，涉及如何借助现代计算机科学发展的信息处理手段，尝试新的语料分析方法，以及如何借助国际互联网，收集各种交际场合下的新兴语言现象。具体而言，学者们试图回答以下重要问题：（a）什么是计算语用学？（b）计算语用学的跨学科性，也即，它与人工智能、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非计算语用学、心理语言学、会话分析、语篇分析、修辞学以及人机互动等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c）计算语用学与计算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计算语用学与计算语义学和计算句法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d）执行与计算对话形式模式的可行性问题是否重要？原因是什么？形式语用学和计算语用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e）实证对计算语用学是否重要？实证有什么作用？（f）计算语用学分析对话的主要路径有哪些？如何比较这些路径？等等。

借助计算机网络所进行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传递就是机助交际（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如互联网。CMC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CMC变得日益频繁，QQ聊天与论坛、BBS论坛、博客（Blog）论坛与回应、MSN交流、电子邮件、视频对话、声讯对话等已成为重要的CMC形式，它们与电话、电视等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交际手段，这说明交际已超出时空限制、地域限制；同日常语用现象一样，CMC也具有语境的互动性。因此，在第十届国际语用学研究会的主旨发言中，国际著名学者苏珊·赫林（Susan Herring）提出了“机助交际语用学”，她根据网络聊天、BBS论坛和博客等语料，考察了言语行为的主要表现，并对以日常言语交际为基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她发现网络聊天中的言语行为类型主要是“询问”（inquiry）、“提供信息”（inform）和“指引”（direct）,BBS中的言语行为类型主要为“提供信息”和“断言”（claim），博客中的言语行为类型则主要是“断言”、“解释/说明”（elaborate）和“反应”（react）。另外，在布朗（Brown）和列文森（Levinson）人际交往模式的基础上，赫林提出了CMC的礼貌模式，并分析了网络交际的新兴礼貌形式和礼貌的性别差异等。这说明，网络交际的很多问题都可从语用学的视角开展研究。

另外，CMC交际中的人际关系构建及其言语行为类型、手机电话交流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网上群体讨论（group discussion）的互动特征、特定CMC（如网上房屋买卖等）中言语行为的实施与接受，以及CMC中的电子信息衔接（e-cohesion）也是目前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如衔接指称、网络交际中的词汇衔接与语法衔接等。人机互动的语用问题，也是计算语用学和网络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类似多学科视角探讨有利于建立人机互动交际的会话模式及语境模型。简言之，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从日常言语交际扩展到电子邮件、BBS及博客等网络交际，扩大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以特定语域为对象的研究可对语用学理论提出挑战，有助于修正或补充语用学理论。

1.6.4 语用学与语际语用学、语言教学

1977年，国际语用学刊物《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号指出，语用学能对语言提出一系列重要问题，它将为语言实践的研究建立可能的理论基础，进而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类的相互作用。此后，语用学的方法与原则不再仅应用于语言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如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和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而且还广泛地应用于同话语理解有关的领域，比如文学、修辞学等的研究；语言交际的实用性研究，以及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等与语用学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语际语（又称中介语）是语用学涉及的另一重要领域，即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也称中介语语用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研究人们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时的语用行为过程，探讨该行为过程同使用者的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关系。类似研究也属语言的跨面研究（参阅第九章），它涉及两种语言，其理论与实践来自跨文化语用学；但语际语用学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关，故它又着重研究人们在特定语境场合下如何产生和理解第二语言的言语行为，研究第二语言操作者在习得和使用第二语言时的语际语或中介语的行为模式。在语际语本身的研究中，以往成果多集中于语际音位学、语际形态学、语际句法学和语际语义学等方面，但现在又出现了语际语用学的研究课题，比如探讨人们运用第二语言时的认知能力，为实施第二语言言语行为的中介语语用能力，与第二语言语用失误有关的中介语语用分析，语言、社会与文化等因素引发的正向迁移与负向迁移，以及使用第二语言交际的交际效果等。总之，语际语用学是语用学中的一个新兴领域，也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新发展，有很多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另外，语言教学及学习的语用学研究也是长期以来受到关注的主要方面。在语言教学方面，语用学可用来解释语言结构的功能问题，即对语言进行语用分析，解决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使用原则，这种研究称为语用语言学。此外，语用学还可用来解决外语教学、外语学习中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语用失误，探讨语用的社会因素，这种研究称为社交语用学（参阅第九章）。在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口语教学、听力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效地利用语用知识去指导语言实践是目前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强和提倡的。语言能力强的人，语用能力不一定就强；语言知识高深的人，不一定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类似结论可以引起大家在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文化因素的重视。

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使用目标语的交际能力，语用能力是其核心部分。威多森（Widdowson,1989）认为，能力包括知识和技能，前者主要指语法能力，后者相当于语用能力。语用能力可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语言能力以语法能力为基础，涉及语言的使用规则，不仅指正确地利用语法规则遣词造句的能力，而且包括在特定语境条件下正确地利用语言形式，实施某一交际功能的能力。社交语用能力主要指根据一定的社会文化规则得体地进行交际的能力，这要求人们注意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差异。因此，在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要求学生在使用目标语时充分考虑社会文化语境因素，恰当地将所掌握的词语、语法规则运用到恰当的交际场合，才能进行有效的交际。同时，也应要求学生在理解外语时，了解并运用合理的语用知识，获取字面意义以外的语境信息。

课堂互动性语言及语际语用学研究是涉及课堂教学与学习、语言能力表现与实施等的交叉研究。近年来，进一步受到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父母—儿童交际互动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父母对儿童语言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影响与作用、外语或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用意识（pragmatic awareness）及男女语用意识差异、语用意识表现、特定言语行为习得、外语阅读推理中的概念收缩（concept narrowing）与概念扩展（concept broadening）、学习者的特定言语行为（如请求）或策略使用的语用能力表现、课堂应答中的社会价值观、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应答的反馈、外语教学或学习中的语用能力调查等。

1.6.5 语用学与翻译

翻译是涉及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可以说它与语用学结合的前景喜人，因为它们都涉及语境条件下的语言使用与信息理解，尤其是语言选择与表达的恰当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译界学者探索文化与翻译、翻译中的语用等效与语用对比等，努力寻求一种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译论；同时，更多学者注意到翻译中的语用问题、认知问题，尤其是关联理论（参阅第十章）面世以来，译界有学者把翻译视为一种涉及大脑机制的明示—推理过程。作为一种言语交际过程，翻译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需要根据动态语境进行语用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是关联性。因此，作为一种交际的翻译，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时语码的选择所依据的也是关联性（Gutt,1991）。

中国译界有学者主张在译文中适度使用符合汉语习惯的、西化的表现法。“翻译时，有时不是找不到中国的表现法才使用外国表现法，而是有意识引进我们能接受的外国表现法，从而丰富祖国的语言”（黄家修、谢宝瑜，1990）。比如，在翻译“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as timid as a rabbit”, “to 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 stack”等类似成语时，人们总倾向于用汉语中现成的成语处理，分别译为“一贫如洗”、“胆小如鼠”、“大海捞针”。可是，从语用学来看，中国人阅读外国作品时大都有“移情”的心理准备，知道自己在读译本，译本涉及外国人，外国人说的是外语，那么是否必须西译汉化，值得研究。英国语言学家艾奇逊（Aitchison,1981）指出，“一种语言能接受它准备接受的外国成分”，所谓外国的影响“往往能加快一种语言内部的变化”，这在理论上容忍了汉译西化的观点。为此，如果将以上成语分别译为“穷如教堂老鼠”、“胆小如兔”、“草堆寻针”，也并非不恰当，或不应受到什么指责。此类形式与意义都达到等值的西化式译文，不但不拙劣，反而可给人以新鲜感，也许还丰富了汉语表达。

当然更多学者主张“西译汉化”。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互译时可能出现相互渗透现象，一方面应尊重英语的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寻求。“西化”或“汉化”都存在积极面，我们应该警惕绝对化，避免走极端。

此外，交际中的语用移情和离格也是翻译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何自然，1991,1993），它们涉及“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和“中国式英语”（Chinglish）。如果从语用学和翻译的角度来处理中国式英语或中国英语，有利于促进翻译研究，促进翻译与语用学的结合，其意义十分重大。瓦尼（Varney,1991）强调说，因错译而导致的中国式英语，有时候要比地道的英语更具表现力、影响力。比如，操英语的本族人通常不会将litter （杂乱、纸屑）用做动词，因而在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告示牌上可见“The dropping of litter is prohibited”（禁止乱扔纸屑果皮），但中国式英语的说法是“Do not litter”，与标准英语相比，中国式英语更直接。瓦尼指出，在中国北戴河附近一个公园内曾出现过这样的告示语“No smoking in the park or you will be punished”（公园里禁止吸烟，否则罚款），其中punished（处罚、惩罚）显得比操英语的本族人通常使用的prosecuted有力得多，但在英语国家中类似说法却难以发现；他还进一步表达了对某些中国式英语的赞赏，比如在云南出席一个正式宴会之前，他的中国同事问他是否要打扮得漂亮一些，其中使用了中国式英语“going away on holiday clothes”（穿上节日盛装去），类似说法既表达了盛装或靓装的意思，又富有中国色彩，为此他认为这个说法应载入英语词典。

可见，翻译理论与语用学的结合涉及翻译时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差异问题。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读者去接受异域文化，使其头脑中显现的意象或形象、联想尽可能接近于原作所期待的效果。简言之，语用学和翻译实践与理论之间联系密切，这方面成果早已面世，如伽特（Gutt, 1991）、赫珂（Hickey,2001）等人的成果，它们之间存在广泛的结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