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语用学的定义

下面以讨论语用学的定义为主线，从而折射出各类学者对语用学的不同认识。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语用学与语言学中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相关之处。难怪，格林（Green,1996）认为，语言语用学（linguistic pragmatics）是涉及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包括逻辑学、语义学、行为理论等）、社会学（包括人际动态学、社会规约等）和修辞学等的一门交叉学科，有些方面属于认知科学的范畴。因而，如何定义，自然涉及不同的视角。格林本人将信念、意图与语用学结合起来，关注说话人是如何采取一定行为去达到某种目的；进而认为，语用学研究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及其理解。这是一种广义的语用观。

翻开诸多的语用学著作，我们可发现不同视角的定义。列文森在《语用学》中用了近50页的篇幅来讨论语用学的定义。什么是语用学呢？最笼统的定义就是“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Levinson,1983:7），但这并没有将语言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区分开来。从话语理解的角度来说，语用学就是利用语境去推导意义的学问。下面我们再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以帮助读者从中总结语用学关注的普遍问题及其涉及的普遍因素，从而加深对语用学的理解与认识。

定义一：“语用学研究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Levinson,1983:9）

这一定义指出，语用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语言和语境之间的、与语法和编码有关的某些关系。也就是说，它研究语言结构的某些方面，比如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等。该定义把语用学的探索范围限定在纯语言问题之内。显然，这一定义具有不完备性。

定义二：“语用学研究语义学理论不涉及的意义的方方面面。”（Levinson,1983:12）

如果语义学仅限于研究真实条件的话，该定义就可简单表示为：语用学=意义-（减去）真实条件。这样该定义就显得过于宽泛，因为一个话语的交际内容可涉及以下方面：真实条件、蕴涵、规约含意、前提、合适性条件、一般会话含意或特殊会话含意，以及根据话语结构进行的推理等，且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一定语境中是可取消的。

定义三：“语用学研究语言理解所必需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Levinson,1983:21）

该定义从话语理解的角度出发，实际上指出了推理在语用学中的重要性。在一定语境中，某一语言形式的理解涉及对它的前提、含意、施为用意及其别的语用含意等的推导。该定义不是简单地根据编码与非编码来区分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差异，因此它不同于定义一。然而，该定义也就等于说，语用学研究语境对说话人意义（或话语意义）的制约作用。但又存在什么是语境的问题，这又似乎回到了定义二。

定义四：“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者将语句和恰当地使用该语句的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Levinson,1983:24）

这一定义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因为它包含了语言能力，同时也隐含了语言使用者（比如说话人）的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提到了语言使用中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恰当性或合适性。

据此，似乎很难给语用学下一个准确的、全面且统一的定义，更不可能使一个定义包揽语言使用或语言理解涉及的诸多方面，如语言结构的语境依赖性、语言使用的原则性、非字面意义的语用推理等，但这并非说明语用学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废物箱”。相反，不同的定义正好说明语用学涉及的内容多种多样，而且不同定义代表人们对语用学的不同认识与研究视角。

从交际主体——说话人（或作者）和听话人（或读者）的角度来说，语用学应该涉及两种意义，即说话人希望传递的意义以及听话人所理解的意义，也即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有学者认为，语用学应更多地关注说话人借助话语传递的交际信息（即说话人意义），而不应把焦点放在该话语中的局部词汇或结构上。对说话人意义的研究离不开语境，否则就不能恰当地理解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传递的交际信息。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说话人希望通过话语传递什么信息或意图，语境如何对所言内容（即话语本身的字面意义）产生影响，说话人往往需要根据交际对象、时间、地点等语境因素去构建希望传递的内容或信息。所以，语用学需要研究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说话人意义。

另一方面，为了获知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信息，听话人也需要对说话人提供的话语进行以语境为基础的推理，也就是说，通过推理获取话语字面意义以外的相关信息，即隐含信息。因此，语用学也离不开对语用推理的研究。所以，语用学可以定义为“研究如何通过话语的明说内容传递更多的信息”（Yule,1996:3），也就是说，语用学是研究说话人如何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传递言外之意的。这涉及话语的理解。

不过，以上定义中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如何在话语的明说内容（the said）和非明说信息（即隐含信息）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说话人将哪些内容通过话语明确地表示出来，又将哪些信息隐含起来。这涉及诸多因素，比如交际双方的社交距离、亲疏程度等。所以，语用学还需要考察交际双方的社交距离对话语生成的影响。

语用学是对语言的动态描写与解释，因而它具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会话等言语交际就是一个受制于多种语境因素的动态过程，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在会话等社交应对中，哪些因素制约着人们的语言选择与理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英国学者托马斯（Thomas,1995）认为，言语交际、意义生成等都是一个动态过程，意义不只是词义，也不只是由说话人单方面生成的，或由听话人独自解释的。因而，托马斯更强调语用学的动态研究，包括对话语生成者传递意义和话语接受者理解意义的研究，该过程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意义磋商，以及语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语言的）和话语的潜在意义之间的协调。于是，她提出了“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的新概念。

与诸多定义不同的是，托马斯认为语用学研究既要考虑说话人，又要考虑听话人，还要顾及话语的作用和影响意义的其他语境因素，简单而言，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话语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见，她更强调语用研究的动态特征，也即语用研究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她坚持认为，语用学同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话语分析等一样，都是语言描写的一个层面，有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与方法。语用学所探讨的问题，如语境意义、言语行为、含意、间接性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意义磋商等，都是语用学所特有的。使用语言的过程不只是社会、语境等参数的静态反映，而是力求注意语言的变化，这预示着，语用学不单纯是关于意义的一门学科，而是以意义的产生和理解为对象，从而揭示交际中人们是如何进行磋商、产生意义的，也即语用学是以言谈应对中的意义为对象的双向动态研究（冉永平，1998）。

此外，布莱克莫尔（Blakemore,1992）等从话语理解的角度指出，听话人的语言知识和世界百科知识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也隐含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差异。这一观点其实体现了她对语用学的认识，她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过一系列探索，最后对话语理解进行系统的认知语用分析（参阅第十章）。

从以上所列举的定义中，我们发现语用学涉及的问题与现象很多，既可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也可从听话人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语用学既可探讨话语生成，也可以话语理解为重点。在什么条件下，说话人会选择具有特定意义的某个结构或话语，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听话人会以某种方式去理解该意义而不是以别的方式，这是一种广义的语用观。为此，史密斯和莱因诺宁（Smith & Leinonen,1992）认为，语用学研究的问题包括意向性，前提，会话原则与含意，意义表达的恰当性，说话人和听话人选择意义、表达意义和理解意义的制约因素，以及交际行为的控制与管理等，这不同于列文森（Levinson,1983）提出的指示语、会话含意、前提、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主要议题。列文森的研究从语言实际出发，更接近使用中的语言，讨论对象更具体，而史密斯和莱因诺宁更强调语言的使用过程，内容更宽泛，却体现了语用研究的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