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意识与后过程考古学

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狂热并基本被科学界所接受而成为学科主流之后，各种各样的新探索，新方法层出不穷。进入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考古学家意识到史前文化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不是简单地可以由一般的进化理论或简单的环境适应所解释的。于是，考古学家更倾向于历史特殊论者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一批考古学家对新考古学所采取的方向日益不满，特别对新考古学在解读和阐释人类的认知因素和世界观方面的无能而提出批评，认为新考古学无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日趋枯竭，需要有更新的突破。于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考古学家提出，人类的文化并非都是环境所造就，人类的思想也能对文化的特点及发展产生影响，如果要了解地表上文化遗存的分布形态，就必须了解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他们认为，人类的思想和他们生存的环境同样重要，物质现象并非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人类以各种不同方式使用工具，将其作为特殊的社会策略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一批剑桥的学者转向从象征性和结构主义来了解人类的思维：或从马克思主义学习批评理论，或开始涉足女权主义分析的领域。所有这些不同的思潮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被考古学界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像新考古学代表了一种差异很大的思想一样，“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了一批更为复杂的观点和立场。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象征考古学”，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关注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关注物质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思维”和“价值”。物质文化除了适应意义之外，还具有特定的象征性。比如在考古学物质文化诸多方面，陶器的纹饰与葬俗几乎不受环境和生存适应的制约，更多反映了意识形态和信仰方面的因素。像青铜器和玉器等显赫物品，完全是权力、等级和地位的象征，对这些器物的了解完全无法从社会对环境的适应来解释，而必须从社会内部的复杂化过程及其意识形态及世界观来了解。

与象征考古学分析关系密切的另一方面的研究是所谓的结构考古学，对于结构主义而言，文化类似语言，有一套潜在的法则主宰着他们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考古学家将人类的器物和遗迹视为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想了解和解释一种文化现象，首先需要发现这些文化现象内在的认知规律，正是这些非直观的规律造就了这些文化现象和形式。经典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系统中的个别单位只有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上理解才具有意义，结构主义最终寻找的目标是人类各种行为与观念之间可以对应的固定结构。

对考古学思维有深远影响的一个思想学派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我们知道，新考古学对考古记录多样性的解释是一种生态学的观点，将人类的文化视为超肌体的适应方式，因此考古记录中所见的异同被视为由社会系统自动平衡的方式所造成。造成文化演变的动力和原因被认为是来自于文化系统以外，它首先造成某个功能部分的失调，然后促使整个系统必须采取相应的协调措施。但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强调考古记录中的意识形态解释，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对适应被动的反应，它也会影响和主导社会群体的生存适应，促成社会文化的演变。一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将思想体系视为竞争阶级和利益群体表述自己的观点、体现自己的合法性并对其他群体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以辩证的方法来看待社会历史的演变，认为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促进了社会的演变和进步，这与新考古学系统论的模式正好相反。

考古学一向被认为是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历史的学科，但是从新考古学之后或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探索已经开始超越物质现象，而试图了解和阐释古代人类的思想。然而，这项工作对考古学来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首先，科学研究无法从物质现象的实证研究去检验思想。对于后过程考古学的诸多学派而言，面对人类行为的“化石记录”——物质遗存，我们几乎无法“科学地”观察人类的思想。尽管我们能将种种的认知变量引入器物的分析和解释之中，但是我们仍然不可能做到从古代工匠和统治阶级脑子里的意识来解释器物。就结构考古学来说，语言是由隐而不见的规则所操纵的，操纵考古现象背后的规则既看不见也无法验证，因此人类思维的探究将是一种多元和复杂的阐释体系，而非单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