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洲

前面提到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用发掘来检验对土墩建造者的猜测。另外两个北美土墩的早期调查者是鲁弗斯·普特南（R.Putnam,1738—1824）和玛纳塞·卡特勒（M.Cutler,1742—1823）。1787—1788年，他们调查了俄亥俄州玛丽埃塔的几百座土墩，在地图上标出土墩的位置，并记录它们之间的差异。1798年，他萌发了一个对土墩进行断代的念头，因为他看到在一座玛丽埃塔大土墩上长着一棵大树。他砍倒大树，计算了它的年轮，发现这座土墩至少有463年。俄亥俄河谷有许多巨大的土墩，其中位于亚当斯县的蛇墩总长达1330英尺。位于俄亥俄州迈阿密斯堡的一座78英尺高的土墩大约有31.1万立方英尺的土方。在伊利诺伊州的卡霍基亚土墩的高度超过100英尺，长1080英尺，宽710英尺；它的底面积几乎达20万平方英尺，要比埃及吉萨大金字塔的底面积还大。

尽管杰弗逊通过发掘认为土墩建造者就是土著印第安人，但是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并不认同。一种最流行的看法认为，这些土墩建造者是“以色列消失的部落”：在公元前922年所罗门王死后，希伯来人分裂为两支。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以色列人拥有原来12支希伯来部落中的10支，而南方王国只有2支。当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落入亚述人之手后，这些部落被遣散，他们的历史变得湮灭无闻。于是，他们就成了“10支消失的部落”。这些以色列部落被认为或通过亚洲和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或坐腓尼基人的船只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有些“消失部落”的早期倡导者相信，印第安人本身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觉得印第安人的一些习俗与以色列相仿，而且认为一些印第安人的词汇也来自希伯来语。

威廉·哈里森（W.H.Harrison,1773—1841）是对土墩建造者充满浪漫想象的人，他后来成为美国第9任总统。他相信这些土墩建造者来自美国中西部，后来被野蛮的部落所取代。但是，他们又去了哪里？哈里森认为，阿兹特克人大概在7世纪中叶到达墨西哥，因此他们很可能就是逃逸的土墩建造者。

有些人同意杰弗逊的意见，否认土墩建造者是“消失的部落”。杰姆斯·麦卡罗（J.H.McCulloh）在1812年发掘了俄亥俄州的一些土墩，注意到出土的人骨与印第安人没有区别。这一结论在1839年为塞缪尔·莫顿（S.G.Morton,1799—1851）的研究所证实。莫顿被誉为“美国体质人类学之父”，他系统研究了各种人种的数百具头骨，发现单个人种的特征可以以10项头骨的测量基础来认定。他对土墩建造者与现代印第安人的头骨加以比较，发现他们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这些严谨学者的观点仍占少数，大部分公众仍着迷于“消失的部落”的神话。

为土墩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两位业余考古学家——报社主编伊弗雷姆·斯奎尔（E.Squier,1821—1888）和医生埃德温·戴维斯（E. Davis,1811—1888）。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走遍了俄亥俄与密西西比河谷，调查和记录土墩遗址。他们对200座以上的土墩进行试掘、采集器物、注意地层证据，并对土墩建造的动机进行推测。1846年成立的史密森研究院于1848年将斯奎尔与戴维斯的报告《密西西比河谷的古代遗迹》作为第一卷馆刊。这本报告被认为是北美考古学的经典，为解决土墩之谜奠定了基础。斯奎尔与戴维斯对不同土墩加以分类，从封土的方式来区分土墩。在土墩分类基础上，他们分辨出锥形埋葬土墩，作为庙宇地基和酋长住宅使用的平台土墩，以及建造成熊、蛇、鸟、龟等动物的肖像土墩。他们注意到，有些土墩是孤零零的；而有些土墩聚集在一起，周围围绕着土堤，土墩之间常常有走道和垫高的土路相连。斯奎尔和戴维斯相信，大部分土墩是由一批消失的非印第安人种族建造。然而，式样、内涵和用途的差异使得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至少有一些土墩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的人群所建造的。

1878年，史密森研究院成立了美国民族局，对土墩建造者进行科学调查。在考古部塞勒斯·托马斯（C.Thomas,1825—1910）的领导下，民族局展开了专业考古学探索，在19世纪80年代对土墩进行勘探和发掘。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托马斯支持土墩建造者是“消失的部落”的见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相信土墩是印第安人所造，而且认为不同地区的土墩为不同的部落所建造。托马斯于1894年在第12卷《美国民族局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论，介绍了所收集的大量证据，将土墩与印第安人联系起来，消除了土墩建造者是“消失的部落”所建的错误看法。他的报告被认为是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一篇经典之作，并使专家们相信土墩建造者之谜已经解决。

美国民族局对土墩的研究得到了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普特南（F.W.Putnam,1839—1915）的工作的补充。1874—1909年，普特南和他的助手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土墩发掘，包括对俄亥俄州蛇墩的发掘，这些发掘成为科学调查、发掘和记录的典范。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美国考古学已日趋专业化。像普特曼那样在大学和博物馆工作的专家取代了早年的业余人士，开始从事发掘和研究。一些主要的大学、博物馆和专业学会成为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此外，一些专业杂志出现，比如《美国文物》（American Antiquity）在1878年创刊，《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在1888年创刊，有力推动了美国考古学的专业化进程。

与此同时，美国考古学显示出独特的人类学倾向，这和欧洲考古学倾向于将他们的学科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有所不同。因为欧洲史前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也和古代近东和地中海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找到文字阐释的证据。但是，美洲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和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相反，现代许多印第安土著仍然多少像他们的史前祖先那样生活，西班牙人和美国白人的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情况。因此，很难想像北美的考古学会不和民族学密切相联。于是在美国的大学里，考古学和民族学，再加上语言学成为人类学下的学科分支。新大陆的考古学文化也不能按照旧大陆的编年序列，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等概念进行区分。学者们按照类型或地域为依据，建立起一种新的术语体系。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田野考古对用地层学方法来建立年代学日趋重视，此前，北美的地层学方法自杰弗逊发掘土墩以来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威廉·多尔（W.Dall,1845—1927）发掘了阿拉斯加的几处洞穴和土墩遗址，他仔细记录每个层位以及从这些层位中出土器物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弗莱德里奇·尤勒（F.M.Uhle,1856—1944）在秘鲁的考古发掘中也采取了地层学的方法。后来，尤勒到加州大学任教，在20世纪初对旧金山附近的埃默里维尔贝丘的发掘中采取逐层揭露的办法，注意每层之间器物的变化，认为这是文化历时演变的证据。

尤勒和多尔的工作并没有对美国考古学立即产生影响，但是他们确实影响到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内尔斯·纳尔逊（N.C.Nelson, 1875—1964）。他参加了尤勒领导的对旧金山附近贝丘的地层学发掘。1913年，纳尔逊访问欧洲，参观了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考古发掘，注意到这些发掘所采用的严格的地层学规范。回到美国后，他开始在对西南部遗址的发掘中采用地层学方法。他采取主观分层的方法，大约12英寸为一层，收集每一层出土的陶片，并注意这些陶器形制和频率逐层的变化。1916年他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新墨西哥塔诺废墟的年代学》一文，对他的方法及价值进行了充分的介绍。

与纳尔逊同时，另一位著名美国考古学家艾尔弗雷德·基德（A. V.Kidder,1885—1963）也推动了地层学方法的完善。基德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听过皮特里的学生、埃及学家乔治·赖斯纳关于田野发掘的课程。赖斯纳是20世纪初采用地层学方法的最为严谨的发掘者，对基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基德在美国西南部开始发掘的时候，他采取自然分层而非当时流行的主观分层方法。除了这些区别，基德在新墨西哥州帕崖里托高原和派科遗址建立的陶器序列，证实了由纳尔逊所确立的陶器年代学。纳尔逊和基德的发掘方法对当时的考古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考古学家开始在阿拉斯加、美国东部和西南部用地层学方法来发掘遗址。到1930年，美国考古学界已经建立起按地层学发掘，及建立在地层学基础上的器物序列研究范例。

在北美，除了土墩之外并没有印第安人建立的城市和其他发达文明的显著标志。但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玛雅和印加文明留下了许多壮观的史前遗迹，成为美洲考古的中心。早在18世纪末，危地马拉的西班牙官员就曾听闻丛林中发现有奇怪的废墟。1876年，当局派遣西班牙军队的一名军官安东尼奥·利奥（A.D.Rio）和艺术家利卡多·阿尔曼达利兹（R.Almendariz）去调查这些传说。他们在茂密的丛林里发现了一些完全被植物覆盖的石头建筑，并找到了帕伦克遗址。1808年，奥匈帝国出生的奎勒莫·杜派克斯（G.Dupaix）和乔斯·卡斯塔内达（J.Castaneda）也找到了帕伦克遗址。在花费了3年时间观察墨西哥的史前遗迹之后，杜派克斯对帕伦克的一些主要遗迹进行了描述，卡斯塔内达是一位艺术家，他绘制了许多遗迹的精确图画。1827年，他们的描述和绘画被巴拉德尔（H.Baradere）在他的《墨西哥的古物》一书中发表。

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了解中美洲文明的一位先驱是约翰·斯蒂芬斯（J.L.Stephens,1805—1852），这位纽约的律师在游历了欧洲、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36年，当他的旅行快结束的时候在伦敦遇到了弗莱德里克·卡瑟伍德（F.Catherwood,1799—1854），并成了好朋友。卡瑟伍德除了向他出示了许多埃及古迹的精美绘画之外，还介绍了利奥在中美洲帕伦克的发现。回到纽约后，一位书店的老板向他提起新出版的有关墨西哥南部和尤卡坦发现的城市废墟和雕刻的书籍。在参考了其他相关的报道之后，斯蒂芬斯决定亲自前往中美洲，看看他们所描写的奇迹。这时卡瑟伍德也从伦敦搬到了纽约，于是斯蒂芬斯说服他关闭华尔街的办公室，参与他的探险。不久，斯蒂芬斯觅到了美国驻中美洲机要特派员的职位，并在1839年10月与卡瑟伍德一起前往伯利兹。

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决定首先前往科潘，因为许多早期探险者的报告中提到这是一处最难到达的城市。于是，他们先坐船从伯利兹到利文斯顿，然后沿杜尔兹河而下到达伊扎巴尔湖，再穿过极其难行的地带，暴雨常常使得山路根本无法通行。在经历了几次意外和被非正规军士兵逮捕之后，他们终于抵达科潘。次日，他们在丛林中开辟出几英里的通道，终于看到了废墟的面貌，但科潘河对岸的一座高墙几乎完全被树藤所覆盖。他们又穿越河流，沿石阶登上平台的顶部。由于长满植被，所以他们无法看清建筑的式样。于是，他们清除周边的植被，这才发现了石碑以及金字塔的一部分，这些遗迹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壮观。

斯蒂芬斯雇用了一些民工来清理植被，而卡瑟伍德着手绘制这些遗迹的图画。开始，茂密的树叶使他无法看清浮雕的形象。而且，这些图像和纹饰前所未见，使卡瑟伍德难以精确把握图像的准确性。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画出了符合专业要求的图画。他们的活动也招来了一些麻烦，科潘村的村长怀疑这些北美来的陌生人用心不良，并对他手下的人跑去为斯蒂芬斯服务感到愤怒。废墟所在地的主人对他们也非常不满，认为考古工作侵犯了他的私人财产。卡瑟伍德准备把这块地买下来，而土地的主人也愿意把堆满石头的废墟出售，但是又怕得罪当局。于是，卡瑟伍德穿上外交官的制服，金色的镶边、勋章以及铜纽扣终于使村民相信这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结果，废墟的主人很不情愿地将遗址以50美金的价格出售给卡瑟伍德。

1840年，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开始了另一项探险——前往墨西哥南部的帕伦克。他们一路上看到许多雕刻的石碑和废弃的金字塔，但是都比不上帕伦克保存完好的精美浮雕。此后，他们又从帕伦克前往尤卡坦造访乌克莫尔废墟。到了乌克莫尔后，卡瑟伍德因疟疾而神志昏迷，在稍微康复能够行走后，两位探险者回到了纽约。1841年斯蒂芬斯出版了由卡瑟伍德插图的《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旅行的事件》，并很快成了畅销书。1843年出版的《尤卡坦旅行的事情》介绍了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造访乌克莫尔、奇琴伊察和图鲁姆的情景。他们的经历使得中美洲的废墟城市成为人们闲谈的中心，并促进了玛雅考古学的发展。

对玛雅遗址的科学研究始于1883年，由一位英国学者艾尔弗雷德·莫兹利（A.P.Maudslay,1850—1931）奠定基础。1881—1894年，莫兹利在玛雅各遗址系统调查了15年，在地图上标出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废墟，将许多雕像制成石膏模型，并仔细抄录了许多象形文字的铭刻。他也是第一位用照片记录玛雅遗迹的人，他出版的报告精确和详尽地记载了调查结果，为玛雅遗址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成为以后工作得以系统进行的基础。

在南美，16世纪印加帝国被西班牙人击溃之后被人所遗忘。西班牙人对秘鲁及玻利维亚前哥伦布时期的文化毫不关心，也不允许它的殖民地与外界交流。于是，欧洲与北美的学者对印加文明所知甚微，对早期西班牙人的描述半信半疑。使世界重新发现秘鲁文明的一位学者是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von Humboldt,1769—1859）。1799—1804年，洪堡获得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的特许，游历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到之处，他都仔细观察动植物、地形和其他自然景观，并注意到许多考古遗迹。他生动地描述和草绘了印加的道路和建筑，并在1810年出版的《美洲土著居民的山脉和遗迹的调查》一书中做了介绍，引起了公众对前西班牙时期秘鲁历史的关注。

洪堡的介绍引起了美国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W.Prescott,1796—1859）的强烈兴趣，他开始研究西班牙早期征服时期的记载，写出了两本关于美洲土著帝国崩溃的精彩著作，即1843年出版的《墨西哥征服史》和1847年出版的《秘鲁征服史》。英国地理学家克莱门兹·马卡姆（C.Markham,1830—1916）对印加文明的遗迹做了补充。1852—1854年，马卡姆游历了安第斯山区，在他1856年出版的《秘鲁古代首都库兹科旅行记》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前哥伦布时期的遗迹。

在秘鲁的考古发掘最初是由美国人弗雷姆·斯奎尔进行的，他曾和埃德温·戴维斯发掘过密西西比的土墩。1849年，他放弃了对北美土墩的研究，担任了美国驻中美洲的特使。他自然利用这个机会来观察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所描述的遗迹。1862年，林肯总统派他前往利马代表美国解决与秘鲁的经济和法律争端。在完成外交使命之后，斯奎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游历了18个月，勘探、绘制、照相并发掘了许多前哥伦布时期的遗址。他在一个沿海遗址莫切获得了重大突破，发掘结果使他肯定，在秘鲁曾经有过几个早于印加的独特文明。1877年，他发表了他的发现《印加土地上的旅行与探索事件》，成为研究秘鲁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最早进行的地层学发掘始于1896年，以莱德里奇·尤勒在利马南部的一处秘鲁沿海遗址帕恰卡马克的发掘为代表。尤勒已经从提阿华纳科发现的材料熟悉了印加的陶器和早期容器，所以当他在帕恰卡马克的墓葬里发现了第三种形制的陶器时，就意识到这是一种中间阶段的类型。仔细的发掘技术提供了该遗址存在几个不同栖居层位的证据，并确立了后来所知的莫奇卡和纳兹卡两类文化。

一般认为，秘鲁最辉煌的考古发现发生在1911年。那一年，由美国探险家和登山家海勒姆·宾汉姆（H.Binghem）率领的一支由耶鲁大学资助的探险队前往安第斯山，寻找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个据点维尔卡班巴，这个据点据说在被征服之后消失。根据征服时期记载的线索，宾汉姆和他的队友沿乌鲁班巴和维尔卡班巴河谷进行搜寻，最终在一处叫马丘比丘的山峰下找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遗址。宾汉姆认为，这就是印加帝国消失的城市。后来，宾汉姆回到马丘比丘进行了几次发掘，城址保存极为完整。但是，后来证明马丘比丘并不是维尔卡班巴，而是印加帝国统治者帕查库蒂（Pachakuti）为纪念他的军事和政治功绩所营建的几处皇家行宫之一。马丘比丘一直被印加人居住，直到西班牙人征服时期的晚期，但是西班牙殖民者从未到过这里。马丘比丘的再次发现激起了公众对秘鲁史前文明的强烈兴趣，它已成为秘鲁最著名的考古遗址和旅游胜地之一。

同时，墨西哥也发现了比西班牙人的发现更早的文明线索。学者们注意到一种特奥蒂化坎形制的陶器与阿兹特克陶器不同，后来在墨西哥河谷的阿兹卡博扎尔科的地表，与特奥蒂化坎及阿兹特克陶器一起发现了第三种形制的陶器。这三种陶器的年代学关系怎样？1911年，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Boas,1858—1942）的学生曼钮尔·加米奥（M.Gamio,1883—1960）采用地层学发掘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主观分层来进行发掘，并注意遗址的自然层位。他特别留意每个层位中出土的陶器和其他器物。他发现，阿兹特克陶器位于上层，特奥蒂化坎陶器在阿兹特克材料以下，而第三种陶器位于最底层。开始，加米奥称之为“古代期”，现在它被定为“前古典期”或“形成期”。加米奥的发掘不但解决了墨西哥河谷不同文化的发展序列，而且表明特奥蒂化坎文化很可能是从较早的形成期文化逐渐发展而来。

1930年，基德的学生乔治·维兰特（G.Vaillant,1901—1945）在墨西哥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地层学发掘。他不但证实了加米奥的结论，而且为该地区前古典期文化提供了更详尽的细节，并将人类在该地区的活动推至更早的年代。美洲的考古学最终发展到了可与旧大陆考古学比肩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