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证主义的产生
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规定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但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实证主义却根置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之中。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怀疑论提出的一种现象主义观点应当被看做实证主义的雏形，中世纪晚期的罗吉尔·培根和奥卡姆的思想，同样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类认识范围和有效性的实证主义观点，他们在与目的论神学的论战中强调了人类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作用。当然，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唯名论，而唯名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实证主义观点，因为它关心的仍然是知识的构成和来源，而不是关于构成知识的原则和标准。而且，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经验主义萌芽，主要关注的也是如何得到事物本身，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而是大自然撒播于一切生灵之中的初隐“力量”。
实证主义的思想在17世纪开始呈现最初形态，它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伽利略的科学观直接形成了与传统世界观的对立：科学的任务不是去增加自然及其属性的数量，而是去大量描述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伽利略的理想实验超出了经验材料的范围，开始确立科学理想的重要性，即为一切实验确立理想条件。这正是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确立科学规范的开端。17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是伽桑迪，他在1624年的文章中直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宣称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没有结果的，而合理的目的论思想也是不可靠的。伽桑迪的思想反映了法国知识分子思想通常具有的朴实特征，即不要询问用定义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关于上帝的问题或关于宇宙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能对各种不同的答案保持开放的心态，以便将来的科学能够给出更好的回答。
休谟在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他通常被看做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但他在处理两种知识的关系上却与洛克、贝克莱等人的经验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正是这种差别使得当代哲学家把休谟放到了实证主义的阵营。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休谟看做他们思想的先驱之一，而科拉克夫斯基（L.Kolakowski）则直接把他称作“实证主义哲学的真正鼻祖”。休谟区分了“印象”和“观念”，但认为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是不需要观念之外的经验观察的：它们只是由相似、相反、不同程度的性质以及数量等关系构成的。对这些关系的研究是数学学科的内容，与外在的世界无涉，数学命题的真取决于这些命题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推理关系的自明性。休谟由此认为，虽然关于事实的判断告诉了我们关于存在的内容，但它们却不包含必然性的知识，所以，人类关于事实判断的经验知识是有局限的，从这样的知识中我们无法得到关于必然性的知识。休谟怀疑论的要旨就是否定所谓的“规律”命题反映了事物自身的必然性，而认为必然性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存在于我们由联想产生的思维习惯之中。休谟对因果概念和本体概念的批判，导致了后来的实证主义者完全抛弃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否认存在任何先天的认识对象，放弃对科学中的必然因果性的追求，主张对知识采取概率论的立场。可以说，从19世纪初开始复兴的整个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都是沿着休谟的怀疑和批判的思路展开的。
实证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得到复兴，与当时的哲学背景有关。根据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科普林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和哈姆林（D.W.Hamlyn）等人的分析，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在德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对它的对立面，一种是在英国和法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哲学以及对它的对立面。
黑格尔通过对理念的逻辑推演建立的绝对精神体系，遭到了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以及随后的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等人从不同立场和角度的批判，由此形成了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唯意志主义、生存哲学以及所谓的后黑格尔哲学，当然还有在黑格尔哲学内部出现的新黑格尔主义。这些不同思潮虽然形式各异、观点分歧，但都可以看做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不同反应，这就使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但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哲学界，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英国，19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和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密尔是后来成为英国实证主义哲学最大代表的J.S．密尔（旧译“穆勒”）的父亲。他于1829年出版的《人类心灵现象分析》成为当时的联想主义的大众手册。这种联想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来自休谟，但又结合了英国心理学家哈特利（David Hartley）在他的《人之观察》（1749）中提出的关于心理学的一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一切心理现象都可以派生于某些原子感觉，因为一切观念都依赖于印象，而一切复杂印象又都依赖于更为简单的印象。边沁把心理学上的享乐主义看做人类行为的支配原则，认为痛苦与快乐是人类的“主宰”，他由此派生出著名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即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获得最大数量的最大快乐。这个理论后来被哈奇森进一步推向极端。但边沁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提倡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会产生如此的功利主义，他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中只是表明了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立法标准和具体实施惩罚的使用标准，即惩罚的程度只有在它具有普遍的功用时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事实上，密尔的《功利主义》（1863）就是对边沁这个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道德意义。
然而，当经验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而黑格尔主义在德国已落入末途并将被新康德主义取而代之的时候，黑格尔主义却开始在英国（主要是在牛津）逐渐兴起。但这种英国式的黑格尔主义与德国的不同，它更注重理念发展的认识论层面，带有一些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子。而且，如布拉德雷（F. H.Bradley）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甚至否认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英国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康德的认识论修正黑格尔的纯粹精神概念，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格林（T.H.Green）、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和布拉德雷等人。格林反对经验主义或感觉论对原子感觉的强调，认为对实在的认识必须包括对关系的认识，但关系本身不是由关系者带来的，而是由心灵赋予的。鲍桑葵特别在逻辑学和美学思想中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被看做是最为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当然，19世纪英国最大的绝对唯心主义者还是布拉德雷。但他的思想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著作《逻辑原理》（1883）和《表象与实在》（1893）都发表于19世纪晚期，所以他的思想对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产生没有带来直接影响，但却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新实证主义产生的直接导火索。
在法国，由于受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19世纪的法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都不像德国或英国哲学那样抽象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如19世纪初较为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团体“意识形态者”（les idéologues）就明确地把研究人类观念和语言表达的起源作为他们的重要目的之一。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德·莱西（Destutt de Tracy）在他的《意识形态原理》（1801）第一卷中明确指出，他要关心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天赋能力，认为这种研究正是为逻辑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提供基础。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些能力主要包括情感、记忆、判断和意志。而19世纪初最为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德·拜伦（Maine de Biran）则直接把研究人类的思维能力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他于1802年发表的《习惯对思维能力的影响》一文为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奖励，1805年又以另一篇论思想的文章再次获奖，并由此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与德国哲学家不同，法国哲学家在讨论思想能力或观念起源时，他们并不是求助于先天的观念作用，而是更加唯物地从物理学、生理学、化学或心理学等学科中获取资源，把人类观念和语言的形成看做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人类大脑中所发生的各种反应的产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巴尼斯（Cabanis）所说的名言：“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法国哲学的这个特点正是孔德实证哲学得以产生的深厚思想根源。
除了强调从各门自然科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之外，19世纪的法国哲学还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哲学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与法国哲学的浪漫主义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哲学领域，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官方哲学是所谓的“精英主义”（Eclecticism）。它竭力鼓吹制度化的君主立宪体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独裁统治，但又反对当时的社会理论家所宣传的革命尚未成功的主张。以罗耶-阔拉德（Paul Royer-Collard）、孔辛（Victor Cousin）和约夫里埃（Théodore Simon Jouffroy）为主要代表的这种精英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妥协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理论看做是一种明智的精英主义，能够取各种不同体系中的精华，将其结合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及孔狄亚克的感觉论。在社会哲学领域，以傅立叶（Marie Charles Fourier）、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和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社会改革主义者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但要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并不需要流血的革命，而只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他们的社会主张通常被看做是一种乌托邦而遭到马克思等人的深刻批判，但他们的社会理想却反映了法国哲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也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得以建立的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