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陵研究的空间

唐陵多年的调查工作及成果的陆续发表，以及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唐代两京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使对唐陵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在目前发掘的唐代墓葬中，由于唐陵陪葬墓的墓葬等级都比较高，在唐代墓葬制度的研究中是一份极其重要的资料，不少研究都利用了这一批资料开展有关墓葬等级制度和壁画等专题研究，并进而对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进行推测等等。这些进展无疑给研究位于唐墓等级差序最高点的唐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中唐以来对唐陵特别是陪葬墓便有了模糊的认识，但是对唐陵的研究仍旧代不乏人。自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调查唐陵，特别是1949年之后我国现代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关于唐陵的研究更是与日俱增。然而细考历来关于唐陵的有关讨论，总以泛泛征引者多，深入研究者少。征引者不外胪列资料，多停留在碑刻本身，并未涉及唐陵制度。这在金石学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金石学的著录，未遑阐幽发微，探讨其内涵。深入研究者或探讨其碑刻墓志、或分析其陪葬墓、壁画或考索其帝陵制度，虽未能重现其风采，但透过缜密推演，若干形神风采已宛然重建于纸上。

然而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对唐陵仍然缺乏一个整体认识。所谓“整体”，作为唐陵制度外在框架的布局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帝陵布局内容大体包括陵区选择与秩序、陵园设计、陪葬墓地安排等方面。但针对此点，学界仍然缺乏充分讨论。事实上，如由布局的层面切入，穷原竟委，查其流变，将更能厘清渊源，并发显、映照出唐陵的风貌及其深层涵意；通过唐陵布局的探讨，藉此推究唐陵的性质特征，并确立其制度渊源；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唐陵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

唐陵陵区的形成与王朝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同样地，各帝陵相对位置的选择也是陵墓制度的一个重要元素。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已成定谳。遗憾的是，对相关制度的误解，对国家政权威力估计的不足，使得他们认为广袤的渭北地区便可轻易阻挡统治者实施制度建设。显然，这种状况导致了该课题极大的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关中唐陵陵位的安排历经了一个变化，其葬地选择原则的变更与厘定跟当时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息息相关。唐陵陪葬墓地在唐陵的表征中曾经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同样地，随着这个功能的逐渐淡化，其布局也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跟陵园的设计直接相关，更与当时社会权力结构构成的变化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

作为同一语境下的产物，各种类型的帝陵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规划建筑时被置于同一系统里面综合考虑。换言之，唐陵园邑制度的演化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序列，这需要综合考虑所谓帝陵、祖陵、太子陵以及后妃陵墓的园邑布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整理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谱系。此前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所谓的“关中十八陵”，而忽视了作为唐陵陵园制度演化中重要一环的追谥为帝王的陵墓之存在。无疑地，后者也是唐陵整体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没有被纳入到整个唐陵制度体系中来，从而也就奠定了唐陵陵园布局演变脉络不得理清的命运。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若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便可梳理出唐陵陵园的类型及其相互间的演化关系。当然，跟所有的研究结论一样，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演绎，所得结果也只是唐陵陵园制度最后形成的一个可能。中国文化是一个很早熟的文化。其文化性格基本上在春战时期便已成型，后世多以之为圭臬，如昭穆制度。这种以年代的久远来换取制度合法地位的做法，跟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始终居于威权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而研究中长时段视野的缺乏，也使我们未能对唐陵的陵园制度进行追溯、跟踪。如，长期以来，汉、宋等帝陵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的进展，没能很好地纳入唐陵研究的视野。

中国古代帝陵制度是汉民族的丧葬文化与其他民族丧葬文化交融的历史，而这一过程又是跟该民族国家的政治典章制度建设同时的。中原河洛文明的早熟及其过早地被尊崇为文化正朔，周、汉代文化经过营造后又得以成为其代表，使得汉文化的典章制度被各民族国家视为政权正统建设的重要依据和根本目标。不管其实际行动如何，这已渗透到各个王朝的血脉之中，不论是天下一统，还是群雄分峙的时代。它已成为传统社会诸民族国家建设和历史更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图式。唐朝政府也难脱此窠臼，由其帝陵建设可见一斑。

作为国家制度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唐陵园陵制度的基调肇始于唐高祖。贞观九年五月六日（626年6月5日），唐高祖颁布《神尧遗诏》称：

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百辟卿士，孝子忠臣，送往事居，勿违朕意焉。

由此奠定唐代帝陵陵制的基调，并对李唐帝陵陵制局面的开创与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高宗的遗诏中便称“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

唐德宗时，权德舆所上《代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云：

臣某等言，臣闻宗庙之享以致吉蠲，山园之制以极严敬，国朝祀典，尽用汉法。

又元和元年正月甲申（806年2月11日），唐顺宗崩。其遗诏有言：

伏以崇陵仙寝，复土才终。甸邑疲人，休功未几。今又重劳营奉，朕所哀矜。况汉魏二文，皆著遗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可见，汉魏陵园之制在唐代园陵制度中确实已经成为不变之规矩。

综观考古学资料，可谓一部空间的历史，这个空间始终与权力等秩相联系。若由考古材料研究传统国家制度，则都邑与帝陵无疑是最佳选择。通过斟酌汉魏之法，唐陵园陵布局与儒家意识形态核心得以契合。反过来，这种契合不仅强化了唐陵园邑制度的合法性，而且昭示着它所代表的皇权的正朔。由此，唐陵的布局在空间上与帝国的统治秩序有机地联系起来。

那么，这个话语在有唐一代是如何形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是如何被操纵、运作和修改的？这些对唐陵在空间上的布局又造成何种影响？

此上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