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中唐陵陵址的选定

唐代帝王是如何选择陵址的？唐代帝王生前选择陵址见于文献的有太宗、武后、玄宗三帝，其他各帝没有生前选定陵址的记载。事密无闻，今天只能在零散史料中钩沉探赜，以约略窥其梗概。《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云：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志）。”乃诏曰：“《礼记》云：‘君即位而为椑。’庄周云：‘息我以死。’岂非圣人远鉴深识，著之典诰，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功（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坟陵。今先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下略）”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649年9月29日）山陵毕。

由此看来，唐太宗生前选陵址的原因恐怕有这么几点：其一，生前选址营陵是汉家制度，更是《礼记》圣人典诰所提倡的。《礼记》卷九《檀弓上》云：“君即位而为椑，岁一漆之，藏焉。”对此，孔颖达认为“君，诸侯也。言诸侯，则王可知”。其二，担心自己身后，子孙侈靡，劳扰百姓。但是，从营建昭陵的客观情况并非如此来看，上述第二个原因实际上是树立所谓清明政治的需要，而第一个原因才是最根本的。实际上，《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所记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637年3月3日）诏就已经提及太宗欲葬于九嵕山，丁巳诏实则便是所谓的“九嵕山卜陵诏”。又《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营九嵕山为陵”。《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一年二月〕甲子（637年3月10日），〔太宗〕幸洛阳宫，命祭汉文帝”，此事发生在丁巳诏后七天，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事件，应是唐太宗政府以实际的举措进一步表达、确定对汉家制度尊崇和模仿的决策。不仅如此，开启唐陵因山为陵之风的太宗昭陵在形式上更直接跟汉文帝霸陵一样，即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看来，唐太宗的祭拜汉文帝还暗藏着这一层意思。综上，似乎贞观十一年二月应该是唐太宗正式经营昭陵的时间。但是《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又称：“〔贞观十年〕冬十一月庚寅（636年12月6日），葬长孙皇后于昭陵。”后，唐太宗亲自为文德皇后撰写碑文。《唐鉴》卷二《太宗上》云：

文德皇后崩，〔贞观十年〕十一月葬昭陵。（中略）十一年二月，帝自为终制。初，文德皇后疾笃言于帝曰：“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是。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至是，帝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于是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如此看来，唐太宗最后为自己选定九嵕山并开始营陵是在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诏后，但其钟意九嵕山当至少不晚于636年12月，且当已有不小之举措，否则便不会有文德皇后的先行入藏。当然，在正式营建昭陵之前有一段酝酿的时间也是情理中事。实际上，太宗考虑自己的后事应该肇始于高祖李渊献陵制度的讨论。贞观九年五月庚子（635年6月25日）李渊崩，同年十月庚寅（635年12月12日）葬毕，前后历时170天。尽管高祖李渊崩时有“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的遗诏，而汉魏以来亦确有帝王生前选定陵址的传统。但是，从李渊死后王朝对献陵制度的热烈讨论，他生前该是没有为自己营建陵寝的。正是这个缘故，致使献陵很可能出现了山陵规模、工程时限和礼制上的矛盾。时限短促，以至于欲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程役峻暴，其于人力告弊、功役劳弊，已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事情。既不好过于俭素，反之，非但为不可能之事且又恐后世有废毁之忧。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势之下，献陵只能往小规模的方向设计，而这正是太宗恐落个“不孝”之名而自己不便提出来的原因。如是，这个问题使得太宗一时颇为棘手和被动。史称“难以自决”，实是此事太宗不好自决。他对中书侍郎岑文本的话便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只好将问题转嫁给有司讨论、议定。这就是当皇帝的一个好处。房玄龄等人讨论以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最后建议效仿不崇不卑、规模合宜的汉光武帝原陵制度。献陵封土今高19米，若按西汉尺长一般在23厘米左右计算，折合西汉8.26丈；若按唐代尺长29.4厘米计算，折合唐6.46丈。看来，唐献陵尽管采用了东汉原陵六丈的规格，但因在操作上却采用了唐代较大的度量衡制，故其实际规模也已经差不多达到汉时长陵9丈的规格了。换言之，房玄龄之流是采取唐代度量衡制来营造献陵的，此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唐初的讨论实际上也只是根据文本所载汉陵的尺寸，而非其实际之规模。因汉代天子的陵墓规模实在12丈左右——约合27米多，诸侯王墓高在5到8丈之间，列侯坟高约4丈，而“庶人之坟半仞”。此与目前的实测陵高约20到30米之间完全相符。总之，这个取巧的“中间”方案使得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无怪乎房玄龄也因此事称合太宗意旨而功加开府仪同三司。

但是尽管如此，虞世南对汉代帝王生前营陵制度的推崇和“汉之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的话语肯定也已打动了太宗。故事隔九年后，太宗还对侍臣说：

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志）。

此时太宗对生前营陵的得意之情仍溢于言表，恰说明了这个事实。由此视之，正是贞观九年高祖献陵制度的讨论，促使太宗的着意陵址。于是，才有贞观十年十一月文德皇后的先行从容入葬九嵕山。推测在太宗最后入藏昭陵之前，长孙皇后只是采取权厝他处的方式。2002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考古队在九嵕山南坡调查了凿山为窟的石室9座，或单独开凿，或数座相邻排列，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分别编号为ZLS1-ZLS9。其中ZLS1的一号石室单独开凿于九嵕山南侧偏东的陡坡崖壁上，距山顶东垂直高差约30余米，是所有石室中海拔最高的。石室总体结构与唐墓极为相似，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原有白灰墙皮，墓室周壁及顶部覆盖有一层石灰泥并绘有壁画。据研究，ZLS1可能是徐（惠）贤妃墓或暂厝长孙皇后之处。ZLS1倘真是长孙皇后权厝之处，则无疑也证实了前引《唐鉴》所载用工、用时大体不假。

文德皇后性仁孝俭素，与唐太宗感情甚笃。太宗长年有疾，她昼夜侍奉不离左右，且常系毒药于衣带，誓若太宗不讳则以死相随。文德皇后下葬后，太宗思念不已，建筑层观以望昭陵，尽管后来在魏征的劝谏之下，层观拆毁，但是由此可见太宗对文德皇后之情感非同一般。可能也正是文德皇后的遗言薄葬及葬于九嵕山，才使唐太宗最终决定与之长相厮守于此，于是颁诏正式营建昭陵。这就是丁巳诏和随之祭拜汉文帝的由来。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649年9月29日），大概前后经历了十四年之久，昭陵终于营建完毕。太宗也于当日入葬昭陵。时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649年7月10日）太宗死日仅71天，显然较李渊的要短得多，也就更衬托出太宗死后处理入葬事宜的优裕。

唐太宗先造山陵，并在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诏中称“今先为此制”，不知太宗此诏及其实际举措对后来唐代诸帝是否有号召、约束之力？

玄宗是唐朝另一位明确记载生前选址的帝王。《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云：

开元十七年（729），玄宗因拜桥陵，至金粟山，观冈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于此地。”后遂追先旨葬焉。

看来玄宗这次祭拜桥陵含有选择陵址的目的，所以才会亲自到离桥陵所在丰山更远的金粟山一带考察。实际上，是年十一月，唐玄宗对宗庙和唐陵有一次系统的大祀活动，前后历时十九天。《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记载：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庚寅（11月28日），亲飨九庙。辛卯（11月29日），发京师。丙申（12月4日），谒桥陵。……戊戌（12月6日），谒定陵。己亥（12月7日），谒献陵。壬寅（12月10日），谒昭陵。乙巳（12月13日），谒乾陵。戊申（12月16日），车驾还宫。大赦天下。

此举该是跟玄宗在开元十一年祭祀后土和十三年封禅泰山一脉相承的，都属于大祀。从日程表可知玄宗是在729年12月4日前后抵达金粟山，更可能是在12月4日前。因为这样时间会更为充裕，也就更能从容地详悉金粟山和随后谒陵。但玄宗此行选址的目标如此明确，让人相信实早已有先行之考察和意向。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云“则天将大渐，遗制祔庙、归陵”，且从则天对高宗乾陵有意识之改造可以推知则天生前给高宗营建乾陵时便意在梁山，也许此举得益于太宗与长孙皇后合葬九嵕山的启发。此外，便不见唐代帝王生前选址的有关记载。

但是，有学者认为不见记载并不等于其他各帝生前不选定陵址，在位时间较长的，按以往的惯例都是生前有所选定的。从秦汉以来帝王生前择陵传统来看，这个判断并非全无道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云：

上（始皇）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下略）

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

可见，秦始皇即位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寝。西汉国家制度基本沿袭秦朝而略有增益，在帝王生前择陵方面大体也是如此。《汉旧仪》载：

〔每〕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

又《晋书》卷六〇《索传》载：

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乃多也？”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云：

世南又上疏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

可见，西汉的制度是从天子即位后的第二年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寝的。北魏从方山永固陵和万年堂到北邙瀍西陵园，亦在着意经营陵寝。

看来汉魏以来确有帝王生前选定陵址的传统。但是，到了北宋却正好相反。北宋的制度是皇帝死后才开始营建陵墓，并有“七月葬期”的限制，这一点是明确的。巩县宋八陵的规模小而且都采取积土为陵的形式，就是因为死后方才营陵且工期又短的缘故。《礼记》卷一三《王制》云：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

北宋天子“七月葬期”之制当是对西周该制度的尊崇与回归。

唐顺宗崩于元和元年正月甲申（806年2月11日），去永贞元年十月己酉（805年11月8日）德宗李适入葬崇陵，前后95天；距离元和元年七月壬寅（806年8月28日）顺宗入葬丰陵为198天（表1-1），六个多月。顺宗遗诏有言：“伏以崇陵仙寝，复土才终。甸邑疲人，休功未几。今又重劳营奉，朕所哀矜。况汉魏二文，皆著遗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从“今又重劳营奉”或可判断丰陵是在顺宗崩后方始营造。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载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崩，诏令狐楚为山陵使，仍撰哀册文。……其年六月，山陵毕”。从表1-1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820年2月4日）唐宪宗驾崩，并于元和十五年五月庚申（820年7月2日）下葬景陵。引文所言“其年六月，山陵毕”应该指的是安葬后的收尾工作。《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称穆宗即位，“方营景陵，诏楚为使”。“方”若做“开始”、“才”解，便可说明景陵是在宪宗驾崩后开始正式营建的。

宣宗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846年4月22日）即位，崩于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859年9月7日），葬于咸通元年二月丙申（860年3月2日）（表1-1）。前后在位十三余年之久。《唐阙史》卷上《真（贞）陵开山》条记载：

丞相夏侯公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选陵寝，虽山形外正而蕴石中顽。丞相衔命，以丰价募丁匠开凿皇堂（玄宫），弥日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至则镬酰以沃之，且煎且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毕，百步夷然。

文中夏侯公即夏侯孜，字好学，亳州谯人。《新唐书》本传云：

懿宗立，进门下侍郎、谯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为西川节度使。召拜尚书左仆射，还执政，进司空，为贞陵山陵使。坐隧坏，出为河中节度使，犹同平章事。

则夏侯孜为宣宗山陵使是在唐懿宗即位之后的事情。据此可以判断宣宗贞陵玄宫是在宣宗崩后方始营建的。换言之，宣宗崩后贞陵并未完工，但也不能由此遽断宣宗登极后便即营建贞陵。

唐顺宗、宣宗皆在崩后在七个月内入葬陵寝，如果从北宋“天子七月葬期”来看，也并非没有在二帝崩后方始营陵的可能。

此外，目前发现的唐陵石刻题记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某些线索。

睿宗崩后，玄宗以将作少监李尚隐营桥陵，开元四年，以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侍御史王旭为护陵判官。桥陵的最后完工是在玄宗时期。在开元四年十月庚午（716年11月16日）睿宗入葬桥陵之前，玄宗便于开元四年八月十七日（716年9月7日）将昭成、肃明二皇后祔葬桥陵玄宫，从《昭成皇太后哀册文》所言“元宫载辟”可知，桥陵玄宫至迟在716年9月7日已经完工。仅凭这一点只能表明睿宗崩后，桥陵仍在营建，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睿宗生前便已营建。但是，若从中宗、睿宗朝之更迭视之，则睿宗生前营陵的可能性又似乎得不到支持。1980年，扶正桥陵石雕时，在一御马底座上发现刻有“富平”二字；现存东侧麒麟底座上还刻有“富平田氏”四字。据此或以为桥陵石刻之石料，取材于陕西富平境内的将军山和万斛山；并从当地人“泼水结冰，旱船运石”的传说和桥陵陵园附近曾发现许多细碎的石屑判断，桥陵石刻是在石料产地先将石料做成毛坯，冬季泼水结冰，用旱船运到陵地后再精雕细琢，以免刻成后在搬运中受到损伤。睿宗景龙四年六月甲辰（710年7月25日）即位，延和八月庚子（712年9月8日）传位于玄宗，崩于开元四年六月甲子（716年7月13日），葬于开元四年十月庚午（716年11月16日）。如果上述“泼水结冰，旱船运石”之说成立，那桥陵主体建筑的营建或始于睿宗即位之后，至少应该始于睿宗崩前。因为睿宗崩时恰在孟夏，葬在孟秋，难以“泼水结冰，旱船运石”。

建陵东门门狮有楷书题刻，如“七月十一起”、“民此远备”等。“民此远备”之“远”恐有二义。其一，指空间维度。建陵神道石刻如门狮等为石灰岩材质，其石材的来源是否便在当地，尚有待进一步查证。其二，指时间维度。从常理上来看，只有肃宗生前即已营建其陵寝方可称作“远备”，若在肃宗崩后，则不存在“远备”的说法。从表1-1可知肃宗宝应元年四月丁卯（762年5月15日）崩，宝应二年三月庚午（763年5月13日）埋葬，前后相距363天。若为“宝应元年七月十一日”，即762年8月5日，距肃宗之崩仅82天，称不上“远备”。故若指时间间隔，其“七月十一起”不可能在肃宗崩后，而应在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756年8月12日）即位后，至宝应元年四月丁卯之间。换言之，恐肃宗生前便已着手营造建陵，否则难以作释。

《新唐书》卷九一《姜庆初传》记载：

〔天宝〕十载，〔姜庆初〕尚新平公主。……主（新平）慧淑，闲文墨，帝贤之，历肃、代朝，恩礼加重，庆初亦得幸。旧制，驸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庆初太常卿。会修植建陵，诏为之使，误毁连冈，代宗怒，下吏论不恭，赐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诛，裴玪子仿，亦削官。主幽禁中，大历十年薨。

故事，太常职奉陵庙。开元末，濮阳王彻为宗正卿，有宠，始请宗正奉陵。天宝中，张垍以主婿任太常，故复旧。及庆初败，又以陵庙归宗正云。

同书卷六《代宗本纪》所载大历“二年八月壬寅（768年9月22日），杀驸马都尉姜庆初”，姜庆初是被赐自尽而亡，其由应该便是引文所指误毁建陵连冈一事。《旧唐书》称姜庆初“永泰元年（765），拜太常卿”，此刻去肃宗入藏建陵已几近两年。换言之，肃宗入藏建陵后，代宗仍继续修植建陵。但是，因其主体工程应早已结束，此举当属进一步完善陵寝的措施。

献陵神道东侧石虎颈下有刻铭“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癸亥（626年9月3日）即位后，仍沿用了武德的年号长达142天，并于贞观元年正月乙酉朔（即武德十年正月一日）改元。也就是说，武德十年根本就不存在。两《唐书·康国传》曾载有“武德十年”事，岑仲勉经过比勘文献，认为“武德似不得有十年”。因此，“武德十年”应为“武德九年”之误。但是，这是书籍版本流传的问题，与献陵石虎刻铭之“武德拾年”不可相提并论。

需要说明的是，贞观九年，唐高祖崩后，虞世南上封事曰：“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书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后代子孙，并皆遵奉。”虞世南所言之刻石，应该是一种类似碑铭的石刻，其上记录封土的大小、高下之规模。1960年，南京城内北部富贵山发现的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玄宫石碣应该便属此列。何况唐太宗并没有同意其说，而是交付大臣们讨论，最后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因此，不能将引文中所言“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跟献陵石刻联系起来。《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条记载：

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宫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桥、道等，并谓之外作。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凡修理宫庙，太常先择日以闻，然后兴作。

……丞掌判监事。凡内外缮造，百司供给，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以谘大匠，而下于署、监，以供其职。凡诸州匠人长上者，则州率其资纳之，随以酬顾。凡功有长短，役有轻重。……凡营造修理，土木瓦石不出于所司者，总料其数，上于尚书省。凡营军器，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主簿掌印，勾检稽失。

尽管此处没有具体明言陵墓的管理，但从军器的营造可以推测其管理之严格。事实也是如此，修陵的工程分工极其繁冗琐细（表2-1）。《唐大诏令集》卷七七《景陵优劳德音》记载修造山陵的官员便有诸司诸使、应缘山陵修造、及专知修造作、并诸色检校执当官典、白身及直司掌上巧儿工匠等。也就是说在帝陵的工程中出现年号如此错讹的概率几无。因此或以为献陵石虎“武德拾年”刻铭断非“贞观十年”之误。即便如此，它也应不可能是贞观元年之讹。因如前所言，武德十年即贞观元年。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无疑是李渊生前营陵之佐证。但是，从李渊崩后唐太宗君臣的讨论可以确知这又是不可能的。无怪乎，或以为该铭文后人伪刻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世上也总有出人意表之事。同样的情形便确切无疑地出现在曹魏陈思王曹植墓出土的铭文砖上。其砖铭曰：

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

四（?）月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

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

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

别督郎中王纳主者

司徒从掾位张顺

太和六年十一月“庚寅（232年12月27日），陈思王植薨”，此去砖铭所言营陵之“三月一日”有六十五天。事实是，太和七年二月六日丁酉（233年3月4日）已改元为青龙，时距砖铭所言“三月一日”已有二十二天。假使陈王陵于最短的“四月十五日”竣工，则距改年号为“青龙”更长达六十六天。史载明晰地记录了魏明帝此次改元的过程：

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233年2月19日），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明帝〕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青龙）；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三月甲子（233年3月31日），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则魏明帝改元青龙的舆论准备及其前后举措动静可谓不小，况以陈思王与曹魏明帝之亲缘关系，在墓葬纪年上出现这种疏忽实难通解。可见，出于某种原因唐献陵石刻铭文出现错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综上，除高祖献陵、太宗昭陵、玄宗泰陵、则天乾陵有明确文献记载之外，从表1-1“历时”一栏提供的唐代诸帝即位至埋葬以及死亡至埋葬的时间间隔来看，其他诸陵不能轻易地断定为身后择址修陵，但也不能排除身前择陵营造的可能。其实，即便是即位后便已开始营陵，但陵寝工程浩大，因在位时间、国家政治诸因素之影响，也不见得生前陵寝便已完工。而先帝入藏陵寝之后，当朝或此后在位皇帝也会继续完善其工程，此如上文所言唐代宗委任姜庆初修植肃宗建陵。恐怕这才是诸陵营建的常态吧。唐宣宗在位长达十三余年之久，可是其玄宫尚在崩后营建。这一现象颇值得思考。不过，从盛唐以后，唐代诸帝多在崩后7个月内（个别在3个月内）入葬，以及后来北宋天子崩后“七月葬期”规定的出现来看，恐怕唐陵的营建应该也呈现出这个趋势才是。

总之，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轻易否定当时存在一定操作规则的可能性，即诸陵是根据当时的安排原则在相应的范围内选择陵址的。这应该是择陵使的主要职责之一。这一点，下文的论述也可以证明。《隋书》卷七八《萧吉传》云：

及献皇后崩，上令〔萧〕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

说明营建帝陵时要绘出地形图，上报皇帝批准。占卜在唐代整治社会中充当着微妙的角色，许多政治活动必须做出占断之后方可进行。参照唐时墓志，其中不乏“卜葬”、“卜兆”的记述，在营造陵墓的过程中也有阴阳官、阴阳生莅临现场进行指导。事实上，此等做法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农村仍然到处可见。唐代帝陵的卜筮，主要是由太常卿主持相关具体事务，参与者还有卜师、筮师及太祝，这一点大唐《元陵仪注》有详细的说明。《通典》卷八五《将葬筮宅》云：

大唐《元陵仪注》:“既定陵地，择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将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设使以下次于陵地东南。使者至陵地，待于次。太常卿莅卜，服祭服。祝及卜师、筮师，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于玄宫位南，北向西上。赞者引莅卜者及太祝立于筮席西南，东向南上。卜师立于太祝南，东面北上。赞者引使者诣卜筮席南十五步许，当玄宫位北向立；赞者立于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赞者少进，东面称事具，退复位。莅卜者进立于使者东北，西面。卜师抱龟，筮师开出策，兼执之，执以击策，进立莅卜者，前东面南上。莅卜者命曰：‘维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谨遣某官某乙，奉为考大行皇帝度兹陵兆，无有后艰？’卜师筮师俱曰：‘诺。’遂述命，右旋就席北坐。命龟曰‘假尔泰龟有常’，命筮曰‘假尔泰筮有常’，遂卜筮，讫，兴，各以龟筮东面占曰从，还本位。赞者进使者之左，东面称礼毕。赞者遂引使者退立东南隅，西面。若不从，又择地卜筮如初仪。”其百官仪制，具开元礼。

此外，从《唐大诏令集》卷七六、七七也多少可以获知当时修陵的各种职能部门（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