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关中唐陵陵地秩序

一 宗庙礼与陵地秩序

昭穆制度因其代表宗法精神和礼教秩序而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周礼正义》卷四一《春官》冢人说：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

〔贾公彦注：公，君也。图，谓画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所谓昭穆制度，系指古人祖先墓葬的次序、神位（牌位）在宗庙中的班次和祭祀中族人位置的排列均须分为“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异辈同行。“祖考不尊则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昭穆制度的问题关系到以儒家体系为统治秩序的政权正统性、合法性的建设。故历代围绕着庙制及其昭穆次序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对这些争论意见的正误得失，迄无定论。昭穆次序的讨论与改革并不仅仅是礼制的改革，其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行为。实际上，这是王朝的新任统治者建立宗统乃至政权新法统合理性的重要举措。宗庙礼中的昭穆次序随着王朝的政治形势会发生不同的变更，其背后的原因便是当权者出于统治之需，即尊本祖而重正统。陵地秩序是礼制物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它展现的不只是帝陵的排列原则，也是王朝伦理以及王朝礼制阶段性变化的反映，更是王朝无上权力更迭和皇权建设的具体而微的体现。《周礼》等儒家经典关于昭穆制度的记载，使得我们认识帝陵陵地秩序总是喜欢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这一思路显得水到渠成，有趣的是现在看来在多数情况下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应该仔细加以甄辨。因为昭穆礼、宗庙礼和陵地秩序这三者是相互关联，但是又有着精微的不同。这个差异很容易被忽视，从而使我们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惑之中。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充斥着混杂不清的认识。现在看来，这里面至少有如下四个观念需要澄清。

第一点：上述所谓“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异辈同行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具体案例中未必尽然，特别是在王朝王位的更迭中常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便是，兄弟相继为君，其昭穆次序为何？兄弟相继为君昭穆异同的争论，肇始于春秋时期，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反复再三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兄弟相继为君，其昭穆次序异位抑或同位的问题。

第二点：宗庙中神位的班次和祭祀中的排列与陵地帝陵的次序共同的只是昭穆的次序，至于相邻的昭穆组合的排列方式如位置先后是有很大差别的。在陵地中更多地是采取五音昭穆葬，不同的姓氏因为其五音归属的不同从而使陵墓有四种不同的昭穆朝向。而在宗庙及祭祀中其朝向有两种，即除了在宗庙中面南之外，还有禘祫时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的方式。在宗庙中，太祖居中面南，余者一般按照即位之顺序以太祖为中心，依照左昭右穆的原则在太祖左右两翼渐次向外侧摆放。在禘祫中，一般也是依照即位之顺序从西往东摆放灵位。而在陵区中，这种即位次序一般得不到体现，注重的只是每个帝陵昭穆组合的昭穆对应关系。这种状况正体现了左昭右穆的原则是昭穆制度中最为根本的、亦即优先的准则，这在五音昭穆葬、宗庙及祭祀中都不例外。

五音昭穆葬是根据韵母将天下所有的姓区分成宫、商、角、徵、羽五大类别，这五大类别共有四种不同的昭穆葬图式。关于五音归属的判定原则，《大汉原陵秘葬经·定五姓法篇》云：

凡阴阳师定五姓正真，不只有姓难定，俗人声音亦难定。欲得商舌梁张，欲得徵舌主齿，欲得角舌缩壳，欲得宫舌隆中。以切韵定五音，喉音宫，齿音商，牙音角，舌音徵，唇音羽，百中定五音也。

关于五姓昭穆葬的四种图式，《地理新书》一三《步地取吉穴》条记载：

商姓祖坟壬、丙、庚三穴葬毕，再向正东偏南乙地作一坟，名昭穆葬，不得过卯地，分位仿此。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音韶。穆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徵姓祖坟下庚、甲、丙三穴葬毕，再向正北偏东癸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于子地，分位仿此。宫羽姓祖坟下甲、庚、壬三穴葬毕，再于正南偏西丁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于午地，分位仿此。商姓祖坟下壬、丙、庚三穴葬毕，再于正南偏东丙地作坟一座，谓之贯鱼葬，不得过于午地，分位仿此。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于正北偏西壬地作一坟，谓之贯鱼葬，不得过于子地，分位仿此。徵姓祖坟下庚、甲、丙三穴葬毕，再向正东偏北甲地作一坟，名曰贯鱼葬，不得过卯地，分位仿此。宫羽姓祖坟下甲、庚、壬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南庚地作坟一座，名曰贯鱼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图2-1—2-4）

第三点：如果从实际操作上看，因帝陵园邑、陵域广袤，难以完全按昭穆葬法步地。整个陵区只能首重帝陵的五音朝向，以及把握在此朝向中每一昭穆组合的两座帝陵与祖穴（祖陵）之间左昭右穆相对位置的准确。而各昭穆组合的帝陵之间则难以严格实现“斜而次之如条鱼之状”的五音昭穆葬式。其实，由帝陵及陵区规模的浩瀚而造成的这种“简化”的、不严格的处理方式，恰可映衬出皇帝的至尊与皇权的崇高。更加之因宗枝的变更，统治者进行所谓“尊本祖而重正统”的调整。由此，使得整个陵区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状况。换言之，不宜简单地将帝陵陵区的五音昭穆葬式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五音墓地，并加以简单地套用。这是在使用阴阳地理书籍时应该注意的。

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宗庙与陵区二者的昭穆组合往往也会存在错位的现象。昭穆制度存在过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而一旦王朝重新确定下来——尽管多是暂时的——其昭穆次序的新原则在宗庙及祭祀中可简单、便捷地通过摆放位置的调整而轻而易举地得到实现。可是，这时候往往此前的帝陵下葬已有时日，从而使昭穆制度中的新原则在墓地上无法得到共时性的反映，这一点在营建工程极其浩大的帝陵尤是。但是，一旦该原则得到确定，在此后的墓地布局中自会得到反映。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文献所载王朝对昭穆礼的调整较帝陵的修建而言多存在滞后的现象，同样不可照搬全用。如何不为此类文献所惑，据之分析当朝者的实际意图，并剖析其蕴涵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昭穆制度中太祖的确定，相对于整个陵区而言，即为祖陵的判定。在目前的考古学研究中经常将王朝即位的第一位皇帝，即所谓的开国皇帝视为太祖，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一般地，每一个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都会追封其父亲或者是某位先世祖为太祖。这个太祖在宗庙与陵地上必定是同一个人，而且根据礼制的规定，它是“万世不更”的。遗憾的是，这一点经常被我们忽视。太祖万世不更，其他的三世而更。这关系到陵地中祖陵的确定，只有将祖陵确定下来，才有可能正确讨论陵地的秩序。并不是王朝即位的第一位皇帝陵便是当然的祖陵，因为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总是要提高自己的血统并给予至高无上的封号。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可以说都是无一例外地、不约而同地遵循着这一规则。简单地说，在同一陵区中，辈分最高者的陵寝应即是该陵区所谓祖陵（祖穴）。遗憾的是，尽管祖陵的确定及其位置是如此重要，可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帝陵陵地秩序的研究中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坦白地说，应该是被忽视了。这个误解可以说是以往陵地秩序研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也正是由此导致了学界对汉唐关中陵地及赵宋巩县陵地秩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误解。

下面就沿着这思路去重新探究关中唐陵陵地（图2-5）的秩序问题。

有关唐代帝陵的陵地秩序问题，文献如两《唐书》、《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等鲜有记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唐陵的地面遗存对此进行推测。目前多认为关中诸陵的排列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什么顺序，更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昭穆关系，亦即唐人未按昭穆制度对整个陵园进行总体规划。此说对关中唐陵陵地的认识影响颇著，考古学界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坚持。实际上，这个问题还很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为仔细解析唐代关中诸陵的安排，不难发现确有一定的原则。

所幸关中唐代各帝陵名位的准确比定为探讨该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于是，问题的关键便首先在于唐代帝陵是如何营建的。具体地说，其陵位是如何选择的？而这又跟当时的堪舆术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下文将逐次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