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时期鲜卑各部的部族名号

以上对拓跋语源的讨论，说明拓跋得名于一组由官号（拓，即tog）与官称（跋，即beg）相结合的名号。但是应当说明的是，中文史料所记录的北族职官体系里，前于拓跋的匈奴（注：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1969年，第231—272页。），后于拓跋的突厥（注：杜佑：《通典》卷一九七《北狄·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02页。），都难以找到bäg作为一个独立的官称的例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中文以外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史料。在古突厥碑铭里，bäg显然是常规的政治职务，代表着某种政治地位。暾欲谷碑第二碑西面第1行和第7行记突厥军队与十箭（On Oq）的战争，称突厥部族首领和十箭部众首领时，表示首领的词是bäglär，正是bäg（即beg）的复数形式（注：Volker Rybatzki，1997，pp.65-67；Talât Tekin，1994，pp.17-19.）。由于暾欲谷碑此处所说到的bäg是一种泛称，并不是指某一位具体的bäg，所以只有官称而没有官号。Tekin解释复数形式的bäglär为“突厥贵族、上层社会、大人、武士”（注：Talât Tekin，1968，p.311.）。在古突厥碑铭里，bäglär与buyruq常常作为贵族和官员阶层的代称，buyruq意为大臣、高官（注：Ibid.，p.322.），唐人译作“梅录”（注：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6卷1、2合期，1936年。）。克劳森把buyruk解释为可汗之下负责军、政事务高级官员的通称（generic term）（注：Sir Gerard Clauson，1972，p.387.）。古突厥碑文里bäglär与buyruq同样起着通称的作用。中文里这种通称有“官”、“大臣”等等，并不是具体官职。bäg与buyruq是不是并不作为具体官称使用呢？根据前面提到的bars bäg，证明bäg也许同时还是一种具体官称。中文史料里，回纥时期梅录常常用作官号（梅录啜、梅录将军），也用作具体官称（大、小梅录）。

我们在研究官号与官称起源演化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官称与官号有着共同的名号起源，名号分化为官称与官号，官号与官称都是从名号中发展出来的，一部分名号凝固成为官职（官称），一部分名号成为官号，某些名号在凝固为官职（官称）的同时，其美名、美称的属性并未消失，仍然可以被当作修饰词使用，也就是说，同时保留了官号的形式。可以肯定的是，与可汗（qakhan）、设（šad）、特勤（tegin）、达干（tarkan）等等为人熟知的突厥官称一样，匐（bäg）和梅录（buyruq）也是从美称、美名的名号发展而凝固成为某种官称的，但它们又都保留了官号的形式，可以用于修饰其他官称，或仅仅作为美称、美名使用。这种官称、官号、美名与美称的纷繁重叠，是内亚社会政治制度发育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即使已经知道“拓跋”是一组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名号，也很难确认拓跋之“跋”是否某一具体官称，更无从了解它是从哪一个政治组织内获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各鲜卑部族的部族名称，有很多与拓跋一样是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名号，而且其官称部分与拓跋一样也是bäg，虽然中文翻译时用字不同，但经过研究可以肯定都是bäg一词不同的中文音译（transliteration）。

最明显的是秃发。钱大昕早就说过，秃发与拓跋，本同音异译（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46页。）。《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有《托跋凉录》十卷（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3页。），《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写作《拓跋凉录》（注：《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第1993页。），这部南凉史书，应当是北魏迁洛以前的作品，那时南凉国姓，与北魏相同，故称“拓跋凉”。孝文区别南凉国姓曰秃发，改为源氏，而以北魏皇室独专拓跋，改为元氏（注：参看本书《北魏直勤考》一章。）。此后有关南凉诸史，遂尽用秃发一姓（注：姚薇元认为秃发是魏收所改，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9页。其实改南凉拓跋为秃发，要早得多。崔鸿《十六国春秋》有《南凉录》，已尽改为秃发，见《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南凉三主各条，第609页。亦请参看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28—133页。）。尽管史书中有关秃发与拓跋同源异流的证据很多，但我怀疑都是北魏太武帝接纳源贺（贺豆跋）成为拓跋宗室以后伪造的。秃发鲜卑同样得名于tog beg，但被译成含有贬义的秃发，很可能是由于这一部族从未与江左的东晋和刘宋建立官方联系，并且对于仇池等地构成威胁（注：由于政治关系不同而有不同译名以见褒贬之义的情况，既发生在部族名称上，也发生在个人名字上。前者如南朝译柔然为芮芮，北魏译作蠕蠕；后者如北凉的第二任君主，南朝译作沮渠茂虔，北魏译作沮渠牧犍。）。太武帝接纳源贺，赐予同姓，就是否定了江左的译名，允许源贺一家使用拓跋姓氏。然而《宋书》记元嘉二十九年有北魏“长社戍主永平公秃发幡乃同”（注：《宋书》卷七四《鲁爽传》，第1924页。），《资治通鉴》作“秃髠幡”（注：《资治通鉴》卷一二六，第3978页。）。如果作秃发是正确的，那么存在两种可能：一，源贺以外的南凉宗室未必得到了改姓的许可；二，这个秃发幡乃同尽管已经改姓，但刘宋人知道他来自南凉的背景，因此仍然译其姓氏为秃发。到孝文帝改革姓氏，别秃发、拓跋为源、元二氏，其实就是要澄清二者同音不同源、同名不同实的事实。《魏书》还特地解释了“秃发”得名之由来：“初母孕寿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注：《魏书》卷九九《鲜卑秃发乌孤传》，第2200页。）这个解释应当是北魏人所给出的，目的正是为了区别秃发与拓跋，掩盖拓跋与秃发同音异译的事实。无论秃发与拓跋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遥远而难以确认的亲缘关系，秃发与拓跋一样得名于tog beg，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十六国时期建立了西秦政权的陇西鲜卑乞伏部，其部族名称“乞伏”，或作乞扶、乞佛、乞步（注：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78—180页。陈连庆把“乞步落坚”说成姓乞步、名落坚，我以为是错误的。步落坚即bilge（北朝时又译“步落稽”等），参见Peter A.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pp.301-304.）。据蒲立本构拟的早期中古音，伏音buwk，与匐完全一样（注：Edwin G.Pulleyblank，1991，p.98.）。又据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伏、匐的中古音拟音都是bǐuk，两字完全同音（注：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页。）。可见“乞伏”之“伏”，与“匐”一样是beg的又一种翻译。乞伏是由官号（“乞”，其语源研究请参看本书《论阙特勤之阙》一章）与官称（伏，即beg）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名号，结构形式与拓跋、秃发一样，甚至官称也一样（beg），不同的仅仅是官号部分。《晋书》记陇西鲜卑“自漠北南出大阴山”时，先只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然而当叙及“一小儿”出现时，却说“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似乎三部之外，别有乞伏部（注：《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13页。）。可是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很可能是后人不理解乞伏名号起源而给收养了小儿的老人妄加“乞伏部”的说明。我认为，实际上乞伏作为部族名称是后来出现的，是在那个小儿成长起来以后才获得的。这个后来号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的人，在传说中无父无母，正是为了强调他是乞伏部的始祖，乞伏的名号应当是在他获得“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之后才出现的。

这个“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也是一组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名号。《晋书》解释托铎为“非神非人之称”，卜弼德在其《胡天汉月方诸》系列札记里讨论及此，认为即是突厥语中的taγdaq，意为“山居者”，与突厥人的高山崇拜传统颇有关系（注：Peter A.Boodberg，1979，p.103.）。莫何即古突厥碑文里的baγa，夏德早就把Baga Tarkhan与唐代史料中的“莫贺达干”对应起来（注：Friedrich Hirth，1899，p.56.）。莫贺即莫何，陈三平认为莫何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原意指神之子，这个名号后来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被北方诸族用于指称部落酋长（注：Sanping Chen，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vol.12，no.3，（2002），pp.289-325.）。Tekin解释baγa是低级官员（注：Talât Tekin，1968，p.307.），并不准确，baγa既是部落酋长一级的官称，也是用途广泛的美称与官号，比如在“莫贺达干”这一词组当中，莫贺就是达干的官号（注：关于达干，请参看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载其论文集《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46页。）。我认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可以读作“乞伏部之可汗托铎莫何”或“乞伏部之托铎莫何可汗”，托铎莫何是可汗号，而“乞伏”则早已由该首领的个人名号转化为他所领导的政治体的名称。乞伏作为一种美称的语源虽已无从考证，但如前所述，它本身是由乞（kül，美称，官号）与伏（beg，官称）两个部分组合而成的词组，而这个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又演化为官号与美称。获得了“乞伏”称号的英雄人物的出现，会给部族的Identity注入新资源，引起新变化。这也就是乞伏部族名称的来历。部族名称来源于部族某一重要酋首官号的显著例证，还有贺兰氏。据《周书》，“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注：《周书》卷二〇《贺兰祥传》，第335页。案《北史》卷六一《贺兰祥传》，纥伏作乞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9页。如果《北史》不误，那么用作人名的乞伏这一词组，作为美称而成为北族传统的一部分，更得到了新的证据。）。纥伏得到贺兰莫何弗的称号，贺兰是官号，莫何弗是官称（注：莫何弗，或作莫贺弗，或省称莫弗，是由莫何与弗组合而成的一种官称，即baγa beg，有关弗的论证详见后文。）。贺兰部族名即得自于纥伏的官号（注意，“纥伏”也是一组名号，其官称部分同样是beg）。可见部族名称源于该部族历史上某一重要酋首的名号（正如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当这位酋首获得某一官称时，他也同时获得一个或一组官号，官号与官称共同构成他的名号，这一名号立即成为他的新身份，旧的名字或名号即被弃置，不复使用），而且主要来自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官称，很可能在中古北族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证。关于慕容鲜卑的得名，《晋书》有关莫护跋效法燕代风俗习戴步摇冠，从而被其他鲜卑称为步摇，其后音讹变成慕容的说法，显然是一种附会。此外，《晋书》还提供了一个更离奇的解释，“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注：《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胡三省斥之为诞，一概不予采信（注：《资治通鉴》卷八一，第2576—2577页。）。《三国志》注引《魏书》，记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有慕容（注：《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8页。）。胡三省说“是则慕容部之始也”（注：《资治通鉴》卷八一，第2576页。）。马长寿据此推论，“若然，则‘慕容’原为大人之名，后世始演变为氏族之名”（注：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5页。）。虽然否定了步摇冠的附会，但把慕容鲜卑看成檀石槐中部某大人之后，在空间上存在严重的困难。如果把慕容理解成北族使用很广的某种美称、某种名号，就不会一见到它便与后来的慕容鲜卑联想到一起，正如我们不必把唐代的慕容氏与十六国的五燕联系到一起一样。

我认为，《晋书》所记关于慕容得名于步摇冠的传说，很可能也含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就是标识了时间，把慕容名号与莫护跋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莫护跋是慕容廆的曾祖，“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开始与中原政权发生密切联系，并慕习华夏，“敛发袭冠”，是慕容鲜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吕思勉早就注意到莫护跋对于慕容部历史的重要性，指出慕容部的名字即来自莫护跋之名，并且强调“慕容二字，固明明莫护转音也”（注：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08页。）。白鸟库吉考证，莫、慕二字，中古译名时常可互用，慕容可能就是阿尔泰语系bayan一词，意为富，是一种美称（注：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60—64页。）。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慕容并不是步摇的“音讹”（当然，步摇的确与慕容音近，这可能是这一说法产生并为中原所采信的重要原因），而是莫护的另一种音译。无论莫护的语源是什么（注：从语音上看，莫护与莫贺更加接近，把莫护跋理解成莫贺跋，即莫贺弗（baγa beg），似乎是更合理的。但无论莫护跋的语源是什么，在深入接触幽燕地区华夏文化之后，慕容鲜卑开始以汉字中的美名嘉字音译自己的部族、氏族及个人名号，这个过程才会发生所谓“音讹”的问题。这似乎也说明了，慕容名号的获得是比较晚的事情，作为传奇祖先的莫护跋的名号（应当仅仅以莫护称他）已经行用很久了，这样才可能会出现“音讹”。），莫护跋与拓跋、乞伏一样，也是由一个官号（莫护）加一个官称（跋，即beg）组合而成的一组名号。这组名号的性质是官号而不是官称。莫护跋当时的官称，很可能是可汗。《宋书》记慕容鲜卑乙那娄与吐谷浑对话，称吐谷浑为“可寒”（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第2369页。）。由此知道吐谷浑当时的官称是可寒，可寒即可汗（Qakhan）（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载此事与《宋书》略同，可寒即作可汗，见第3178页。）。《旧唐书》记北魏乐府所传北歌，有《慕容可汗》、《吐谷浑》等篇。（注：《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第1071—1072页。）《慕容可汗》当是歌咏慕容廆事迹的，而《吐谷浑》很可能就是慕容廆思念其兄的所谓《阿干之歌》。慕容廆称可汗，吐谷浑亦称可汗。而二人的父亲名“亦洛韩”，“韩”字当是khan的音译，而“亦洛”很可能是el的音译（亦洛韩即el khan）。可见慕容鲜卑的君长父子皆称可汗，这是因为当时可汗一职尚未演化为高级政体（supratribal polities）的首脑（supreme ruler）的称谓。由此可知，慕容廆的可汗号是若洛廆，吐谷浑的可汗号就是吐谷浑，若洛廆和吐谷浑都是可汗号。可汗号加上可汗的官称，构成慕容廆和吐谷浑各自的政治名号。有趣的是，正是这个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其官称或名号的全部，最终演化成为本部族的名称。这与乞伏、贺兰两个部族得名的模式完全一致。

那么，拓跋这个同样由官号加官称组合而成的词组，到底是拓跋先世某位酋首的全部名号呢，还是如贺兰、乞伏、慕容一样仅仅是他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这当然是一个难以确认的问题。拓跋部的酋首似乎早在南迁之前就获得了可汗的称呼，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注：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55页。），而在《魏书》里写作“皇祖先妣”（注：《魏书》卷一〇八《礼志一》，第2738页。）。北魏奚智墓志称奚氏（即达奚氏）“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第207号。），罗振玉认为“仆脍可汗”即《魏书》所记献帝隣之父威皇帝侩（注：罗振玉：《丙寅稿》，《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第185—186页。）。《资治通鉴》屡以可汗称拓跋先世君长，必有所据（注：必须注意的是，所有关于拓跋早期君长称可汗的证据，都来自北魏建国之后，存在追称可汗的可能。）。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证据，那么拓跋部至迟是从威皇帝侩就称可汗的。当然，这时的可汗称号还不是专属于部族酋首的，部族君长的父子兄弟很可能都称可汗。力微长子名沙漠汗，这个“汗”应即khan，“沙漠”是可汗号（注：东汉末年幽州东部塞外鲜卑有部落大人厥机，其子名“沙末汗”，与拓跋部沙漠汗的官号、官称都一样。见《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40页。）。可见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一样，其君长大人皆以可汗为官称。而据《魏书》，在迁至漠南的重要事件前后，献帝鄰对本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注：《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05页。）。这段话说明，在献帝这次部族整合重组之后，八部的结构才稳定下来，此前还没有拓跋部名，所以诸兄弟之部后来各自得姓，拓跋一名应当是在八部架构确定以后才获得的。那么，拓跋部到底是什么时候获得拓跋称号的呢？

如果此时拓跋君长皆称可汗，那么拓跋就只能是某位可汗的可汗号，或是其可汗号的一部分。《魏书》记两位先后领导了南迁伟业的宣帝、献帝，都号曰推寅（注：《魏书》卷一《序纪》，第2页。），也就是说，这两位功业相当的可汗的可汗号都是“推寅”。蒙古可汗号有“达延”、“塔阳”，其语源很可能是突厥语的tayan，克劳森解释说“明显是一种官职名”（注：Sir Gerard Clauson，1972，p.569.）。檀石槐西部大人有名日律推演者，学者多认为此日律推演即拓跋之推寅（注：最早提出这种联系的是胡三省，见《资治通鉴》卷七七胡注，第2459页；白鸟库吉据此论证第一推寅即推演，见《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23页；中国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85—186页。），但在排比年代上存在着矛盾（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一定是面对这一年代上的差互矛盾，所以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的两个地方，分别以两个推寅与推演相勘同，见《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7页、第220页。）。其实，明了推演或推寅不过是一种常常作为北族官号使用的美称（注：吐谷浑的长子名吐延，吐延很可能就是推演的另一种译写。），就不必一定要在檀石槐的日律推演与拓跋历史上的两个推寅之间寻找相关性（注：这种把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我认为日律是一种官号，与猗卢同源，亦即突厥时代之伊利，el是也），与拓跋先世的两个推寅联系起来的观点，在中外学者中影响很大。见K.H.J.Gardiner and Rafe de Crespigny，T’an-shih-huai and the Hsien-pi Tribes of the Second Century A.D.，in：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7，pp.1-44.与Gardiner和de Crespigny同校的Jennifer Holmgren，还根据这种相关性，提出两个推寅其实是根据同一个推演制造出来的，她还由此编制了全新的拓跋先世谱系。参看Jennifer Holmgren，Annals of Tai，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pp.19-20.）。拓跋不是献帝鄰的可汗号。献帝之子诘汾，在位不久，事业无闻，他对于拓跋部的历史影响较弱。诘汾音近去汾，去汾在柔然职官体系里相当重要（注：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69页。），也是北族常用的官号与官称，因此诘汾应当是圣武帝的可汗号而不是他的名字（注：高车十二姓有俟分氏，见《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第3273页。俟分，很可能与诘汾是同一个词汇。据《新唐书》，宇文氏本姓俟汾，音讹而为宇文，见《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3页。）。既然献帝与圣武帝的可汗号中都没有拓跋，那么可以肯定拓跋部名不是从他们的可汗号中得来的。

在南迁后的拓跋部的历史上，只有力微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注：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后收入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姚大力先生在此文中论证《魏书》所记力微生年之提前，以及作为最高游牧君长的可汗称号始于力微，都不是我能够赞同的。不过他论证的起点是强调力微对于拓跋部历史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可取的。）。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八月，李彪、崔光等议五行历运时，说“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注：《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746页。）。神元帝力微的突出功业与漫长统治，极有可能使他本人的名字，即他的官号（可汗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变成草原上其他部落对他的酋邦或其本部的代称，并且使这种代称稳定和凝固下来。当然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拓跋曾经是力微的可汗号或可汗号的一部分（显然“力微”也应当是可汗号的一部分），但作如此推想的理由确实也是存在的。力微领导的拓跋部与中原政权发生正式交往，在魏元帝景元二年（261），自后往来频数，而《晋书》等史料中率皆以“鲜卑力微”相称，不见拓跋之号。甚至到西晋末年，刘琨上表提到猗卢，亦只称“鲜卑猗卢”（注：《晋书》卷六二《刘琨传》，第1684页。）。即使此时拓跋部名已经行用于代北，其时间必不甚久。我怀疑，作为力微可汗号一部分的“拓跋”，是在力微时期成为整个部族的他称，而到力微死后才逐渐作为自称而成为拓跋部族正式名称的。这种情况与慕容、贺兰、乞伏的得名模式也完全一致。

如果以上论证成立，那么，有关秃发、拓跋同源的说法，就明显是站不住的。河西鲜卑秃发部之得名，一定与自己部族历史上某位君长的名号有关，而与阴山地区的力微或其他酋首无关。这种名号恰巧重合以致部族名称重合，但汉字译写时以不同汉字以加区别的情况，在中古早期的北族社会里应当比较普遍。比如，《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代人改姓，有叱罗氏、叱利氏、叱吕氏、叱卢氏，分别改汉姓为罗氏、利氏、吕氏、祝氏（注：《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07—3013页。）。汉字译写成叱罗、叱利、叱吕、叱卢的时候，已经分明区别为四个名号，而进一步改成罗、利、吕、祝四姓，就完全看不出它们本来的同音同名关系了。其实，叱罗、叱利、叱吕、叱卢，极有可能是同一个突厥语词汇kül的不同译写（注：参看本书《论阙特勤之阙》一章。）。毗伽可汗碑里记有Kül Ğor（唐人译作“阙啜”）、Kül Irkin（唐人译作“阙俟斤”）（注：Talât Tekin，1968，p.246.），更著名的例子是阙特勤碑里的阙特勤（Kül Tigin）。在这三个用例中，Kül都是作为官号，分别与三个不同的官称（啜、俟斤、特勤）结合而成为三组专门名号。Tekin解释kül的意思是“人名”（注：Ibid.，p.353.），恐怕是不确切的。kül作为美称，首先是官号，当然可能也演化成一级官称。叱罗、叱利、叱吕、叱卢作为四个部族的名称，其得名模式，很可能与前文讨论过的乞伏、贺兰等等一样，都来自官号kül，当然各自所修饰的官称已无从考知。这种重复在北族社会里本来并不奇怪，但若是译成同样的汉字，则容易使人误会为同部同族，这应该是译成不同汉字的主要原因。这种有意识的纷歧，恰恰能够准确反映北族社会部族结构的实际面貌。秃发与拓跋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其实拓跋作为美称或官号，在后来的突厥政治体中，也还可以找到用例。比如他钵可汗的可汗号“他钵”（注：《周书》卷五〇《异域传》，第911页。），可能就是tog beg的异译。西突厥有“他匐十姓”（注：《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6页。），“他匐”，也可能是tog beg的异译。

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部族名，明显是以某个官号加beg官称构成一组名号的，除了拓跋、秃发、乞伏以外，还有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乙弗部。蒲立本构拟弗的早期中古音是put（以-t收声的入声字），与伏、匐相近（注：Edwin G.Pulleyblank，1991，p.99.）。据李珍华、周长楫，弗的中古音是bǐuət，亦与伏、匐相近（注：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第192页。）。乙弗很可能与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之“悦跋”是同一个词，因为这个时期汉字“悦”和“伊”在翻译外族名氏时可以互用，如北魏的伊力氏，又作悦力氏（注：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81页。）。北魏宣武帝时立伊匐为高车王（注：《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第3275页。），伊匐，与乙弗、悦跋是同一个词。在青海的乙弗部之外，拓跋鲜卑的代北集团中，也有一个以乙弗为名的部落。《北史》卷四九《乙弗朗传》：“其先东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与魏徙代，后因家上乐焉。”（注：《北史》卷四九《乙弗朗传》，第1810页。）《魏书》记载北魏初年有“乙弗部帅代题”（注：《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0页。），北魏有乙瑰、乙浑等，皆出于其部。这两支乙弗各自为部、各自得名的过程，大概类似于拓跋与秃发。姚薇元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姓氏里考索（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60—165页。），似乎认定二者是同源异流，其实他们并不相干。《魏书》另列羽弗氏，陈连庆怀疑羽弗即乙弗之异译（注：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86页。）。根据我们前面对部族得名偶然重合问题的讨论，即使羽弗与乙弗是同一个北族词汇的不同翻译，它们各自所指代的部族也未必相同。

北朝内入北族的姓氏，通常都是其所属部族的名称。号称鲜卑的姓氏中，还有拔拔氏（长孙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柯拔氏（柯氏）等等；高车诸部，有黜弗氏、斛拔氏（贺拔氏）等等，其部族名称明显带有beg一词，其构词形式与拓跋相类，其得名方式，很可能也相去不远。特别显著的例子是俟力伐氏（鲍氏）（注：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提到伏仁的曾祖“俟利弗”，俟利弗即俟利发的异译。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第599号。），俟力（俟利）是一种普遍见于中古北族的官称（注：俟利发，很多突厥学家认为即eltäbir，但是蒲立本认为这个对译“在语音上不严格”，因而持怀疑态度。见其所著《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new series，vol.IX，1962），中译本，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11页。我认为，俟力（俟利）很可能与突厥时期也很常见的伊利是同一个词，即突厥语之el，意为国土。参看本书《柔然官制续考》一章。），必为美称无疑，亦必具有官号功能，而俟力（俟利）与伐（beg）结合，既构成新的官称，也可以作为官号使用。来源不明的beg一词在魏晋时期的北族特别是鲜卑诸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意义（注：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急于把beg看成突厥语词汇。当我们看到文献上首先大量使用beg为官号的是说古蒙古语的鲜卑人时，我们更应当对此问题保持谨慎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北朝时代代北人士以beg为美称而取作名字的（中文译名的最后一个字是跋、拔、发、弗、馛、伏、伐等等），就更加普遍，不胜枚举了（注：我怀疑汉晋之际北方部族较低级别的政治体首领，被记作“大人”、“酋大”、“帅”等等称谓的，其原型很可能就是beg之类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