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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传略

一生平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幼时因父亲卒于涪州任上，而家贫无力归里，遂与弟张戬侨居凤翔县横渠镇。因久居横渠镇讲学，世人尊其为横渠先生。

从幼年起，张载就有卓尔不群的志气。少年时无所不学，尤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书谒见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张载谒见范仲淹时的年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吕大临《行状》作“年十八”，而《宋史·张载传》作“年二十一”。按范仲淹升任陕西都转运史是在康定元年四月。张载谒见的时间当不会早于此时。故《宋史》“年二十一”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今《张载集·文集佚存》中载有《庆州大顺城记》一文，详细记载了范仲淹筑大顺城的事迹。从行文的格式和语气上看，这篇文章很像是幕客的文字。范仲淹筑城是在庆历二年三月，而赐名“大顺”则是当年五月的事情。此时张载已经二十三岁。由此可知，张载在初次谒见之后，仍与范仲淹有一定的交往。或者甚至曾有短时间游于范仲淹幕府的经历。蔡仁厚教授的《宋明理学》和陈俊民教授的《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在这一点上，都沿承了《行状》的错误。范仲淹以儒者之名教相责，劝其读《中庸》。这一经历，对于张载的自我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张载在为学上经历了“访诸释老”、“反而求之《六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张载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为学大旨。《程氏外书》记有尹焞这样一段话：“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 《二程集》，页436—437。由此可以看出，张载在见到二程以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根柢。当然，嘉祐元年与程氏兄弟的相见，对于张载思想的成熟还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横渠之学是否“源出于程氏”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有详细的讨论，参见《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张载集》，页13。程颐曾经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二程集》卷三十六）。后来程门高弟认为张载曾从学于二程，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张载思想成熟较晚，在与二程相见之前，还远未完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学理问题上，他也确曾向二程请教。比如程颢的名篇《定性书》，就是针对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二程集》，页460）。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登进士第。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在这一年里，张载、程颢、二苏、三曾同时及第。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等职。为政以“敦本善俗”为先。

熙宁二年（1069年），因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张载得以奉召入对。宋神宗问治世之道，张载对以“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在政治理想上，这其实也正是王安石新法的目标。然而当王安石欲令其参与新政时，张载却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吕大临：《行状》，《张载集》，页382。这其实是在批评王安石不能取人之善，在变法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味地“果于自用” 《宋史·王安石传》，《宋史》，页10541。。在当时新政已开始颇受非议的气氛下，张载这样率直的态度，是很难为王安石接受的。因此，二人之间“所语多不合”的结果，并非完全出自立场和观点的不同。授崇文院校书，复命案狱浙东。熙宁三年（1070年）返朝。此时其弟张戬因反对新政，已被贬为司竹监。张载亦去职，回到横渠镇故居。

横渠镇偏远僻陋，张载在那里的生活是相当寒素的。《行状》曰：“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这里，“人不堪其忧”云云，虽然有修辞的成分，但应该也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程颢在谈及古代田制中的“百亩”时，曾说：“古者百亩，今四十一亩余，若土地计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二程集》，页55）。也就是说，“数百亩”用以支撑一个有几十口人的家族，确实是“约而能足”的。漆侠认为：“据此而言，所谓‘数百亩’云云，至少是三百亩，确切地说，是三百亩以上。……熙宁变法以前，三百亩以上的土地占有者属于一等户（或上三等户、上户），亦即属于占地最多的大地主阶层。”（《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页411）对于占地数千亩之多的王安石，漆侠就认为应将其“出身”与其“获得俸禄之后购置的”土地区别开来（《王安石变法》，页332—333），前后对比，二者间评判标准的不一致何其显见！退居横渠镇的七年时间，是张载思想真正成熟的时期。据《行状》载：“（先生）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正蒙》一书，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吕大防的推荐，张载再次奉诏入朝，授知太常礼院。因议礼不合，且有疾在身，遂辞官告归。途中病故。卒年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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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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