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最为外在且易见的表现，就是理论形态的转换。面对三十年的文学理论事实，有必要对其进展和转变进行评估判断。这种评估判断的原则，是要符合文学理论的实际，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其目的是要转变不适应和不符合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观念，使文学理论走上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具体而言，在我们看来，这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剧烈变化和转型进程，大致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反思和恢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阶段；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文论资源碰撞、融会中构想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具体构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

把三十年来的文学理论的进程大体上划分为“复苏”、“探索”、“建构”这样三个阶段，只是大致的划分，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再划出一些小的阶段。

（1）复杂的复苏阶段，大体指“文革”后的1978年到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也可以看做是“文革”后出现的学科反思阶段、反弹阶段，或者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恢复阶段。这个复苏，是十年内乱后社会的亟须，是“温故而知新”的亟须，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亟须。因此，在整体上它是以“为文艺正名”的名义，以恢复“文革”前的理论状况和面貌开始的，或者说，是出于批判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扭曲的理论路径，还原正确文学理论传统的需要而出现的。从文学政治学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文学观，再次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先锋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聚焦的焦点。尽管各具体的文学观念和诉求有差别，但反思、启蒙、思想解放的总旨趣和总主题，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例如，就是批判文学“工具论”、“从属论”，也是认为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属性而忽视艺术规律，实际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当时，许多唯物史观的文学理论命题，都是受欢迎和容易被接受的。当“文革”中“左”的一套被认定为错误的时候，人们最先想到的对象就是犯错误之前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从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也能看得出来。

当时的文学理论处在“物极必反”的状态，由于要克服过去那种只重视“外部规律”的做法，此刻要特别重视“内部规律”，所以，追求“文学的自律”便成了这一阶段共同的倾向。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也多是同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而已。

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复苏阶段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复原的趋势，另一方面呈现出马克思学说同其他学说奇特混合的局面。比如，有的理论，就是以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康德的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用康德来修正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任务。尽管其理论在随后的变化中又逐渐渗透进一些其他学说的成分，但此时将马克思与康德学说结合的痕迹确已十分明显。

（2）艰难的探索阶段，大体指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期。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潮”大量涌入的阶段，是“多元”探索的阶段，是理论急剧分化的阶段，也是正式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设想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不少思想是在前一个阶段中成型的，其表现出的特点是理论上不同学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面临外部环境的压力，普遍感到落后了。“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为了追赶世界潮流，一齐把眼光投向了国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是因袭西方一些时髦名词和观念来设计自己的路径，还是坚持批判吸收立场，坚持沿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引的探索之路前进，就成了此阶段许多学说比赛、较量的实际上的重心。

比如，有种意见认为，由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将人的地位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从而为以后“文学主体性”论的提出作了必要的铺垫。到80年代中后期，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线索概括、论述新时期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是当时文学理论的主题，从“文学主体性”理论提出开始，恰恰导致了文学理论走向了唯心史观、抽象人性论和非理性的歧途。在复苏阶段比较一致的文学理论趋势开始发生分化，产生了向几个不同方向推进的局面。

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已不再扮演思想解放先锋的角色。它一方面与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开始比较集中地从理论上探寻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路。理论家们如饥似渴地各自寻找着突破，有的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掘资源，更多的则是向西方文学理论看齐。尽管理论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了解还是不完整的，但饥不择食、拿来就用、立竿见影的做法，几成普遍的风气。当然，好比医学上移植活体器官可能产生排异现象、引进一个新物种可能会遇到天敌一样，这一阶段事实上也产生了理论的“排异现象”和遇到了“天敌”。

这一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应该说就是“探索”。介绍性的探索也好，批判性的探索也好，建设性的探索也好，都是为了获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认知。而这种探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文化及观念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随着文学本体论层面的一些追问，刺激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兴起，于是有论者就提出了文学研究的“向内转”；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侧重，有论者通过在哲学上“改造反映论”、“批评认识论”，通过在文学理论上强调“回到自身”，提出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些都可看作是有现代主义思想参照的理论探索。

这一阶段的探索很多，其中，概念术语的“向内转”和“审美化”，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与趋势。而这种“向内转”和“审美化”也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80年代，它们是为了在文学领域实现“自由”的个体主体，是为了以此抵制社会组织结构对个体主体的过度限制。这时的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几乎成了对举的不相容的概念。到了90年代前期的第二个时段，文学理论的“向内转”和“审美化”趋势，又向人性化、本能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方向转移。这是市场经济过程对文学等精神产品要求的一种基本反映。

在探索阶段，比较符合时代需要、比较有学理价值且具有连贯性和推进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是部分学者提出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意见。因为，一则它与先前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成分一脉相承，同时又总结了许多新的经验与教训；一则它力求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积极探索未知领域。可以说，这是在当时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理论激荡面前，在唯心论理论风靡和审美乌托邦说教走俏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的一个自觉而清醒的推进性把握。

这一理论，对“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微观展现和理论依据，以及“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文学理论演变的经验教训，本体论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文学具有非意识形态因素的论据，能动反映和主体建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理论变革的突破口和生长点等问题，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较完整的思路。

当然，这一阶段的“当代形态”研究，显然还处在提出构想和初步论证的阶段，许多问题的表述、许多概念的界说都还是比较朦胧和模糊的，尤其是如何解决现实的文学问题的主张，还很肤浅和幼稚。但由于它立足本国，努力体现时代精神，又主张吸收一切优秀文论成果，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就同当时出现的明显的理论虚无倾向和西化倾向，划清了界限。

（3）主动的建构阶段，大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一切外来学说都几乎被介绍一番之后，在形形色色主张都释放出来之后，在带有浪漫“启蒙”色彩的言论沉寂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思想深化的阶段，即各种主张由“假说”到“证明”的阶段，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进入探索、反思、建构并重的阶段。这一阶段，“西方等于现代”、“中国等于古代”的简单模式被逐渐淘汰，中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形态，逐渐取得共识。西方“后现代”理论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认识自己，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近些年活跃的理论现象，变相的也是对审美“象牙塔”向往的逃避与质疑。

这一阶段当然可以看做是探索阶段的延续，但这种探索大大地增加了理论建构的成分，而且涌现了不少成果，所以，我们称这一阶段为建构阶段。在文学理论上，经过对探索过程中各种文学思潮的清理，经过对现代文化与理论进程的思考，关于如何在争鸣中把文艺科学推入新境界，如何建设面向新世纪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问题，已经成为实际的关键和主题。

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发现，这一阶段建设性的学术论著成果很多，各种体例和形态的文学理论教材也都普遍地建设起来。除新编的各种“文学概论”、“文学原理”外，“艺术生产原理”、“主体论文艺学”、“感受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社会主义文艺学”、“元文艺学”、“生态文艺学”等，都显示了主动建构的努力。这一阶段虽有“后现代”和“文化研究”两个外来思潮涌现，但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原创性地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加强文学理论研究规律的探讨，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

这一阶段处在世纪之交，因此，总结和反思性的学术成果不时出现，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的进展也比较突出。关于文学原理书写及学科未来构想问题，学科的定位与可能存在的边界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热点背后的偏失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学科殖民化与文学理论自主创新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传统问题，网络时代与文学理论发展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文学理论再次面临的危机问题等等，都逐一提到了议事日程。

最能代表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建设性质和特征的，应当是2004年开始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编写新的《文学理论》。应该说，对于文学理论领域而言，也和其他领域一样，这一工程的实施，正是中央在看到基本理论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学科和教材中指导作用亟待加强，理论创新的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理论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的情况下，采取的有力措施。它进一步证明，尽管我国实际存在的文学理论指导思想是多元的，但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文学理论研究，依然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事实。

这一工程的实施也说明，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或者说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这一取向和目标和我们国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方向是一致的。这并不排斥文学理论上其他方向和目标的探索与建设，但是，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路，仍不失为有效和有魅力的选择。

如果单从文本形态上考察，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至少有经典阐释文本形态，有领导人思想文本形态，有学者探讨文本形态，这些形态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各有功能，而且这些形态本身也是面貌各异的。尤其是学者们在文学理论中国化道路上的贡献，尤显厚重和鲜明。在总结和反思我国文学理论进程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漏掉或无视这一点，无疑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