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严重制约和阻碍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长期积累而没有得到解决的，有的则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新出现的。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即是，相对于引进和介绍外国文艺学说持续偏热，原创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明显疲软和滞后；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文学理论内部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及应用批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合理；文学理论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制造与应用之间，既不协调也欠平衡；习惯提出一些“新口号”、“新命题”而缺乏深入细致推理论证的浮躁风气，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文艺学说中的唯物史观，在某些层面和范围内有被逐渐消解的危险。
我们不能为表面的热闹所遮掩屏蔽，不能为一孔之见而沾沾自喜。真正需要的是深刻认识并切实加强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快转变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与方式，建立引进与消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妥善应对来自西方学说的挑战，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驱动文学理论健康地发展，这对于我国文学理论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总结三十年文学理论，不能忘记，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从清理和批判“文革”前后各种极“左”思潮开始的。批判“左”的、教条的、庸俗的文学理论的需要，使得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被大量介绍过来。这里又主要以张扬“自律”性的文学理论思潮为主要内容。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些偏颇，多是由于未能准确把握“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过度扩张“自律”功能，逐渐消减“他律”功能，从而导致文学理论发展某种程度的畸形与失衡。“自律”和“他律”实际上是文学规律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的意义可以只从“自律”方面加以完全解释，也没有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的意义可以只从“他律”方面加以完全解释，它们是一致的、统一的。解释和使用概念时，如果其内涵的整体性遭到肢解或破坏，某些功能被人为去掉，制衡结构的要素变得不全面和不协调，那么，文学理论的发展就难以摆脱片面的状态。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过来后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今天需要反思的是，人家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西方理论，为什么在中国的80年代又红火起来？
本来，“新批评”理论从观念和方法论上承袭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作品像一个浑圆的苹果，是一种自足体，因此应在“细读”的基础上，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意象”，从而把握本来就存在于作品肌理中的那种“文学性”。这对于厌倦了社会的、传记的、印象式批评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新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区分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作品存在方式、文体或文体学等“内部研究”，更是带有回到文学自身的性质。再加上“新批评”把谐音、节奏、格律乃至意象、隐喻、象征等诗学问题当成理论重点，就更带有美学化的倾向。
尽管如此，“新批评”理论并没有否定和堵塞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关系等，仍在文学理论的视域之内。从“新批评”之后西方文艺思潮的发展来看，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采用的都是“外部研究”的方法。所以，不能够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完全对立起来。韦勒克就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
这一论述，说明“新批评”理论没有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如果出于对“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命题的反思而过多地注意文学的“内部规律”，以至于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家的思想倾向等，都误认为是庸俗唯物论和机械反映论而加以抛弃，那就连“新批评”观也不吻合了。
以“审美”为例，由于是在“文革”后的特定时期，学术的反思集中于清除“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提倡“文学自律”就成了这一阶段的中心性口号。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学热”的出现，“审美无利害”的论证，“审美反映论”的提倡等，都起了特殊的作用。由此，倡导文学的“自律”，倡导作品的“审美”，就明显具有了取代“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主题和斗争哲学的含义。这些提倡和追求，与抗拒文学理论中“社会—文学”模式或曰“反映论”模式，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论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了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但在表面上，它又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学自律传统观念的一种回归。而这种具有古典精神的理论，显然有着现实的需要性，因为它确乎起到了舒缓高度政治化理论氛围的作用。
但如果只把沉浸在文学的形式、语言、意境中的隔离性、无功利性的趣味判断，称之为审美体验，那不过是一部分学人的人为规定。这种审美纯粹化的界说，带来的则是对文学审美的狭隘化理解。
再如，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趋势，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是具有鲜明而自觉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从现代文论对一些基本范畴的解释阐发中，从半个多世纪文学理论的教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文学理论不只是面向文艺，它还面向人生，面向社会，许多方面表现为参与社会实践和引导思索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近三十年的文论发展过程中，显然是逐渐被萎缩和减弱了。如果说80年代前后的文学理论“去功能化”，是针对文学理论在过去的过度功能化（如过度政治化等）弊端，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就逐渐演变成摆脱意识形态和逃离社会历史的限制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当然不是去除文学理论的所有的功能，而是去除某种特定的功能。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也并不妨碍其别种功能的构建，它常常是以构建一种功能的方式来避免和弱化另一种功能。
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理论对文本某些层面的阐释能力，增强了理论对审美因素的重视，但是，这种“去功能化”也减弱了文学和理论对于社会、人类和精神世界可以做出更大帮助和贡献的可能性。文学理论的功能化过程，其实也就是它的社会化过程，如果去掉这样的功能化过程，其影响力和生命力必然遭受损失。
不管是先前的“过度功能化”也好，还是近期的“去功能化”也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讲，都是割裂了文学“自转律”和“公转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文艺的公转律和自转律的。”如何协调文学“自转律”和“公转律”之间的引力和张力关系，如何求得文学理论概念内涵的整体性，如何结合文学的“文本”研究与文学的“功能”研究，无疑是未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能不承认，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盲目跟着西方思潮走，文学理论的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逐渐退隐。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涌入文学研究中来，使得文学研究离文学更加遥远。人们能看到的成果，多是宏观的、跨学科的、甚至于边缘化的研究，文学本身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研究，越来越遭到冷落，不受重视，离开文本妄下断语的现象屡见不鲜。
是否可以这样说，从历史上看，当西方文学理论热衷于对文学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恰好把对文学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当中国文学理论倾心于对文学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学理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中心和形式主义的局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大大地拓展了外部规律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重心常常与西方存在明显的错位。如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已经解体多年，中国一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又追随着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种族、阶级、性别等，又成为主题。不能说这些外部的研究没有意义，但对于文学来讲，它们又并不仅仅是“外部”问题。对于西方文学理论而言，所谓“内转”、“外转”的变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是理论自我演化的结果，在我国却是“跟风”研究的结果，这种“走马灯”似的转换，只能大量消耗文学理论研究的能量。
在全球化语境中介绍各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是非常必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文论的前沿话题。许多与“后学”（postism）紧密相关的新问题和新视角，也的确促使了我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活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在西方文学理论引进过程中，由于过于重视社会思潮的更迭，忽略在这些思潮下形成的文论背景和话语条件，又不顾及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现实情形，生硬地引进、使用这些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结果，也给中国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哲学家金岳霖当年曾指出哲学界“是把欧洲哲学的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同样现在也存在把欧美文学理论问题当作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的倾向。
短短二十多年，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匆匆走过了西方文学理论界一个多世纪的历程。现代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批评模式、文学观念、文学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并经过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文学理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祛魅化”运动的磨砺与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给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使其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视文本存在，运用美学的、人学的和史学的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谨严的理论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真正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这种理论也是一种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就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