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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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经历的三十年,是发生了巨变的三十年:前所未有的进展,前所未有的活跃,前所未有的多元,前所未有的繁复。这些变迁,标示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如果对历史做总的思考,那么从五四算起,中国文学理论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阶段,它对应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实践的阶段,它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构建阶段,它对应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三十年”,在理论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上有内在的连续性。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各个阶段的文学理论又有各自鲜明的理论面貌和规定性。

本书就是力图对第三个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取得的成绩、发展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一相对系统而完整的回顾、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做出较全面的把握。

我们想以史论纵横的两条线索、以亲历的变化为现实基础,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为轴心,对新时期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的变迁进行爬梳,既勾勒出大致的发展脉络,又查检出它实际存在的诸种问题。

可以说,我们对三十年来文学理论进行总结的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求得中国文学理论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这里的发展,不是不知发展为何物的“发展”,不是仅仅廉价的增量式的发展,也不是与社会和创作无关的空洞发展,而是探究“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怎样看待现实中的发展”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发展,是突出文学理论谨严的科学性和深刻的人文性的发展,是把发展问题放到更宽厚的理论背景来探讨的发展。

为此,本书采取了强化“问题意识”的做法,阐述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的进展和成果,分析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的走势与变迁,涉及此间多次理论论争与学科范型的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问题和学科定位问题。

为了总结的深入,本书突出了反思的成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反思”无非是不以外界的事物而以自己的认识或思想与行为作为思考的对象,对于先前的认识或思想与行为进行再思考。简单地说,“反思”就是对已有的认识加以再认识。反思并不意味着否定,反思是在发现问题中求得健康发展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以存在的问题——尽管有些问题足以抵消它所取得的其中任何一个进步——来掩盖文学理论进程中实际呈现出的线性延伸趋势。

当然,总结和反思三十年的文学理论,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因为要总结和反思,就势必要分析这一过程中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不成功或错误的,就势必要在指出成绩的同时找出存在的问题。而要找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能同固有的见解、学术格局、学术机制和评价体制发生矛盾。因此,总结和反思历史,是一件严肃的、困难的事情。但是,新时期已经三十年了,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文学理论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想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在多元中立主导,求共识,是极其必要的。同三十年前改革之初一样,反思是一种历史的要求,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毫无疑问,为了获得科学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的能力,为了不被一堆理论细节和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在处理和考察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时候,我们需要谨记理论与理论之间基本的历史联系,并需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语境和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存在发展的特殊性质,那就很难认识到该语境对于文学理论的内在规约,不仅要求具有学理规定性,而且还要求其具有合理的方向感。因为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形式,其存在的可能——不论是技术性的,还是观念性的——实质上都是在先前文学理论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文学理论的历史同其他精神生产的历史一样,只有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环节的深刻联系中,才能找到其正确的方位和发展之路。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表面上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追求一个“变”字,不停地变,令人眼花缭乱。“变”是容易的,但要发生推进性的变化,就不容易了。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炫目的五光十色“变”的背后,仍可以看到许多凝固的、因袭的、不变的东西。有些研究,追求的不是学理的进步,而是新闻的效应;有些研究,貌似创新,实际离真正的文学理论相去甚远。因此,对于“变”,要加以具体分析。如果站在时代高度,平心静气、拉开距离地加以俯瞰,就能看出新时期文学理论之变的真实意义,同时就会看到,有些变化,其轨迹往往还是在一种旧的理念上重复和轮回。

我们认为,从全局看,新时期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是一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是多方努力推动下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是中国化文学理论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在实践基础上推进学理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创新和境界创新的历史。

从总结和反思的意义上说,我们赞同这样的见解,即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为主导,来理解我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这应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进行总结与反思的认识基础。从本质上讲,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是以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主轴的中国文学理论整体结构形态生成和建构的历史。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围绕着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观念展开的,始终是一个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马龙潜:《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的思想理论基础》,兰州:《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引文中,个别“文艺理论”、“文艺学”改成了“文学理论”。该书中,“文艺学”、“文艺理论”、“文学理论”、“文论”等几个概念,其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这种见解,超越了表象,抓住了主要矛盾,触及了事物本质,是符合新时期文学理论实际的。

怎么看待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长足进步,已经是一个亟须探讨的课题。这是因为,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繁复的进程中,现象和实质、正确和错误、积极和消极、新思和旧念、传统和叛逆、本土和外来、官方和民间、一元和多元、学术和市场,是极其庞杂地交混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科学态度,才能发现和理解文学理论进步的真相。

归纳起来,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进步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观念突破了旧有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推进文学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张扬了适应中国历史新阶段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念;二是随着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及其他学科方法和思想资源的不断增强,新时期文学理论突破了单一独语式的模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呈现出百家争鸣、多元发展、日臻成熟的趋势;三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达到了相当宽阔的程度,外国文论的引入和译介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本国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流和对话达到了准同步的程度;四是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著述成果,在数量、质量和话语方式上,都超过了原有水准,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的、动态的、复合多样的理论形态;五是文学理论同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呈现十分丰富、活跃、密切的局面。

这些发展和进步的情况,是三十年前所未曾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