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孝子、“马浪荡”和才子加流氓
对中国现代文学熟悉的人都知道此时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叛逆的青年，如觉慧（巴金《家》）等；都知道有一批勤劳的市民人物，如祥子（老舍《骆驼祥子》）等；都知道有一批报国无门、愤世嫉俗的知识青年，如萧涧秋（柔石《二月》）等。这里我将分析另一些青年形象：孝子；另一些市民人物：“马浪荡”；另一些知识青年：才子加流氓。这些人物存在于通俗小说作品中。
通俗小说中最典型的孝子形象是周瘦鹃《父子》中的陈克孝。此人功课好，体育也好，是个典型的新派学生。就是这样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孝顺。他的父亲脾气极坏，经常打骂他，可是无论父亲怎样打骂他，他都逆来顺受。后来父亲被汽车撞伤了，需要输血，他让医生取出自己的血救父亲。结果，老父亲救活了，而他却因总血管破裂而死了。
就人物形象来说，陈克孝这个人物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只是个概念化的人物。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人物背后所开展的“孝”与“非孝”的争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秉持的是人道主义价值观，以人的发现和个性主义为核心内容。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对家庭和家庭观念常常持批判的态度。在很多新文学作品中家庭被看做封建的堡垒，家长则是专制的象征，冲破家庭则被看做革命的举动。这样的观念和故事情节，我们在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茅盾的《春蚕》、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中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周瘦鹃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很快就受到新文学作家的批判和嘲笑。郑振铎在1921年10月的《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思想的反流》一文，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这就是一篇《孝子传》，并且说：“想不到翻译《红笑》、《社会柱石》的周瘦鹃先生，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则嘲笑周瘦鹃不懂医学知识：“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他这总血管不知道指的是什么，照医学上说来，当然是大动脉Aoria和大静脉Vene Cavatubetsup，这两种血管藏在胸腹腔中，不开胸割腹是不能露出的，哪里会割开取出血来呢？我敬告周先生，不要那么惹人笑话了吧。”
说周瘦鹃不懂医学知识是可能的，说周瘦鹃脑子里面充满了旧思想也是对的。周瘦鹃写这样一篇概念化的小说实际也就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不满。这些通俗小说作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多深的了解，总觉得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所谓的“新”的社会风气与他们所奉行的伦理道德不相适应。他们认为这些“新”的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道德，并且将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者。在当时很多通俗小说作家的眼中，新文化运动者就是一个“强盗”。胡寄尘在1921年8月1日的《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说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者到一个小县城发动农民，结果被强盗捉去了。在一番争辩后，强盗不但没有杀他，还放了他。原来新文化运动者宣称他所做的事是“反对非法政府、反对官、反对兵、反对警察”，强盗认为他们是“同道”，都是社会的破坏者。既是“同道”，岂有不放之理。强盗自有强盗之理。其中“非孝”就是通俗小说作家最不能容忍的“强盗之理”。周瘦鹃的《父子》还是正面教育。与此同时，《礼拜六》的主持人王钝根还写了一篇小说《生儿观》，就从反面批判了那些“非孝”的强盗理论。小说写牛舔犊先生和马爱驹女士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养大，为了培养他们各自成才，夫妇俩不仅牺牲了青春，而且背负了一身的债。人到老年，当他们需要儿子们赡养时，却遭到了拒绝。当他们提到赡养之情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凡人生下儿女，就有教育之责，这是义务，算不得恩，况且父母生儿子的时候，并非真为了要生儿女，不过是自己娱乐罢了。却因男女生理上的关系，无意之间凑成了生儿女的结果，这哪里算得是恩呢？”儿子们不但这样说，而且告诉他们的父母这是最新的理论。
新文化运动者的形象和所谓的“非孝”理论当然绝不如通俗小说作家眼中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真正的分歧还是在对传统伦理道德是批判还是维护上。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如何坚守和变革，这是当代文化与文学领域的大课题。用我们的当代眼光再去看“五四”时期的那场“孝与非孝”之争，很多结论似乎可以得到新的解释。在那场争论中，通俗小说作家的那些“孝”的理论和“孝子”的形象，一直被认为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当我们今天提倡“以德治国”的时候，当我们对那些一诺千金的“大孝至爱”给予称颂的时候，对通俗作家们当年对孝道的那些坚守，我们是否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呢？传统的伦理道德应该与时俱进，但是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守的，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根”。
“马浪荡”就是当时上海滩上整日无所事事、混吃混喝混玩的二流子，这种人又被称为“白相人”。“马浪荡”是通俗小说中写得最出彩的形象之一，其中又以汪仲贤的《角先生》和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最引人注目。何谓“角先生”？汪仲贤写道：“上海的白相人，弄得走投无路生机告绝的时候，连短衫裤都剥下来当饭吃了，他们便赤裸裸地去钻棉花胎里，卧待机会到来。这种英雄落难的窘态，个中人的术语也叫做孵豆芽。豆芽的形状是两瓣嫩黄色的脑袋，下面连着一具精裸洁白的身体，只因饿得瘦了，身躯剩绝细的一根，像豆芽一样苗条。脑壳的周围却依旧很大，正似豆芽的小身体顶着一颗大黄豆一样。孵豆芽须在阴湿处，不能见天日，他们也钻在小客栈里，无面目见人。”汪仲贤写过很多剧本，他对人物形象的描述特别生动。《角先生》写了一对“走投无路生机告绝”的“白相人”如何抓住任何一次机会混吃混喝，装疯卖傻，敲诈勒索，就像怕见天日的老鼠一样总是乘人不备之时出来偷食，令人可恶又可恨。
《角先生》写的是一对落难的“马浪荡”，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则写了一个风光的“马浪荡”。在20世纪40年代的市民中有两个名字很响亮，一个叫王保长，一个就叫李阿毛。前者在农村，后者在城市，活动的区域不同，性格和形象却很相似，都是私心极重，但是手段高明，充满了滑稽和幽默的趣味。《李阿毛外传》写于1942年，当时正是日本人侵占上海，日语很时髦，于是，李阿毛就办了一个日语学校，第一个月规定学生交的学费是大米，他就将自己刚刚学会的日语“米”教了一个月；第二个月教“油”，这个月学生当然交油做学费；第三个月就要求学生交煤球了。从小说本身看，破绽很多，好像社会上只有李阿毛最聪明，其余的人都是笨蛋，在李阿毛面前只有被骗的份；从李阿毛的所作所为来说也令人难以接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李阿毛已经达到了偷窃扒拿无所不为的程度了。例如在《愚人节》一节中，李阿毛向某住宅的主人谎称前来祭奠四年前在此自杀的妻子，乘人不备居然偷了人家的自鸣钟和热水瓶；他谎称枣核为药，骗取了房东太太150元钱。这些行径无异于小偷与无赖。
“马浪荡”的形象在当时的读者中很受欢迎，读者们既不从道德上去谴责这些人，也不追究这些小说形象上的不足，反而对这些人的做法给予一定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滑稽幽默的背后，“马浪荡”小说都透露出一个主题：在当今社会中人怎样才能活下去。时代中的人们正饿着肚子，从“马浪荡”们的不择手段中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状态，感觉到了某种生活的苦涩。对40年代的中国市民来说，最重要的切身利益就是如何填饱肚子，“反饥饿”是时代的呼声。从这个层面上说，“马浪荡”小说也就有了时代和社会意义了。
批判和嘲笑知识分子的酸气、臭气，揭露他们的丑态是传统小说惯有的话题。与明清时在科举场上批判和嘲笑知识分子不同（如《儒林外史》），现代通俗小说是在妓院里和妓女身上批判和嘲笑这些知识分子，因此，这些人物形象也就被称做“才子加流氓”。这类形象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九尾龟》中的章秋谷。小说中的章秋谷：其貌，“白皙丰颐，长身玉立”；其才，“胸罗星斗，倚马万言”；其意气，“蛟龙得雨，鹰隼盘空”；其胸襟，“海阔天空，山高月朗”；其金钱，“日散千金，眼睛眨都不眨”；其武功，“拳棒极精，等闲一二十人近他不得”。在妓院里，他充分施展出才华，处理问题游刃有余，那些敲竹杠搭架子的妓女在他面前无不服服帖帖；那些吃过妓女暗亏的朋友找他帮忙解决问题，他总是马到成功；那些设圈套让他钻的诡计，他又总是逢凶化吉，甚至会因祸得福。这么一个几乎是“全人”的人为什么整日在妓院里呢？小说用其母亲的话给他作了注解：“你平日间专爱到堂子里头混闹，别人都说你不该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意思，无非是为着心上不得意，便故意到堂子里头去这般混闹，借此发泄你的牢骚。”我们明白了章秋谷为什么自命为“憔悴青衫客”，明白了他为什么成为“嫖界英雄”，是因为命运不济、事业难成，只能到妓院里、到女人堆里去施展才华和发泄苦闷。这样的理由是每一个变成流氓的才子所打出的旗号。
这样的旗号到1930年前后又被打了出来。代表作家是张秋虫和平襟亚。张秋虫和平襟亚属于30年代通俗小说“才子型”作家，他们以写新式才子而著名。
张秋虫的成名作是1928年6月发表在《紫罗兰》上的《烦恼的安慰》。小说同样塑造了一个在妓院里鬼混的才子西君。与章秋谷不同的是，西君是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他有着清醒的头脑，他明知道这样鬼混是自甘堕落，但是他自愿胡闹，自愿走向毁灭。“一个人能够没有心肝没有脑筋是何等可以快乐的事啊。”“我也在睡梦中寻生活，而头脑却无时无刻不是清醒的，这是没法想的。”这篇小说还是一种情绪的宣泄。1930年6月由中央书店出版了张秋虫的一本怪书《新山海经》。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很快就流行开来，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这本书为什么怪呢？首先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给书取名为《新山海经》是因为《山海经》尽写些“闳诞迂夸，多奇怪倜傥之言”，用其名，取之意。他告诉读者，书中都是些怪人怪事，都是不合情理的，应该用离奇的眼光视之。又为什么加一个“新”呢？因为他不同意《山海经》作者郭璞所说“怪所不怪，其怪在我”，而是“怪其所怪，其怪在物”。因而他又在“山海经”前加了一个“新”字。
其次是小说的内容。这部小说在写“怪”的创作宗旨下，放开了笔墨，尽情地搜罗发生在1928年前后北京的各种怪异之人和怪异之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才子加流氓”：金一刀、江竟无、祖终穷。金一刀（精一刀），是位自认为很精明的花界小报编辑。这位曾在上海混出一些名气的“才子”，“觉得十里洋场，俗尘扑面，是个以声色货利为钓饵的苦海，人们偶然失足，滚进了漩涡，不堕入畜生道，也不免堕入饿鬼道”。于是，到了北京他想恢复“文人寒酸的本色”。可是四处投稿，四处碰壁，只好又混迹于北京的“花界”之中。他明知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畜生道”和“饿鬼道”，但也只能如此这般地混迹下去；他明知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没有“人味”的，也就只能闭着眼睛自暴自弃。小说中作者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身无媚骨，不知道降志辱身，不知道趋炎附势，穷愁潦倒，不能取悦世人，自己知道一肚皮不合时宜，这辈子没有得意的希望，索性自暴自弃，狂放不羁，不敢再作奢望……他的怨毒之气，上彻云霄，恨不得拿切菜刀杀几个人泄愤，恨不得来一个大地震，使全世界的人同归于尽，即使这个目的达不到，至少也得弄死一个嘤嘤宛宛的女性，这口气也就平了些了，再不然自己死在任何女性的身上也是情愿的。”与这样黑暗的社会格格不入，干脆化做油腻加速其运转，张秋虫就又创作了江竟无和祖终穷两个人，他们反正“将近无”和“祖宗穷”了，干脆就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这两个人的生活为金一刀如何毁灭自我、走向死亡的性格发展作了交待。
不管怎么怪，作者还为这些怪人怪事找出了一个理由。小说中张秋虫藉小说人物的口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
读书时代的青年，不知怎的都会有那么大的志气……等到出了学校的门，投身到法力无边的社会里去，或者因为娶妻生子穿衣吃饭的关系，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三五个年头，志气便渐渐地改变了……于是他发现以前的见解是错误的是幼稚可笑的，他现在总算觉悟了，有了经验了，走到政治上光明之路了……
不是不想走正道，是社会不让走。社会的“法力”是如此地强大，只能顺应它。
与张秋虫趣味一致的是平襟亚。此时，他写了两部小说《人海潮》及其续集《人心大变》。《人心大变》的开头就说道：“近年来上海有三多，律师多于当事人，医生多于病人，婊子多于嫖客。”这两部小说就是以妓院为中心写“社会种种秘幕未经人道过者”。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新式的才子沈衣云，此人整日征逐于酒肉林中，混迹于花柳丛中，一边胡调于人生，一边整日感叹：“人兽相争的世界已到”，人“早已不成其为血肉结晶的灵性了”，早已与兽相伍了。既然是兽，又要什么理想、道德呢？
闭着眼睛装糊涂，并用社会黑暗人生险恶作为理由，为自己寻找心灵上的安慰。这些才子加流氓是一批“明白的糊涂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作家关心的主要问题。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写了中国的礼教对知识分子灵魂和性格的扭曲，写了他们报国无门的内心的苦闷。这些“才子加流氓”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深刻性和沉重感，只有轻浮性和自虐性，甚至还有罪恶感。是不是这些作家的自况呢？我们自当别论。但是有一个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应该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