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她们怎样变成祥林嫂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传统的礼教制度对男人和女人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虽说都是怎样“做人”，但男人主要在道德层面上，行为受制于社会，而女人主要在家庭层面上，行为受制于男人。“好男人”的标准常常是社会标准，“好女人”的标准常常是家庭标准。社会标准的核心价值是对社会的影响力，显得宽泛和原则，家庭标准的核心价值是与男人的关系，显得具体和敏感。女性的话题是个涉及性别的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的问题，所以只要社会变革加速，文化制度发生变化，它常常首先成为社会议论的中心。

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地向现代化行进，中国传统的礼教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话题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又主要集中在女人是否需要守节的问题上。

在理论论述之前，我先讲四个寡妇的故事。

1909年，“鸳鸯蝴蝶派”的一个重要作家包天笑在《小说时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小说《一缕麻》。这部小说曾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它被改编成所有能改编的曲艺形式，如大鼓词、越剧、京剧，等等。在小说中，作者为了体现故事的真实性，故意把女主人公的名字隐去，而用“某女士”来代称。值得注意的是，用“女士”这个称谓就已经透露了某种信息，那就是时代变了，文中的这位女性是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小说的大概情节是这样的：某女士，长得很漂亮，人又聪明，上新学堂，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她难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迫嫁给一个长得丑、人又笨的男人，更悲惨的是，他是个傻子。某女士当然很不高兴，于是就把自己的苦恼说给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听，这个男同学一表人才，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一长，就渐渐发生了感情。就在这个时候，男方要求完婚，尽管她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嫁给这个傻子。新婚之夜，某女士大病一场，得了很重的传染病，没有人敢靠近她。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悉心地照顾她，他就是傻子。于是某女士的病好了，但是傻子病了，而且暴病而亡。他死后，某女士自然是十分伤心。小说中有这样的话：为人感情是其次，道德是第一位的。于是她下定决心，再也不嫁，为傻子守节。她也不再和那个男同学来往了，不和他见面，即使他给她写信，她也从来不拆。终于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她也不说话，脸上毫无笑容。这样，两个人就分手了。最后，作者说道，至今，人们还在称颂着某女士的贞节。这是第一个寡妇的故事。

第二个寡妇出现在徐枕亚1912年发表的《玉梨魂》中。《玉梨魂》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叫何梦霞，姑苏人氏，在亲戚的介绍下在无锡做小学老师，住在一个姓崔的远房亲戚家。家里有一个老头，叫崔老翁。崔老翁的儿子已经死了，留下一个媳妇白梨影和一个小孙子，女儿崔小姑在外面读书。何梦霞住在别人家心里过意不去，就给崔老翁的小孙子做家教。崔家很大，但人少，何梦霞与白梨影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白是个寡妇，她始终和某女士一样坚守着贞节。可是有一次出现了变故。那是一个早春时节，崔家院子里的梨树开花了，很是好看，但被一夜风雨打落了，满地梨花。于是有了一出戏：何梦霞就像黛玉葬花那样，把花瓣埋起来，又立了一个碑，上题“香冢”。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这一幕被窗子后面的白梨影看到了。她深深地被感动了，感叹世上竟还有这样的有情人。如果白梨影能够像“某女士”那样压抑自己，那就没有下面的故事了。白梨影的感情被激发了，她不知不觉走到了何梦霞的房间，在书桌上看到了何梦霞写的一本诗集，翻看之后，心里更是感动，诗如其人。于是，她把诗集带走了，给何梦霞留了纸条。何梦霞回到房间看到纸条，心里狂喜不已，心想终于找到知己了。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白梨影，让白梨影的儿子带回。之后，两人就开始书信来往谈恋爱了。他们的感情一日深比一日，但是不能结婚，因为白梨影是寡妇。有一次，何梦霞病了，作为主人的白梨影应该去探望客人。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床边。家里也就他们两个人，这时候有什么话就快说，有什么计划就赶快制定。但他们两个就是一句话也不说，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写诗来表达感情。后来还是白梨影出面向崔老翁提出把崔小姑嫁给何梦霞。和传统小说不一样的是，家长崔老翁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很开放，对白梨影与何梦霞的交往并没有表示反对，白梨影现在提出让崔小姑嫁给何梦霞，他也不反对，于是崔小姑和何梦霞结婚了。可是婚后的何梦霞感情还是在白梨影身上，这次结婚不但没有解决感情上的难题，反而使他们更加痛苦了，还白白拖了崔小姑进来。当然这样的感情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怎么办呢，通俗小说一贯的做法就是把感情推向极致，把矛盾不断激化，到达一定程度，就用死亡来解决问题，这部小说的结果也是如此。在感情的重压下白梨影死了。崔小姑觉得嫂子的死是因她而起，也郁郁而终。两个女人都死了，何梦霞觉得活着也没意思了，但一个男人总不能为了情而死，于是他背井离乡，去了日本留学，还参加了革命。在辛亥革命中，他冒着枪林弹雨，战死在武昌城楼下。死后，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本书，书名叫《玉梨魂》。

这两部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却在保守人士和激进人士之间两面不讨好。这种不讨好来自小说中的情节发展过程与故事结局之间的矛盾。从小说的情节看，两部小说都讲到了个人情感的可贵，特别是《玉梨魂》讲到了个人情感被压抑的痛苦和可怕的结果。对个人感情如此张扬，当然要引起保守人士的不满。照这样的情节推理下来，应该是情感战胜伦理观念，取得个人情感的圆满和幸福。可是结局并不是如此，第一个女人完全被道德所束缚，“礼”战胜了“情”；第二个女人确实有“礼”和“情”的斗争，但最终还是“礼”战胜了“情”。如此保守的结局又引起了激进人士的不满。于是文坛上又出现了两部产生影响的写寡妇的小说。

第一部小说是李定夷连载于1916年《小说新报》第1期到第12期的《廿年苦守记》。小说叙述了江苏武进一名叫汤书岩的大家闺秀出嫁仅两个月，丈夫就病死了。看见丈夫死了，书岩痛不欲生，欲吞金殉其夫，后被救起。她的家翁（公公）这样劝她：“祖姑年高，代夫尽孝，亦应尽之职，俟重闱百年后，殉夫未晚。”于是书岩尽心服侍祖姑、家翁。在家翁病危时更是割股疗亲。祖姑、家翁相继去世后，又抚养小姑直至出嫁。完成了这些事情以后，她已经守节17年了。最后，她自杀身亡，绝命书中写道：“今日之死，实出本心，以不负17年前之誓言。”对于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作者在小说《弁言》中说：“晚近数十年间欧风美雨侵入华夏，自由之说行，重婚不为羞；平等之说行，伦常可泯灭。圣人云：邪说横行，甚于洪水，吾为此惧。端居之暇，思小说家言，以振末俗。”小说完成的是一个言行一致寡妇守节的标准形象。第二部小说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鲁迅的《祝福》里的祥林嫂。这个故事也是讲寡妇的问题。但不一样的是，祥林嫂确实嫁了两个男人，换句话说，前面三个女人是“礼”战胜了“情”，她们是贞节的，但祥林嫂却是不贞节的了。鲁迅就是要通过《祝福》来告诉我们，女人如果不贞节，她的结果会是怎样。祥林嫂这样的不贞女人应该去死，但是她最怕的就是死，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她最可悲最可惧的地方就是，她怕死，因为嫁了两个男人，死后到了阴曹地府，就会被锯成两半，被两个男人抢。这就是她的结果。我们清楚地看到，嫁了两个男人的祥林嫂不死不行、欲死不能。鲁迅就是写所谓的不贞女人如何受到封建礼教的惩罚，从而引发的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前三个寡妇形象出自“鸳鸯蝴蝶派”作家之手，后一个寡妇形象出自新文学作家之手。这四个寡妇形象明显地表现出了当时作家们的三种文化态度。

包天笑笔下的“某女士”和徐枕亚笔下的白梨影，她们所经历的都是“礼”战胜“情”的过程，从中明显地看到一些通俗小说作家的文化倾向，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似乎有些怀疑、有些不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传统礼教。无论是包天笑还是徐枕亚，他们的小说都可以被纳入“发乎情，止乎礼”的模式之中。

虽说同样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李定夷是传统礼教的坚守者，他笔下的女性，只能“止乎礼”，不能“发乎情”。他要批判的不仅仅是祥林嫂这样二嫁的女人，大概那些“发乎情”的“某女士”、白梨影也在他的批判之列。在《廿年苦守记》前后，李定夷还发表了两篇小说《伉俪福》和《自由毒》，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模式提出了批判，他认为用什么方式结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要好。《伉俪福》用倒叙的手法写了一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中结婚的夫妇如何幸福生活了十年。他们之所以如此幸福，就在于他们的人品好，生活上不但处处谦让，而且总是为对方着想。小说向读者勾画了一幅典型的“先结婚后谈恋爱”的生活画卷。《自由毒》则专门写“自由婚姻”的可怕性。小说写一对年轻人在“自由结婚”的感召之下同居了，结果，男的嫖妓，女的偷人，一片乌烟瘴气。对这样的恋爱结婚，作者感慨万分，说：“男也无行女也荡，毕竟自由误终身”，并将小说标为“警世小说”。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与李定夷持同一观点的还有陈小蝶和周瘦鹃。陈小蝶曾经写过一个古代节妇苦守的故事，内容没有什么新意，周瘦鹃却大加赞赏，作为编辑的他还专门加了一段按语把小说推荐给读者，说：“叔季之世，伦常失坠，坚烈为黄节妇，百世不易见也……于戏节妇，可以风矣。”写了这篇编者按，他似乎意犹未尽，过了半个月，他自己也写了一篇节妇小说《十年守寡》。有意思的是，周瘦鹃的这部小说不是正面赞赏节妇，而是对不节之妇的嘲讽。小说中的那个王夫人守了十年的寡，终于守不住了，不但偷人，还生了个私生子。小说对王夫人的行为持嘲讽轻蔑的态度，守节时，王夫人处处受到尊重，失节后，王夫人处处遇到冷眼，连她13岁的女儿都瞧不起她，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作者说他是为王夫人做一篇“可怜小说”。

鲁迅是一个传统礼教的批判者。他批判中国传统的女性贞节观念，认为这是造成女性痛苦的罪魁祸首。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篇杂文《我之节烈观》，鲁迅认为节烈之说，不仅是传统礼教造成的，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无意识的集体行为，成为中国国民性的痼疾之一。

对名士气息很浓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来说，传统的婚姻制度会造成情爱伤害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传统婚姻制度又和传统的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是哀其不幸，却无力抗争。对自由婚姻的模式，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听说过，而且听说的都是些行为不端的放荡故事，例如李定夷的《自由毒》就来自于“听说”。于是又有人感觉到，与其实施自由婚姻，还不如维持原有的婚姻模式，因为原有的婚姻模式虽可能造成个人情感的伤害，但不会伤害社会风气。所以鲁迅等人的观念在当时被大多数人看做激进主义，李定夷等人的观念虽然保守，却还有很大的市场。

四则寡妇的故事代表着三种观念，这是它们的不同。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呢？也还是有的。我认为有三点值得一说：

一是无论是“鸳鸯蝴蝶派”作家还是新文学作家都很关注社会问题，并尽可能地做出深入思考。妇女的节烈问题显然是当时文化转型时的热点问题，对文化热点的关心和思考显示了作家们的现代素质。尽管他们的思维角度和思维结论并不相同，但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鸳鸯蝴蝶派”作家和新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

二是这四个故事有个共同的结尾，都是悲剧收场，特别是后三个故事都是以死亡为人生的结局。这是女性命运的终结，也是当时女性小说的突破。因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从来都是光明的结果，要么化蝶，要么结为连理枝。这四部小说才是真正的悲剧了。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就在于：喜剧总是给人以希望，悲剧是对社会黑暗的绝望和批判。

三是这四则故事之间有着反衬、铺垫、传承的联系。要看到鲁迅的《祝福》不是飞来之石，祥林嫂的形象也不是突兀而起。鲁迅的《祝福》是清末民初众多讨论节烈小说中的一篇，祥林嫂是众多节女中的一个，只不过她代表着文化的另一端。要看到鲁迅的《祝福》和祥林嫂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其他节烈小说的铺垫有关系。不管是正面的肯定，还是反面的否定，以悲剧告终的节烈小说总是让人们想到很多问题，为什么她们就不能婚姻自主呢？为什么她们都要以死作为代价呢？作家既然那么发乎情，为什么又制造出如此浓重的悲剧气氛呢？这些问题又出现在哪里呢？这些小说看多了，心中的疑问也就积累得多了，于是鲁迅的《祝福》发表之后在知识分子中间能产生更多的共鸣，否则，小说的那些描述只能让人感觉激进和惊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