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1892—1982）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历史学家、外交官。代表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写于1937年，出版于1939年，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卡尔也因之享有“现实主义之父”的称号。
在本文中，卡尔从三个主要方面批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盛行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第一，在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普世道德是很难界定的，国家只能在道德与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第二，权力是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权力可以表现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力量三种形式。没有国家权力，国际组织只能是空中楼阁，国际法也只能是虚幻的法律。第三，国家之间利益和谐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利益冲突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和事实。道德的虚幻性、权力的重要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本质构成了卡尔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卡尔首次明确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这一理论不但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促成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争鸣的学科发展局面。
现实主义的基础
现实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时间要比乌托邦主义晚得多，而且还是通过批判乌托邦主义而进入这一领域的。的确，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已经很熟悉“公正是强者的权利”这一说法了。但是，现实主义者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地位，他们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感到困惑，因此表达一点不同声音而已。在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天主教廷统治时期，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罗马帝国以及后来天主教廷的政治利益被视为与道德准则是一致的。只是在中世纪体系解体之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才成为一个尖锐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马基雅弗利的出发点是反对当时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他说：
我的目的是写一点东西，使理解我的人受益。我认为，最好是认识事物的真相，而不是遵从幻想。许多人想象出一些共和国和君主国，但是没有人见过并知晓这样的国家。人的实际生活与人应当怎样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只求应该怎样做事而忽视了实际上怎样做事，那么，他不仅无法保全自己，反而会走向灭亡。
马基雅弗利理论包含着三条基本原则，构成了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石。第一，历史是一系列因果关系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但不能像许多乌托邦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来。第二，理论不具有乌托邦主义者所设定的功能，理论不能创造实践，但实践可以创造理论。用马基雅弗利的话说，“无论何种忠告都是源于君主的智慧，而不是君主的智慧源于忠告。”第三，政治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所想象的政治，政治不是由伦理决定的，而伦理则是由政治所决定的。“规矩使人诚实。”马基雅弗利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但也认为，没有有效的权威便没有有效的道德。道德是权力的产物。
马基雅弗利对正统乌托邦主义的挑战是强有力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在他著书立说四百年之后，贬低政治敌人的最强烈语言仍然是将其称为马基雅弗利的信徒。培根（Bacon）是第一个称赞马基雅弗利的人。他说马基雅弗利是“坦诚直言人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人应该怎样行事”。从此之后，没有一个政治思想家可以忽视马基雅弗利。法国的博丹（Bodin）、英国的霍布斯（Hobbes）、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都声称在新的理论和构成最高伦理准则的“自然法则”之间发现了一条中间道路。实际上，三人都是现实主义者。牛顿时代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可能依照物理学的方式构建政治学。拉斯基（Laski）教授写道，博丹和霍布斯的著作“将伦理与政治分离开来，在理论层面完成了马基雅弗利在实践领域对两者的区分”。霍布斯说：“在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出现之前，必然先有某种强制性权力。”斯宾诺莎认为，务实的政治家对人们理解政治做出的贡献要超过理论家，“尤其要超过神学家”。因为“政治家是在经验的课堂里经受教育，因此，他们所思所想的全部是那些对实际有用的事情”。在黑格尔之前，斯宾诺莎就断言：“每个人的行为都遵循着自然法则，遵循着最高的自然权利。”这就为决定论开启了大门，于是，伦理学从根本上说也就成为对现实的研究。
不过，当今的现实主义与16、17世纪的现实主义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无论是乌托邦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接受了18世纪的进化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融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不仅有些奇怪而且似乎荒谬的结果：现实主义似乎比乌托邦主义更具“进化”色彩。乌托邦主义将其对进化的信念移植到对绝对伦理标准的信仰，而绝对标准就其本意来说包含了一种静态性质。现实主义没有这种根本假定，所以越来越具动态性和相对性。进化成为历史进步的内在成分，人类不断向目标前进。当然，这种目标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哲学家对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实主义“历史学派”起源于德国，它的发展要归功于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和马克思。但西欧的国家和学派在19世纪中后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这一发展一方面使现实主义摆脱了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思想家赋予它的悲观基调，但在另一方面，也使现实主义的决定论色彩更加明显。
自从有了文字历史，也就有了因果关系的概念。但是，以前人们相信，人类事务一直处于上帝的监控之下，并时而受到上帝的干预。在这种信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就很难出现建立在有规律的因果关系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后来，黑格尔以理性代替了上帝，因此，他可以率先建立起一种基于理性历史进程概念之上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一方面假定存在一个有规律、有秩序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抽象形式表述了这一进程的推动力量，这就是他所说的时代精神。但是，现实的历史概念一旦得以确立，就很容易用一种比较具体的物质性力量替代黑格尔抽象的时代精神。马克思并没有发明历史的经济学理论，但他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使其普及开来。大约在同一时期，巴克尔（Buckle）提出了一种用地理学方式解释历史的理论。这使他相信，在人类事务之中，“贯穿着一个普遍存在、始终如一的规律原则”。他的这一观点以地缘政治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将地理定义为“绝对的政治要素”。斯宾格勒（Spengler）认为，决定事物发展的是近似生物规律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导致了文明的兴衰。比较灵活的思想家则将历史解释为各种物质力量运动的产物，一个群体或国家的政策反映的正是构成这一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物质性因素。休斯（Hughes）先生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说过：“对外政策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对外政策由国家利益所决定。国家利益则或是源于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或是涉及历史视野中的重大事件。”这种对现实的解释，不论是以时代精神、以经济和地理还是以“历史视野”的方式加以表述，毕竟都具有决定论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他也不是一个固执的、彻底的决定论者，但他仍然认为，存在一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朝着一个必然目标发展的趋势”。列宁写道：“政治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这是不以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欧洲出现。1918年，他将自己的这一信念视为“科学的预言”。
根据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假设”，现实就是历史进化的整个进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调查和揭示这一进程的规律。历史进程之外不存在现实。克罗齐（Croce）写道：“将历史视为进化和进步的过程，意味着将全部历史视为客观的必然，因此，也就不承认任何对历史的主观评判是正确的。”从伦理道德角度批判历史是没有意义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将似乎不公正的现实转化为合理的事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有使用历史性标准才能对历史做出判断。除了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历史事件之外，我们对历史做出的评判似乎总是起始于一种假定：历史事件只能是它实际表现出来的样子，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这一点十分重要。据记载，维尼泽洛斯（Venizelos）在读费希尔（Fisher）所著的《欧洲史》的时候，见费希尔写到希腊人在1919年对小亚细亚的入侵是错误的。他一面露出嘲讽的微笑，一面说道：“任何一个不成功的努力都是错误的。”如果沃特·泰勒（Wat Tyler）的起义成功了，他就会被视为英国的民族英雄。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以惨败而告终，美国的开国元勋就会在史册上被一笔带过，被说成是一群疯狂无度的暴徒。最大的成功就是成功本身。黑格尔曾经引用过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只有当我们给“强权”一词加上极端限定性意义的时候，“强权即公理”这句十分流行的话语才会产生误导作用。历史创造了权利，因此也就创造了公理。适者生存法则说明，生存者最适合生存。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其他的意思。卢卡奇（Lukacs）认为，无产阶级的“正义”是基于其“历史使命”的。在这一点上，他虽然不够严谨，但却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肩负了历史的使命。
思想的相对性
但是，当代现实主义的重大成就绝非仅仅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决定论观点，而是展示了现实主义思想的相对性和实用性。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影响，历史学派的原则被用于对思想的分析；同时也奠定了一种被称为“知识社会学”的新科学的基础，这主要是德国思想家的贡献。于是，现实主义得以表明，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伦理标准远非绝对和先验原则的表述，而是由历史所创造的，是环境和利益的产物，也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正像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那样，“道德伦理很少是事物的原因。它几乎总是一种结果、一种手段，用来使我们自己的利益具有普世的法理权威。我们乐于将道德伦理想象为产生利益的真实原因，实则不然”。这是乌托邦主义必须正视的最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一现实主义的批评动摇了乌托邦理念最根本的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讲，思想的相对性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早在17世纪，毕晓普·伯内特（Bishop Burnet）就阐述了相对性观点。虽然他的阐述不像马克思那样敏锐，但同样具有说服力。他说：
说到过去的一些内战，大家都很清楚当时一些关于统治问题的流行观念。当要推翻君主体制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怎样表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为了便于服务于这一目的，我们会说，就本质而言，统治的根本来自民众，君主只不过是受民众的委托实施管理而已，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后来君主体制复辟……另外一种统治观念出现了。这种观念认为，统治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君主只对上帝负责……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人们有了言论自由，于是又出现了新的一套理念。消极服从被视为完全错误的行为。原来认为逆来顺受是一种义务，现在反对压迫成为光荣行动；原来认为受到伤害时上帝自会主持公正，现在人们有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天赋权利。
在当今时代，人们相当普遍地意识到这种现象。戴西（Dicey）曾经就19世纪人们对奴隶制的不同观点写过评论，他说：“信念，坦率地说是诚实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辩论，也不是来自直接的自我利益，而是来自于环境……是环境创造了人的大部分观念。”马克思将这种有些模糊宽泛的论述具体化，认为所有思想都取决于思想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这种观点可能过于狭隘。马克思尤其不承认存在“国家”利益，所以也会低估民族主义在影响个人思想方面的巨大潜力。但是，马克思将思想的根源集中到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面，这种独特的做法不仅普及了这一原理，而且揭示了它的实质。自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思想取决于思想者的利益和环境这一相对性原理。
这一原理适用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不能决定事物的发展，发明理论是为了解释事物发展的——这种说法已经十分流行了。“先有帝国，后有帝国主义理论。”18世纪英国“在没有阐明自由放任这一新理论的原理之前，甚至在连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也没有的情况下，就已经将自由放任政策付诸实施”。“自由放任政策在现实中失败之后而不是之前，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才真正地崩溃了。”“社会主义在一国实现”的理论是苏联在1924年提出的。这种理论的提出，显然说明了苏维埃政权不能在其他国家建立同样的体制。
不过，一些与理论并无重要关联的事件却会对抽象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一位当代社会思想家写道，]在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现实事件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理论观念的影响。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坚持某些理论的国家的获胜与战败，不断地使这些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得到新的力量、产生新的决心。这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规则……世界上的哲学是哲学家的话语。权威人士告诉我们，这些哲学家像常人一样，也会头疼脑热，也会受到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也会受到知识界流行做法的诱惑。
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实力大增，足以使下一代领衔的英国哲学家成为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包括凯尔德（Caird）、T.H．格林（T.H.Green）、博赞基特（Bosanquet）、麦克塔格特（McTaggart）。后来，德国皇帝发给克鲁格（Kruger）的电报和德国海军发展计划使英国哲学家改变了主意，认为黑格尔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伟大。1914年之后，没有一个知名的英国哲学家敢于打出黑格尔的旗号。在史学方面，1870年之后，斯塔布斯（Stubbs）和弗里曼（Freeman）极力为英国早期历史塑造一种坚实的条顿基础。甚至在法国，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为了维护法国文明的拉丁渊源，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英国历史学家却在不事张扬地尽量淡化英格兰的条顿根源。
不仅仅是专业学者受到这样的影响，舆论同样受到这些思潮的主导。法国人生活轻浮、不重道德，却被19世纪的英国人奉为楷模，因为拿破仑仍然是他们记忆中的英雄。伯特兰·罗素写道：“我年轻的时候，法国人吃青蛙，所以被英国人称为‘青蛙佬’。但是，到了1905年，英国和法国结成协约联盟，似乎法国人便不再吃青蛙了。至少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人使用过这一蔑称。”过了一些年之后，“谦恭的小日本”却经历着另外一种变化，一跃成为“东方的普鲁士”。19世纪，英国公众流行的看法是，德国人高效文明，俄国人落后野蛮。但是到了1910年前后，英国人却认为：德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鲁士人）粗野、蛮横、心胸狭窄；而俄国人则具有斯拉夫精神。大约在同一时期，俄国文学开始在英国流行起来。这是英俄两国政治修好的一个直接结果。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和法国的影响并不明显，但1934年后这种影响却迅速加大，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原因是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发现苏联很可能成为对抗德国的军事盟友。事实说明，大多数人在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断然否认是以这种方式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正如阿克顿（Acton）很久之前所说的那样，“没有比揭示观念的形成更令人气恼的发现了”。所以，对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种下意识的过程。
根据目标调整思想
思想不仅与思想家的环境和利益密切相关，也具有实用意义，因为思想是直接为实现思想家的目标服务的。正如一位机敏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不和谐的经验会被以实用的方式、根据具体的目标暂时地予以调整，真理不过是对这种调整后的经验的认知而已”。思想的目的性特征在前面一章里已经讨论过。所以，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现象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重要意义。
为贬低敌人或潜在敌人所发明的理论是思想目的性的一种常见的表现。至少是从旧约圣经时代开始，一种司空见惯的方法就是将敌人或准备攻击的对象贬低为上帝眼中的劣等人种。从古至今，种族理论无一不是属于这个范畴。一个民族统治另外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其理由都是被统治者属于精神和道德上的低劣者。在这类理论中，性变态和性侵犯都被归罪于低劣种族或低劣群体。比如性堕落，美国白人将其归罪于黑人，南非白人将其归罪于非洲黑人，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将其归罪于印度人，德国纳粹将其归罪于犹太人。在俄国革命初期，对布尔什维克最流行和最荒唐的诋毁是说布尔什维克提倡性滥交。以性侵犯为主的暴行往往是伴随战争的产物。在侵略阿比西尼亚前夕，意大利发表了一本关于阿比西尼亚暴行的官方绿皮书。阿比西尼亚在日内瓦的代表正确地指出：“意大利政府决意征服并摧毁埃塞俄比亚，于是便首先开始诋毁埃塞俄比亚。”
但是，这种现象也会以比较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易被人觉察。1908年3月，在外交部的一份会议记录中，克劳（Crowe）的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对于德国（前普鲁士）打算与之交战的国家，德国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地营造一种对这个国家的深仇大恨。毫无疑问，德国正是以这种方式滋养了德国人对英国的极端仇恨，使他们认为英国是自私和贪婪的化身，是毫无良知的妖魔。这种情绪现在激荡了整个德国。
这一分析既准确又深刻。但令人奇怪的是，克劳虽然精明过人，竟也没有觉察到这样一点：此时此刻他说的这番话所起到的作用，与他指责的德国政府的行为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听众是英国为数不多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已。如果认真阅读克劳在这一时期的备忘录和讲演稿的话，也会发现一种明显的努力，试图营造一种对英国未来敌人的“深仇大恨”。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它说明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别人思想中的主观目的性特征，但同时又总是断定自己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
将敌人贬低为不守道德之徒并散布这类言论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将自己和自己的政策宣传为道德的楷模。俾斯麦记下了1857年法国外长瓦莱夫斯基（Walewski）对他说的话。瓦莱夫斯基说，外交官的使命就是用普世正义的言语掩盖自己的国家利益。后来，丘吉尔也对众院说过：“英国重整军备及其对外政策都必须要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不过，现在的政治家很少能够如此坦率。在当今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中，有些政治家颇具乌托邦思想，坚信道德原则决定政策，而不是政策决定道德原则。而且，正是这些政治家最具影响力。但是，现实主义者必须揭露这种信念空无意义的本质。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说：“正义比和平更加珍贵。”十年之后，白里安（Briand）在国联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和平比一切都重要，和平甚至比正义更加重要。”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如果作为道德原则，则都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也都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与支持。那么，我们是否认为我们正面临一场道德原则的冲突呢？如果威尔逊和白里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我们是否会认为他们的政策来自于截然相反的道德原则呢？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会赞成这样的说法。即便是最粗略的观察也可以说明，政策决定原则，而不是原则决定政策。1917年，威尔逊决定对德宣战。于是，他便给这一政策披上了正义的外衣。1928年，白里安担心人们会以正义的名义破坏对法国有利的和平安排，于是便用道德的言辞表述自己的政策，其手法像威尔逊一样驾轻就熟。因此，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讨论想象中的原则分歧是毫无意义的。原则只不过是用来反映根据不同条件制定的不同国家政策而已。
一方面将潜在敌人的政策称为不道德的政策，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政策称为道德楷模——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裁军问题的讨论之中。英美海军的优势地位受到潜水艇的威胁，于是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强烈谴责潜水艇这一新型武器是不道德的。美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海军顾问写道：“文明社会要求我们废除潜水艇，使海战在海面上进行。”不幸的是，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海军力量较弱的国家认为潜水艇是一种便利的武器，因此，这种文明社会的要求也就无法得以兑现。塞西尔勋爵在1922年一次对国联总理事会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海军的不同之处。他说：
世界的普遍和平是无法仅仅通过裁减海军就可以实现的…… 如若所有海洋国家实行了裁军，或是大幅度限制海军力量，我无法确定，这样做到底会加大战争的可能还是减少战争的可能。海军军备主要是用来自卫的，攻击性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陆军武器。
将自己的重要军备视为防御性和有益的军备，将其他国家的军备视为进攻性和邪恶的军备，这种方法特别有效。整整十年之后，裁军会议的三个委员会花费了大量时间，仍然无法区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所有国家的代表发挥了非凡的创造力，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并声称他们的论点都是基于纯粹客观性的理论。而他们的这些观点要说明的是，他们自己所依赖的主要武器是防御性武器，而潜在对手的武器从根本上说则是进攻性武器。在经济“军备”方面，人们也采取了相似的态度。19世纪后半期，实施保护性关税在英国被普遍视为不道德行为。到1931年，虽然程度有所减轻，但这种意识依然存在。1931年之后，英国开始将直接关税视为合理的事情，不过，以物易物性安排、工业配额（虽然不包括农业产品）、外汇管制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实施的其他措施仍然被视为不道德行为。到了1930年，美国多次变更关税。每次变更，关税几乎都是上升。美国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坚定地支持自由放任主义，但却普遍认为设置关税是合法行为，是值得赞扬的政策。后来，美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加之英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整个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于是，美国方面普遍声称，降低关税壁垒符合国际道德标准。
国家利益和普世福祉
然而，对于乌托邦主义在辩解中出现的这些纰漏，现实主义者不应纠缠不休。现实主义者的任务是摧毁整个乌托邦主义的不坚实的结构，方法是揭露乌托邦主义赖以立身的理论是空虚而无意义的。必须使用思想相对性的武器，摧毁乌托邦主义的一种理念：存在是判断政策和行动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如果能够证明理论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政治需要的实践和原则，就可以以此剖析乌托邦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同样也可以用来剖析乌托邦主义最根本的原理：利益和谐论。
人们不难发现，乌托邦主义者在宣传利益和谐论的同时，会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接受瓦莱夫斯基的名言，给自我利益披上普世利益的外衣，以便使全世界接受自我利益。正如戴西所说的那样，“人们很容易相信，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对别人也是有好处的”。审视关于公共利益的诸多理论，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是为某种利益服务的，但又有着绝妙的伪装。无论在国内事务领域还是国际事务领域，这类理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乌托邦主义者无论怎样热衷于建立绝对标准，都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根据这样的绝对标准，他自己的国家应该将全世界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因为如果接受这样的说法，就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普世利益与每一国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乌托邦主义者会说，世界的最大利益就是他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然后，再反过来解读这一观点，就成为：他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也就是世界的最大利益。对于乌托邦主义来说，这两个命题是相同的。当年，瓦莱夫斯基和俾斯麦的利己行为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当今乌托邦主义的这种犬儒思想却是下意识的。这样一来，反倒成为更为有效的外交武器。过去五十年里，英国学者对一种理论情有独钟、奋笔支持，即维持英国的霸权就是履行对全人类的责任。《泰晤士报》在1885年的一则评论中坦率地指出：“如果说英国将自己变成煤场和锻铁厂的话，那么，它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当时公众人物的回忆录中充满了这类话语，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捍卫强大的英帝国。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约翰牛情结。我坚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精神，为了和平的事业，为了文明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写道：“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在世界上拥有的地域越多，就越会使人类受益。”1891年，当时最优秀、最受人欢迎的记者W.T．斯特德（W.T.Stead）创立了《评论的评论》杂志。杂志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信仰上帝，信仰英格兰，信仰人类的前途。讲英语的民族是上帝的主要选民之一，肩负未来改善人类命运的重任。”1912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坚定地认为，英国历史的秘密在于：“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斗的同时，英国也在为欧洲的自由而战。正是对欧洲、对人类的这种巨大贡献，我们才享有帝国的名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这一信念推向狂热的峰巅。英国政治家的声明之中，直言述说英国参战对人类作出贡献的言辞比比皆是。1917年，鲍尔福（Balfour）在纽约商会发表讲演。他说：“自从1914年8月以来，我们一直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而战，全然没有自己的私利和野心。”巴黎和会及其结果使当时的人们对这类言辞产生了怀疑，同时，也使人们对英国霸权是人类的福音这样的观点一度产生了怀疑。但是，这种醒悟和谨慎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旦国际局势紧张起来，尤其是当战争危险近在眼前的时候，人们就又将国家利益与道德等同起来。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接受一家巴黎报纸的采访时，是这样告诫法国公众的：
我们的动力是道德和精神的力量。我正在澄清这方面的误解，我想这样做没有偏离我的职责。……
私利……不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因为利己的思想而踟蹰不前。
翌年，汤因比（Toynbee）教授再度表明，英帝国的安全“也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1937年，塞西尔勋爵在国联总理事会上发表演说，在谈到“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对英帝国的责任，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时，他引用了以下诗句：
英伦岛国艰辛的历史无数次表明，
责任之途才是通往荣耀的道路。
正如萧伯纳先生在《左右世界命运的人》一剧中说的那样，英国人“从来不会忘记，如若一个国家将自己的责任与利益对立起来，这个国家就会失败。”一位美国评论家最近说，英国人“是伪善者，他们沉迷于神的王国，谋取的却是政治王国的利益”。一位意大利前外长也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英国人最珍贵的天赐礼物是他们的作家和牧师。这些人真心实意地为英国最具体的外交行动提供最高尚的道德理由，自然也为英国带来丰厚的道德利益。”虽然他是在后来这些现象出现之前说的这番话，但他的说法却颇有道理。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这种现象也在美国流行起来。传说麦金利（McKinley）如何祈求得到神灵的引导，从而兼并了菲律宾，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美国历史示例。兼并菲律宾事件是一次道德自我肯定情绪的大爆发。迄今，这种现象在英国对外政策中比美国更为常见。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比任何前任美国总统都相信“朕即国家”的说法，因而更加激起了这种情绪。1915年，一个坦慕尼派领袖指控罗斯福犯有诽谤罪。在反诘问的时候，出现了以下这段有趣的对话：
问：你怎么知道真正的正义已经实现？
罗斯福：因为正义是由我的行动来实现的，因为我……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
问：你的意思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正的正义就会实现？
罗斯福：是的。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实现真正的正义。我的意思就是如此。
比起西奥多·罗斯福来，伍德罗·威尔逊的利己少了几分幼稚。但是，威尔逊更加坚定地相信，美国政策与普世正义是相吻合的。在轰炸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城之后，威尔逊告诉世界：“美国南下墨西哥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告诫美国海军军校学生：“不仅要首先想到美国，而且要首先想到全人类。”这句话并不难理解，因为他还说过，美国“建国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美国参战之后不久，威尔逊在对参议院解释美国参战目的时，更加明确地阐述了美国政策和普世正义的一致性。他说：“这些就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 这些也是全人类的原则，所以必然成为主导的原则。”
人们可以看到，发表这类言论的人几乎全是英美政治家和学者。一个国家社会党领袖可能会声称：“任何使德国人受益的事情必然是正义的，任何使德国人受损的事情必然是非正义的。”实际上，他只不过重复了国家利益等于普世正义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早就被威尔逊总统、汤因比教授和塞西尔勋爵为英语国家确立起来了。但是，当这种观点被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似乎显得装腔作势，并且，将国家利益和普世正义等同起来的说法也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即使与之相关的国民，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有两种流行的解释。第一种认为，英语国家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比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更具善意、更加公允，所以，威尔逊总统、汤因比教授、塞西尔勋爵在广义上将英美利益等同于人类利益也就是正确的了。这种解释在英语国家很常见。第二种解释认为，英语国家的人具有高超的技巧，可以将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装扮成普世利益，这种虚伪正是英美人独有的特征。这种解释在欧洲大陆国家里十分流行。
要真正解释这一问题，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接受上述两种牵强说法中的任何一种。其实解释很简单。关于社会道德的理论总是主导社会群体创造出来的。主导群体将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它们有能力使整个社会接受自己的世界观，而被主导的群体和个人则被剥夺了这种能力。国际道德理论是主导国家或主导国家集团创造的，其原因和过程与国内社会是一样的。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尤其是自1918年以来，英语国家的人成为世界的主导群体，所以，当前国际道德理论的目的就是使这种主导地位持续下去，理论语言也必然是英语国家习惯的语言。法国仍然保持了一些18世纪的传统，在1918年之后，一度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法国在确立当前的世界道德原则中只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强调法律对道德秩序的意义方面。德国从来没有成为主导国家，1918年之后更是位微言轻，所以未能进入创建国际道德的核心圈子之内。有人认为，唯有英语国家的人才具有国际道德；有人认为，英语国家的人是最大的国际伪君子。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国际道德的原则主要是由英美人通过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确立起来的。
现实主义对利益和谐论的批判
人们很容易用这种原则分析利益和谐论。一个富足并享有特权的阶级，其成员在社会中有着主导的声音，自然而然地会把社会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信奉利益和谐论。根据这种利益等同的逻辑，如果有人损害了这个主导群体的利益，就会被斥骂为损害了所谓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他还会被告知，他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他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并证明这种地位是合理的，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利益和谐论这一巧妙的道德武器。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特权阶层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可能十分强大，所以就会产生一种意识：特权阶层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因为这一阶层的福利自然会促进一些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这一阶层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这种情况并非少见。因此，如果说所谓的利益自然和谐的观点有着一定的真实性的话，这种真实性也是由社会特权阶层的超强权力构建的。这恰恰证明了马基雅弗利的名言：道德是权力的产物。我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对利益和谐论的这种分析。
19世纪，英国制造业和商贸业发现，自由放任主义可以促进自身繁荣，因此坚信自由放任主义也会促进整个英国的繁荣。这种将自己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视为和谐共存的想法并非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制造业和商贸业十分强大，所以，人们认为，它们的利益等同于整个英国社会的利益。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工人罢工，他就损害了英国制造业的利益，也就损害了英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也就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汤因比教授的前辈们自然可以说这个工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齐默恩教授的前辈们也自然可以称这个工人为糊涂虫了。进而，的确存在一种意识，认为利益和谐论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利益和谐论以及各阶级之间共生共荣的观点，对于贫困的工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讽刺。利益和谐论牺牲的是贫困工人的利益：工人地位低下，在“英国繁荣”中的得益微乎其微。现在，工人阶级比以前强大了，足以迫使国家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实施“社会服务型国家”的政策。这实际上否定了利益自然和谐的观点，开始提出一种通过人为手段创建利益和谐的新的理论。
在国际关系中，这一分析同样是适用的。19世纪，英国的政治家发现，自由贸易促进英国繁荣，因此便坚信自由贸易也会促进全世界的利益。当时，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所以，英国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和谐。英国的繁荣惠及其他国家，英国经济的崩溃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当然会认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出于一己之利损害了整个世界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愚蠢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些国家的行为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愚昧无知的。在英国人眼里，不争的事实是：国际贸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这种所谓的国际利益和谐理论，对于那些贫困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国际利益和谐论牺牲的是贫困国家的利益：贫困国家地位低下，贫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得益微乎其微。英国的主导地位是利益和谐论得以存在的基础，后来，反对利益和谐论的力量摧毁了英国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上，19世纪的英国十分强大，足以将自己的国际经济道德观念强加于整个世界。后来，出现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代替了英国独自主导世界市场的局面，国际经济道德的概念自然也就变得纷繁多元了。
在政治上，有人认为存在维护和平的利益共同体。（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种共同体的模糊含义。）主导国家或国家集团同样利用这一所谓的利益共同体。在国内社会中，统治阶级希望维护国内和平、反对阶级之间的战争，因为和平可以保证它自身的安全和主导地位，战争则会危及这样的安全和地位。在国际上也是一样，国际和平成为主导大国的一种特殊的既得利益。过去，罗马帝国和英帝国以“罗马治下的和平”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名义，受到世界瞩目。如今，没有一个单一国家具有统治世界的实力，所以，主导地位便成为某些国家集团的利益。“集体安全”、“反对侵略”等口号的目的正是宣称主导国家集团和整个世界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进而，正如我们刚刚举过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只要主导集团的主导地位足够坚实，就会存在一种意识，认为利益的确是和谐的。20世纪20年代，一位德国教授写道：“英国是一个独立的大国，有着自己的方略。虽然英国一直谋求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却可以向整个世界提供这个世界急切需要的东西：秩序、进步、永久和平。”丘吉尔先生宣布：“英帝国的命运和荣耀与整个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19世纪，人们也声称，英国制造业的繁荣与英国整个国家的繁荣密不可分。这两种说法是基于同一种理论的。进而，两种说法的目的也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确立一条原则：捍卫英帝国，或是保证英国制造业的繁荣——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无论谁反对这一原则，那么他不是没有道德，就是愚昧无知。特权阶层惯用的手法是，将贫困阶层描绘为破坏和平的群体，使它们背上不道德的恶名。这一手法被用于国内社会，也同样被用于国际社会。汤因比教授在谈到最近的一次危机时说：“国际法则和秩序符合整个人类的真正利益……而那种希望国际社会永远充满暴力的想法则是反社会的理念。即便是对于那些公开接受这种愚昧落后理念的少数国家来说，这种理念也不符合其国民的最根本利益。”英美工人运动初期，那些对罢工的攻击，恰恰也是这样的观点，内容半是落后的思想意识，半是虚伪的陈词滥调。例如，雇主在资产阶级新闻界的支持下，谴责工会领袖的“反社会”心态，批评他们挑战法律和秩序、实行“暴力统治”，宣称工人“真正”和“最高”的利益是与雇主的和平协作。这就是雇主惯用的方法。在社会关系领域，这一观点的虚伪性早已被人们意识到了。“特权阶级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那些微乎其微的共同利益，以此掩盖阶级之间利益的冲突。无产阶级宣称要发动阶级之间的战争，正是对特权阶级这种狂热和虚伪做法的自然和大胆的反应。”在国际领域也是一样。国际领域有对现状不满的国家，也有满足于现状的国家。后者总是强调大家在维护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前者声称要发动战争，则正是对后者狂热和虚伪说辞的一种“自然和大胆的反应”。希特勒拒绝相信这样一种理论：“上帝允许一些国家首先使用武力征服世界，之后，又用道德说教来维护自己的夺得的利益。”在另外一种情景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拒绝承认“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利益内涵，并要求剥夺剥削者的权利。
1938年9月的危机表明，关于各国在维护和平方面有着共同利益的假定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白里安声称：“和平高于一切”；艾登先生说：“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争端。”这些说法背后的理念是，只要和平得以维持，就不可能以法国或英国不喜欢的方式改变现状。到了1938年，法国和英国开始受制于自己过去用来贬低不满现状国家的那些口号，而德国却变得十分强大（跟当年的法国和英国一样强大），足以利用和平口号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了。也正是这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特勒极力将德国描绘成和平的捍卫者，宣称民主国家是战争贩子，和平因之受到威胁。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讲演中声称，国际联盟是“麻烦制造者”，集体安全意味着“持续的战争威胁”。墨索里尼借用了英国关于一切国际争端均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观点，宣布“目前，在欧洲还没有如此严重、如此急迫的问题，需要使用战争的手段才能解决。欧洲冲突引起的战争会自然而然地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些言论表明，德国和意大利已在觊觎时机，一旦它们成为主导国家，就会像英、法一样，使和平包含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还可以将民主国家说成是和平的敌人，以便自己为所欲为。哈勒维（Halevy）曾说：“反战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战争宣传。”上述事态发展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精辟论述了。
现实主义对国际主义的批判
国际主义的概念是利益和谐论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可以用同一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同样，我们也很难将国际主义视为一种绝对的标准，独立于那些倡导国际主义的人的利益和政策。孙中山写道：“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中国以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十八王朝时期的埃及，“宗教中的帝国主义是普世说和一神论”。单一世界国家的理论先是罗马帝国提倡的，后来又成为天主教的主张。它也是普世统治的一种表现形式。现代国际主义起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正值峰巅。这一时期，出现了苏利（Sully）的《大构想》和圣皮埃尔神父（Abbe Saint-Pierre）的《永久和平的计划》等著作（这两本著作中的构想都是要使当时有利于法兰西王国的现状持久下去），见证了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诞生，也将法语确立为文明阶层的流行语言。到了下一个世纪，英国取代法国，占据主导地位。于是，英国成为国际主义的大本营。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在确立英国主导地位方面，比任何其他单一事件发挥的作用都要大。博览会前夕，英国女王的丈夫激动地说：“全部历史……都朝向一个伟大的终极目标：实现全人类的融合。”丁尼生（Tennyson）也赋诗盛赞“全人类的聚会，全世界的联邦”。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辉煌时期宣布了建立“欧洲联盟”的计划；不久之后，日本也野心大起，称自己为联合的亚洲的领袖。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主张建立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美国要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本书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地位的上升。
在国内政治中，“举国团结一致”的主张总是由主导集团提出来的，目的是利用团结加强自己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是一样，国际团结和世界联盟的主张总是由主导国家提出来的，目的或许是以此对一个联合的世界实施统治。力争进入主导国家行列的那些国家，自然会利用民族主义来对抗主导国家提倡的国际主义。16世纪，英国以自己新生的民族主义对抗罗马教廷和罗马帝国的国际主义；在过去的150年里，德国以自己新生的民族主义对抗先是法国后是英国的国际主义。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不受普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而这些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英国是十分流行的。1919年之后，英国和法国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以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于是，德国加大了反对国际主义的力度。当时，一名德国记者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他说：“思考‘国际’这一说法，我们终于理解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使其他国家处在优于我们德国的地位。”无论怎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德国占据了欧洲的主导地位，它也会接过国际主义的口号，建立某种国际组织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一位英国前工党部长曾一度主张删除《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他的理由有些出乎意料，因为他担心，一旦极权国家篡夺了国联大权，就会利用这一条款为自己使用武力正名。比较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这些极权国家会将《反共产国际条约》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组织。希特勒于1939年1月30日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称“《反共产国际条约》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些国家的聚合所在，这些国家的最终目标就是彻底消除那些魑魅魍魉对世界和平与世界文化形成的威胁”。大约同一时间，一份意大利杂志说：“或是欧洲自行团结起来，或是由‘轴心国家’迫使欧洲团结起来。”戈培尔（Goebbels）也说：“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明智的领导之下，整个欧洲正在接受一种新的秩序、走向一个新的目标。”这些言辞并非说明德国和意大利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而是表明，德国和意大利感觉到自己日益强大，足以提倡国际主义了。“国际秩序”和“国际团结”总是强国提出的口号，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凭借实力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这样的口号。
国际政治中往往使用所谓的绝对原则。揭露这些绝对原则的真实基础是现实主义对乌托邦主义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批判。那些试图反驳现实主义的人往往误解现实主义批判的实质。现实主义的批判不是说人们不能坚持原则。威尔逊认为正义高于和平，白里安认为和平甚至高于正义，艾登先生相信集体安全——他们自己也未能持之以恒地实施这些绝对原则，也未能说服各自的国人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些原则。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存在利益和政治冲突，但国家之间、阶级之间、个人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是大家共同的普世性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维持秩序方面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无论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的“法律和秩序”都是如此。但是，一旦人们要将这样的所谓绝对原则付诸具体的政治问题，这些原则就明显地成为掩饰既得利益的伪装。乌托邦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它未能实现乌托邦原则，而是它根本无法为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任何绝对和公允的原则。所有标准都包含利益的成分，乌托邦主义者无法理解这一点。所以，当标准崩溃之时，他只能采取逃避的态度，抱怨那些不符合乌托邦原则的事实。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Meineck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写过一段话，对当时国际政治中乌托邦主义的作用做出了精辟的前瞻性分析。他说：
西方自然法式的思维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一旦付诸国家生活的现实，它就成为一纸空文，既不能深入政治家的思想，也不会抑制当今国家利益的迅速膨胀。所以，它只能导致无目标的抱怨、教条式的臆断，还有隐晦的虚假与伪善。
有人研究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语国家中关于国际政治的著述。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毫无目标的抱怨”、“教条式的臆断”和“隐晦的虚假与伪善”必然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选自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原标题为“现实主义的批评”。
参考阅读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提莫·邓恩等主编：《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周丕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温都尔卡·库芭科娃：《20年的净化历程：E.H．卡尔和国际关系学》，载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主编：《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6页。
Raymond Aron, R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1968.
Edward Carr, What is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edited by R.W.Dav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