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气干云铸侠魂——说金庸笔下的“义”

“义”：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叙事艺术——肝胆相照，一诺千金——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赋予“义”新的内涵——郭靖、乔峰：“大侠”的典范与“义”的新提升——金庸状写侠魂的成功经验

“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

《史记·游侠列传》的作者司马迁，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这样自陈其著述动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主要为了表彰这个“义”字（有时与“仁”相联系而为“仁义”，有时与“信”相联系而为“信义”）。

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这些笔墨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精神，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胡一刀和苗人凤（外号金面佛）惺惺相惜的义气。他们二人都是当世号称无敌手的武林杰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后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边武功高强的侍卫。只因百年前有关李自成生死的秘密不能过早泄露而造成误会，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杀，导致苗、胡两家的子孙冤冤相报。到胡一刀和苗人凤这一代，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世代的仇杀也都有怀疑、厌倦之心，但由于存心不良者从中破坏，和解的愿望不能实现，两人仍不免以兵刃决雌雄。比武头几天虽然不分胜负，双方却已推心置腹，相互钦敬。白天连日较量，夜间在一起喝酒，共同讨论武功：“金面佛将苗家剑的精要，一招一式讲给胡一刀听。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倾囊以授。两人越谈越投机，真说得上是相见恨晚。”甚至还相互向对方交托后事。比武到第四天，胡夫人已经看出苗人凤的破绽，告诉了丈夫。第五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劝丈夫诱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剑白鹤舒翅”，以便乘机取胜。胡一刀却摇摇头，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将孩子在凳上一摔，让孩子大哭，示意丈夫为孩子着想而胜苗人凤，胡一刀缓缓点了点头。但到该出手时，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伤害金面佛。后来，胡一刀干脆提议两人交换刀剑：“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剑法，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损了威名。”结果还是打成平手。可以说，胡、苗二人几天内成就的莫逆之交，抵过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谊。

故事终于急转直下，成为无法挽救的悲剧，这是因为坏蛋暗中捣鬼，偷偷在夜间将两人刀剑都涂上了毒药，以致最后一天胡一刀左臂虽然只被轻轻划了一道小口子，却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横刀殉夫，将孩子交给了苗人凤，而忙乱中孩子又被他人带走。从此，苗人凤总是郁郁不欢。每到过年，他就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灵位，称他们为“义兄”、“义嫂”，祭祀一番，喝上十几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他甚至对女儿苗若兰说：“孩儿，我爱你胜于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许我用你去掉换胡伯伯的孩子，我宁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却活着。”金庸施展看家本领，把豪杰之间这种相知、相敬、相惜的义气写得酣畅淋漓，真可说达到了义薄云天的地步！

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书剑恩仇录》里的周仲英，因为英雄文泰来在自己庄上被人抓走，恼怒之下，当场失手打死了小儿子；宫廷侍卫白振，因为红花会没有杀他，后来在对方人物被官军包围时，反而当场自杀，以表示对得起朋友；更不用说红花会十四侠同生共死营救文泰来那番动人场面。《倚天屠龙记》里，张翠山、殷素素因为觉得有负于三师兄俞岱岩，夫妇双双自尽，壮烈之极；张无忌为了救义父谢逊，更是吃尽苦头，几乎牺牲生命。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酣墨饱，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一直到最后的《鹿鼎记》，韦小宝虽然有小流氓气，做了一些不像话的事，但作者还是让他坚守一条界限，就是讲究义气。他周旋于天地会与康熙之间，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会群豪，也不遵天地会之命去刺杀康熙。有一次，康熙扣住韦小宝，准备炮轰他的子爵府，消灭天地会一大批骨干。韦小宝着急异常，为了走出去通风报信，只好从背后给了平时称兄道弟的多隆一刀，心里却很难过地说道：“多大哥，你是鞑子，我天地会靠杀鞑子吃饭，不杀你不行。今日伤你性命，实在对不住之至。好在你总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脑袋，你也不过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亏。何况我杀了你，你是因公殉职。但如皇上砍你的头，你势必要抄家，老婆儿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换得家里抚恤赠荫。”为此，韦小宝还流了泪。总算多隆命好，心脏天生偏在一边，这一刀没有捅到要害处，金庸也就保全了韦小宝的义气。金庸认为，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剑》里，袁承志、温青青两人出手救助焦公礼全家和金龙帮，就是因为焦公礼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正义性：第一，焦公礼所杀的闵子叶，身为总镖头拿了人家的钱却不但不保护雇主，反而和强盗串通起来准备杀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儿，这是个该杀的人物；第二，焦公礼与太白三英闹翻，是因为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和关外的多尔衮清兵相勾结。正因为具有正义性，所以当焦公礼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免除手下人员无谓伤亡而准备让全家出走，自己则悲壮自杀以求了断时，才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有关的那些笔墨才会显得那么真挚感人。单纯的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确实有它的负面作用，有时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雕侠侣》中那个急切地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即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碧血剑》中那个闵子华，为了给兄长报仇，曾经纠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礼门前问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败之后，也就羞惭地认输退走。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更广泛的表现。如果说前述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存在于意气相投的江湖豪杰之间，那么，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说得明白：“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这里，侠的定义便与“义”完全重叠为一，成为人们常说的“侠肝义胆”或“侠士精神”。《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在佛山镇上为钟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凤天南较量，一心要诛杀这“南天一霸”。《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救仪琳，也全无个人打算。他不管采花大盗田伯光武功多么高强，凭着一腔热血，就舍命与田死缠，使仪琳免遭毒手。甚至连武功半点不会的段誉，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农帮滥杀无量派，并给黑骏马的主人主动报信。当木婉清嘲笑他几乎为这类闲事丢了性命时，段誉朗声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义所当为，有何后悔可言？”在金庸小说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连《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所诵经文也包含了一点侠义思想：“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看似宗教的轻生思想，却引向“为善除恶”的目标，成为视死如归的同义语。

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事实上，也只有为民族、为民众、为国家的大“义”，才能牢固地团结教派内大多数群众。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写于1975年1月）中表示：“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重义轻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种原则就真诚地实践，做了错事也都敢于承担责任，绝不文过饰非。他们坚守一条界限：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但绝不做鹰犬和奴才，这就同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金庸通过小说形象，把这样的人生称颂为有价值的。而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致把他们分成两类：以令狐冲、胡斐为代表的一类，以郭靖、乔峰为代表的又一类。这后一类，金庸称之为“大侠”。《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曾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在1980年5月写的《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冲作了对比之后说：“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尽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后一类，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类。

金庸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可见，金庸确实在自觉地承担武侠小说的这种使命。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像郭靖，资质质朴，甚至有点笨拙，但他刻苦、沉稳、富有责任感，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去做，绝不畏难退缩，自知愚钝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终于达到超群的地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郭靖都坚持抗元，死守襄阳城，一守几十年，明知蒙古兵力强盛，自己迟早会失败，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尽力多守，绝不放弃。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郭靖之所以能坚守襄阳数十年，就因为他有一种自觉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射雕英雄传》末尾，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思汗曾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在郭靖看来，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所以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站出来说：“《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写得比郭靖形象更浑厚、更丰满、更有力度的，是乔峰。他身上体现出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更为感人。乔峰处在一个宋辽严重对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纵然身怀卓绝的武功并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为契丹人后裔的问题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终于辞去丐帮帮主的职务，而且一步步使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民族矛盾的旋涡。尽管他在辞去帮主时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伤汉人的一条性命”，并且劝阻了帮内的分裂，表现得顾全大局、深明大义，却仍然无济于事。他越是企图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谜，越想挣脱民族矛盾的蛛网，便越是被这张巨大的蛛网捆缚得紧。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来越深。起初，读者担心乔峰陷入了恶人布置的一个巨大的阴谋，不然，何至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他要找谁谁就忽然被杀，而杀人的罪责全要乔峰来承担？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才知道这一切仇杀和报复有着久远而且复杂的民族背景和历史渊源：那个杀了乔峰要找的许多人的神秘黑衣武士，就是乔峰的亲生父亲萧远山；而他所以要这样杀人，是因为要报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卫士被汉族武林人物无辜惨杀的仇。小说作者从逆境中塑造乔峰形象，写出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感情，令读者真正感到信服。乔峰在慕容博之流挑动的宋、辽民族残杀中，不但失去了丐帮和武林中的许多朋友，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还亲眼目睹了宋、辽双方的无辜人民都经受了遭掳掠、被杀戮的惨重苦难。这些血泪经历使乔峰终于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方的平民百姓着想，放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想法。即使回到辽国以后，他也抵制和反对辽国皇帝侵宋的战争，迫使辽国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则在雁门关前悲壮自尽。乔峰的自杀，是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挑动民族相斗、使百姓遭殃的不义战争的有力控诉，也使他得到丐帮许多好汉和宋、辽广大百姓的尊敬。丐帮吴长老当场就捶胸大哭，说：“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乔峰是郭靖之外另一个“侠之大者”的代表。在乔峰身上，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深刻思考。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又说了两段话：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地激荡了我们的心。

可见，金庸是站在人民、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他强调郭靖、乔峰是大侠，因为他们努力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金庸看来，为多数人谋福利，这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意义所在。也因为这样，金庸在《鹿鼎记》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熙，因为康熙的政令比较符合人民的利益。《天龙八部》中，大理国皇帝段正明让位时，对新登基的人说：“做皇帝嘛，你只须牢记两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这些都体现了金庸的根本思想。

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单调之感。他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烈而又细腻，既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胡、苗决斗前夜，自信“一生过得无愧天地”的胡一刀，意识到自己与“天下第一高手”苗人凤交手的严重性、危险性，内心无比激动。尤其当夫人表示如果丈夫死了她一定自杀时，这位一向粗鲁豪爽的猛汉，竟也忍不住呜咽着对婴儿说：“孩子，你生下三天，便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将来有谁疼你？你饿了冷了，谁来管你？你受人欺侮，谁来帮你？”待他夫人答应“好好将孩子带大”之后，他比较安心，可又很动感情地对妻子说：“妹子……死是很容易的，你活着可就难了。我死了之后，无知无觉，你却要日日夜夜的伤心难过。唉，我心中真是舍不得你。”小说泼墨般地写了义士慷慨赴死前的儿女情长，却没有带来英雄气短，反而将豪迈悲壮的气氛点染得更为动人。鲁迅诗《答客诮》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金庸状写侠魂方面的这番成功经验，同样值得我们许多小说家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