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典文献学的价值体现
中国文化作为狭义的观念形态，显然无法单独存在，而是需要借助实物制作、规章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诸类文化载体，方能成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广义文化现实。其间以语言文字作为表现符号的文献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主要以书籍形式表现的古典文献更是凝聚中华民族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根据相对保守的统计，现存中文典籍总数约有十万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文献可与之相提并论。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既是承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又是维持中国文化绵延数千载而曾未中断的纽带。直至现代社会，虽然饱经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传统经典仍是中国人汲取人生智慧、安顿浮躁心灵的文化根底所在。“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征启》），古典文献积聚有中国文化的认同基础，因此进行学术层面的整理研究与管理利用，无疑应是国家学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典文献研究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如果认真审视古代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思想观点的发挥、学术流派的形成，还是学术成果的表现方式，几乎都是围绕着重要经典而展开。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无不以经典文献作为依傍，或进行章句训释，或进行义理发挥，或进行史实考据，先秦经典文本与后代阐释作品共同构成学术文献的主体。历代学士文人，无论读书治学，还是科举考试，都以钻研经典文献为必由之路。近年学界用力颇多的经学史研究，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文本与阐释进行学术史研究，实际完全可以视作古典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就学术的旨趣而论，古典文献学与国学的内涵最为切近，而时下颇为泛滥的国学概念，几乎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则偏离了其原本之意。
中国古典学术没有严格的分科观念，故常以文史之学笼而统之，而且文史不分家。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文、史、哲、考古分属不同的学科，而前苏联细化专业学术模式在中国的推行，更导致各学科均自成一体，壁垒森严。在这一学术体系中，古典文献学面临无法归类的尴尬处境，逐渐淡出学术中心，趋向边缘化，因此导致我们前文述及的对其内涵与外延理解的混乱。我们认为，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体系，特别是前苏联的专业分工模式，无法完全概括中国古典学术，强制性地分门设科，实际是在以今律古，戕害古典学术。现代以降，古典学术研究的滑坡，学问大家的罕见，固然有社会政治层面的原因，但学术分科过细的消极影响，亦难辞其咎。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建古典文献学在传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使其成为延续传统学脉、承继古人治学经验的基础之学，维持古典学术于不坠。
古典文献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自孔子、刘向父子到朱熹、郑樵、章学诚以及乾嘉诸儒，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倡导无征不信、多闻阙疑、择善而从等学术理念。古典文献学推崇文本实证研究，形成无证不立、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一系列学术规范。清代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巅峰时期，清儒基于文献实证的考据研究方法已经臻于现代科学的境界，许多成果都为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献所证明，他们整理的经典文献至今仍是学界依赖的权威版本。古典文献学的学术态度与治学方法，对于传统人文学术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受学风浮躁的环境影响，时下该领域许多研究课题，热衷理论的归纳推演，忽视文献基础，随便使用二手文献，或者借助电子检索的便利手段堆砌资料，其成果往往无法经受文献实证的检验。因此，注重文献研究不单是作为治学态度，而且应当融入传统人文学术各科研究的学术理念之中。
古典文献学研究还具有现实文化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之下，古籍整理事业颇有开展，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屡屡上马，呈现繁荣之势。古籍整理出版在拟订选题、确定版本、文本校勘、辑佚汇编等方面，都需要借助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支持，否则很难成为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近年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中，有因缺乏目录学知识而把普通古籍当做珍善本者，有因选用底本不当而造成缺卷者，有汇编总集全集而漏辑重要文献者，有辑佚缺乏辨伪造成张冠李戴者，严重影响了作品质量。因此，从事古籍整理决不可率尔操觚，而应先具备古典文献学的训练，熟悉相关文献，且采取审慎认真的态度，方可进行。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其价值丝毫不亚于一部原创性学术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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