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派论战与第二次办报高潮
1901年8月,《国民报》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提出中国之出路非推翻满清王朝不可,狠狠驳斥了改良派,可谓革命派射向保皇党的第一箭。1902年,广州改良派《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革命派领导失败的广州起义,香港《中国日报》立即撰文予以反击,笔战逾月。这是双方第一次对阵交锋。1903年起,两派论战日趋频繁。康有为发表反对革命的政见书后,《中国日报》刊出黄世仲的74《辩康有为政见书》,《苏报》发表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进行了驳斥。上海《中外日报》刊登《革命驳议》,攻击正在兴起的革命思想,《苏报》立即发表《驳革命驳议》予以还击。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两文,发起对当地改良派《新中国报》的笔战。1904年,《中国日报》与《商报》在香港展开论战。这些论战是在各地分别进行的,给人颇为零星散乱的感觉,似乎需要一种理论系统上的清理。
《民报》创刊后,清醒认识到必须担负起清除改良派的思想影响,扫除革命障碍的历史使命,就以主帅的身份,与最有影响的改良派报刊《新民丛报》展开理论上系统的论战。在《民报》创刊号上,连发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三篇文章,对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进行点名批判。对此,《新民丛报》立即起而应战,梁启超先后发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开明专制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次年还将其汇编成书《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印行万余册,广为散发。继而,《民报》又发表汪精卫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附驳<新民丛报>》,洋洋数万言,列举立宪派观点,逐条予以批驳。革命派《民报》与改良派《新民丛报》的论战日益热闹。
1906年4月,《民报》第3期以号外形式发表胡汉民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论战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论战从此进入高潮,双方海内外各地有二十多家报刊加入。如在香港是革命派的《中国日报》与改良派的《商报》,在檀香山是革命派的《自由新报》与改良派的《新中国报》,在温哥华是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改良派的《日新报》,在旧金山是革命派的《美洲少年》与改良派的《世界报》,在新加坡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与改良派的《南洋总汇报》,在曼谷是革命派的《华暹新报》与改良派的《启南新报》,在仰光是革命派的《光华报》与改良派的《商务报》,等等。
两派论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1)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还是保皇、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外强瓜分?(2)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国民素质是否已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条件?(3)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还是维持土地私有制,国有制的程度及对民族资本是否要节制?这次报界的论战实际上是我国激进与保守两派之间的第一次较量,两种社会改造思维模式的斗争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展开。
论战中,革命派越来越占上风,终获大胜,力量空前发展。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革命派取得明显的优势,报刊数量也大增,从1905年的四十余种,增加到革命前夕的百余种。保皇派日渐不支,乃至一蹶不振,梁启超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许多人退出保皇会。1907年,《新民丛报》悄然停刊,标志着这场争论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人心的向背,最终决定了这场论战的胜负,革命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辛亥革命终于爆发。但是,革命派思想是否已深入人心?为什么革命的失败又来得如此迅速?这些都很值得后人好好思考。
客观地说,革命派的主张并非都十分正确,改良派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深思。如在政治革命方面,革命派不理会改良派关于“民智未开”、不利于民主建政的警告,正如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所指出的:“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事实证明,他强调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应的国民素质,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在社会经济改革方面,改良派认为中国面临列强的经济侵略,必须大力发展民族资本,鼓励民族资本家与外资抗衡,而不必节制民族资本,或者说不必限制民族资本的拓展。这一主张应更为合理。改良派所预言的革命共和后的结果,如内部分裂、军阀分权、战乱不已,也未尝不与后来的发展有几分相符。
综上所述,自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开放“报禁”、“言禁”以后,国内新闻事业再次步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民间办报数量年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创办的报刊,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新闻事业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每年都新创办报刊百余种以上,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报刊出版以上海与武汉为两大核心基地,然后扩散到六十多个城市或地区,几乎遍布全国。
有关特色报刊和新闻团体层出不穷:中国最早宣传国粹主义的综合性刊物:《政艺通报》半月刊,1902年在上海创刊。中国最早的军队刊物:《武备杂志》,1904年4月在河北保定创刊,由武备学堂北洋武备研究所编辑发行。中国最早的妇女日报:《北京女报》,1905年8月20日创刊,主编张筠卿。中国最早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报纸:蒙文《婴报》,1905年在内蒙古创刊。中国第一个地方报业团体:天津报馆俱乐部,1906年7月成立。中国最早的藏文报纸《西藏白话报》,1907年4—5月在拉萨创刊,创办人是清廷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棠。中国最早的新闻工作者团体:上海日报公会,1909年在上海成立,后各地纷纷仿效。1910年2月,南京成立“全国报界俱进会”,9月的成立大会有全国20个省市的41家报馆派代表参加,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工作者团体。中国第一张用四种文字出版的报刊:《伊犁白话报》,1910年3月在伊犁惠远城创刊,分别用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满文四种文字出版,这也是新疆第一家近代报刊。
与第一次办报高潮相比,这次的办报主角由改良派逐渐转换为革命派,其战斗力增强,分布地区也明显放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始办报,且白话文报76纸增多,扩大了读者面。在内容上,报纸逐渐具备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四大要素,其中新闻报道量有很大增加。在形式上,大多数报纸由近代形态发展到现代形态,“报”摆脱书册的痕迹,而与“刊”开始分家,从而使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得到不断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