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改良派报刊浏览

这一时期，各地改良派人士在国内较早创办的报纸有：上海的《选报》、《外交报》，广州的《羊城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得到天主教支持，以敢言著称，销量可观。方守六、刘孟扬、王瀛孙、黄与之、郭定森、樊子熔等先后任主笔。该报创刊第五天即发表《论归政之利》，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该报大力鼓吹立宪，并积极倡导改良社会风俗，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女学，主张改革婚嫁和过年风俗，倡导体育运动等；也时为穷人鸣不平，揭露达官贵族之罪恶；或以科学知识为武器，批判各种迷信邪说，如用地理学批判风水说，用人脑解剖学批判相面术，用人口概率学批判算命术，用天文学批判占卜和星相说。1904年9月25日，《答客问剪发易服事》一文指出：“中国政府办事每不能见机于早，必俟迭遭惩创而后始肯为之。今日之火车、轮船、电线等类，固当年所视为奇技淫巧而不肯仿办者，今则视为不可少之物矣；今日之学堂，固戊戌八月间下诏停禁者，今则视为不可缓之要图矣。盖利源不失，不思挽利权；国势不危，不思强国力；盖不至山穷水尽，不知回首改途；凡事皆然，几成定例。据此一观，则今日苟不肯为剪发易服之举，不过数年，亦必有所刺激，有所感动，而不得不决然为之也。”可谓点到了中国文化故步自封的痛处，然而效果甚微。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下令不许《大公报》在租界外发行，这反而提高了该报在读者中的声誉，销量大增，遂为华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在上海、济南、青岛、盛京、南昌等国内外40个城市设有代派处。

英华（1867—1926），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他幼年家贫，旋入军籍，自学成才，22岁皈依天主教。他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后赴云南蒙自法国领事馆任文案，为西方文明所惊慑，又目睹八国联军暴行，悲愤交集。他向往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制度，及其对社会改良的重大作用，认为中国若要强盛，不能再行愚民；中国若要维新，在于办学与办报。他在天津创刊《大公报》，自任社长、撰述和编辑，统揽经营大权。他撰写和发表了数十篇著名社评，如《原报》、《说报》、《某报发刊祝词》、《论阅读之益》、《论新闻纸之势力》、《说国家思想》、《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例各省遍设官报局以开风气说》等。其言论文章有利于开民智、促维新、立宪政、强国家，不赞成暴力革命。1912年2月，他退隐北京香山，不问报事，潜心宗教与慈善事业。袁世凯专权时，他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以示抗议。他晚年以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的身份从事文化教育事业。1925年，罗马教廷深为其精神所感动，授权他在中国建立公教大学，即辅仁大学，由他出任校长。他一生将中国士大夫精神与西方宗教文化融合，从而使自己寻求信仰皈依与改良社会的梦想达成一致。

《选报》，1901年11月由蒋智由、赵祖德创办于上海，为旬刊，以选载中外各报的消息和言论为主，同时也发表自撰的“论说”。该报对清政府的腐败政治与奴才外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如第20期《延陵君家书》“编者按”云：“今者中国朝廷，与外人战，无一不败。乃恃其杀戮穷困无依、铤而走险之百姓，以为取信外人、长保其富贵之券。呜呼，中国人自称为圣贤之乡、礼义之邦，吾直敢发愤道之曰：中国之官吏，虎狼也；中国之百姓，犬马也；中国之朝廷，待外人则为犬马而待百姓则为虎狼者也。”如此猛烈抨击中国政府与社会的言论，在当时国内其他报刊上极为少见。

《外交报》，1902年1月由张元济在上海创刊，为旬刊，初由“普通学书室”发行，第29期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该报经常对清政府的外交提出批评，主张“文明排外”，要革除外交上的痼疾，就必须改革政治，变专制为立宪政体。其最大特色是每期以一半篇幅译载外国报刊上的材料，有英、美、日、俄、法、德等国四十余种报刊，以英国最多，可称我国最早的以译报文字为主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专业报刊。该报能及时提供有关的国际情报信息，使国人了解世界动态和列强对华政策，从对外交的蒙昧无知中有所清醒。商务印书馆又于1904年3月创办《东方杂志》，内容广泛，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主张维新立宪，也强调保存国粹，光复国学。该杂志一直出版到1948年12月，是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杂志。

《羊城日报》，1903年2月在广州创刊，主办人为钟宰荃、莫伯伊、罗少翱。该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经常报道康、梁的活动，也竭力抨击贪官污吏，博得“敢言”的名声。该报获得了广州七十二行总商会的支持，成为当地绅、商界的喉舌。该报消息比较灵通，颇能吸引读者，在广州各报中销量第一，是华南地区最有影响的维新派报纸。

《时报》，1904年6月在上海创刊，打的是日商招牌，主持人是康门弟子狄葆贤和罗孝高，梁启超也从香港潜来上海，主持报纸的筹备。该报宣传立宪改良，渐进图强，主笔陈景韩首创“时评”专栏，短小精悍，明快练达，颇受欢迎，影响很大。该报还首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周刊。该报对专电要闻以大小字分别轻重，编排醒目，采用对开版式，两面印刷等都是当时日报界的革新，曾受到胡适诸人的盛赞。8月8日，《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指出：“我之采仿西法也，且先于日本。然日本变政三十年，遂纲举目张，国势勃兴，近日蹶俄定霸，雄视亚洲。我变法三十年，而政治弛败日甚一日，至今日遂颓靡而不能自振者，何也？日本之国是定，我国之国是不定而已。”定国是，即定君主立宪之制。该报对西方的民主宪政作了大量介绍，如译载法国的《人权宣言》。

《京话日报》，1904年由彭翼仲在北京创刊（1902年，彭翼仲曾创办《启蒙画报》，非常风行）。为引进文明，改良风俗，开通民智；也为从洋人手中夺回话语权（当时北京报纸多为洋人开办），该报声明：“机器、铅字、纸张、油墨，样样咱们不会做，都得到外洋去买”，但“作报的心是中国的”。（1905年5月2日《演说》）在主张立宪改良的同时，该报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官场腐朽，不但揭发宛平县令贪赃受贿，汉阳兵工厂制造假弹，军人练勇滋扰百姓，更谴责王公权贵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如某王府在府内活埋侍妾，某大官驾车出游压死行人等。该报反映民生疾苦，不惧得罪官僚权贵，不畏强御和威胁，敢于为民请命。1906年9月，清廷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查封该报，彭翼仲被判流放新疆10年，沿途送者数千，一位报人还自愿陪同进疆，场景动人。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复刊，但不久又因触怒袁世凯而再度被查封。袁世凯死后，《京话日报》再度复刊，一直办到1922年。

1906年，清廷正式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这为各地立宪派人士的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条件，他们在纷纷组织立宪团体的同时，又创办了一大批新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06年，广州徐勤主办的《国事报》，北京金天根创办的《宪法白话报》，上海雷奋主编的《宪报》月刊，上海庄景仲创办的《预备立宪官话报》月刊。1907年，东京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月刊（10月迁至上海），北京汪康年创办的《京报》，东京旗人宗室留日学生创办的《大同报》月刊（后迁回北京，改名《大同日报》），东京蒋智由主编的《政论》月刊（次年迁至上海），贵州宪政预备会主办的《黔报》和《贵州公报》。1908年，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的《预备立宪公会66报》半月刊（后年迁北京改《宪志日刊》），北京熊范舆等创办的《中央日报》（后与《大同日报》合并为《中央大同日报》），广州莫梓轸创办的《半星期报》。1909年，广州岑侣豪创办的《时敏新报》，北京黎宗岳创办的《国报》（后改名《中国报》），东京吴冠英主办的《宪政新志》月刊。1910年，汉口宪政同志会主办的《宪政白话报》，上海何国祯创办的《国风报》旬刊（实际主持人为梁启超），成都四川宪政会主办的《蜀报》和《蜀风杂志》，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国民公报》。

此外，各地还出版了一批以推动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报刊，如《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江苏自治公报》、《湖南自治报》、《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湖北自治报》、《河南自治报》等，这些报纸也都致力于宪政知识与地方自治的宣传。

1907年，席子佩收购《申报》，抓住时机对该报进行整顿，延聘了一批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配合实行宪政的形势要求，在报上呼吁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大肆发表改良言论。到辛亥革命爆发，《申报》已带有某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立宪派以国会、责任内阁、司法独立为立宪政体的主要特色，亦即注重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他们对清廷立宪的毫无诚意进行揭露，如指出1906年的官制改革，是假立宪之名，阴行专制之伎俩。1907年初，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指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大力宣传召开国会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向政府请愿。在杨度的带动下，各报刊群相鼓吹，一个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展开。清廷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宣布九年为立宪筹备期。立宪派不满，再掀起第二、三次请愿运动，清廷只得再将筹备期缩短为五年，同时镇压请愿领袖。梁启超等人已感到清廷的无药可救，遂产生推翻清政府的想法：“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其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许多立宪派人士在对清廷大失所望之后，已经产生了趋向革命的倾向。

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一般国民愚昧落后，甚至许多知识分子也不懂何为宪政，所以有必要进行广泛的宪政启蒙宣传，这时报刊实责无旁贷。立宪派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西方政治学说、法律制度、民主自由思想，以及立宪的目的和意义，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同时，这些报刊还大胆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与僵化，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如《大公报》1911年4月29日所载《说妖孽》云：“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阽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图亡之谋。”“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报刊的宪政改良宣传虽然并没有使立宪运动获得成功，但是普及了宪政知识，对民智有所开启，促进了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民主权利意识的提高，也使更多的人看清了政府的腐朽本质，认识到其已无药可救，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