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维新名人与报业贡献

维新派采取学会、学堂、报刊“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冲破言禁，大胆议政，传播维新思想，重视政论，涌现出一批报刊政论家。他们为文各具特色，形式新颖，新词涌现，时称“报章文体”。这是一种冲破八股文结构，又与古文结合的半文半白文体，平易畅达，以情动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最为典型，故时人又称“报章文体”为“时务文体”。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今海南）人。1879年初，他游历香港，涉猎西学，思想产生重大转折。此后，他更研读了许多西方政治学术典籍，于1884年写成《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雏形，提出“人人自由”、“一切平等”的理想。维新运动中，他把“设报达聪”纳入政制改良的中心任务之一，创办《万国公报》，将其作为政治学派的宣传工具。他把强学会视为政党的嚆矢，把“刊布报纸”、宣传党义作为其四大工作重心之一，要求其“会报”大造舆论，轰开局面。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的党报思想主要是建立在立宪政治前提下的党报观念，与以后极权主义统驭下的“党报思想”略有不同。

康有为还提出“官报思想”，考虑到变法成功后要设“官报局”，走向“舆论一律”，也就是主张用官报统一思想。他认为，报纸应纳入国家体制运行之中。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明确表示，皇帝应该通过“令”推行各级办报，如奏请将轰动一时的《时务报》改为官报，甚至提出：“每出报一本，皆先进呈御览，然后印行。”他还主张审查各地报刊，“择其精善进呈，发备圣览；其有悖谬不实，并令纠禁”。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新闻控制与报业管理之思路，有关设计与期待似乎不是专制极权统治下的新闻钳制与报业垄断之图式，而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治下的较为开明的新闻控管图式。例如，他提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能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这一提议曾得光绪帝的首肯，责其草拟报律，但随变法失败而夭折。然而，在民报时代已逐步出现之际，他依然如此重视“官报”体制，不能不说存在传统集权政治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他随父入京，归道上海，购得上海制造局所译多种西洋典籍，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次年，他拜康有为为师，求学三年。维新活动中，他曾任《时务报》、《中外纪闻》主笔，对办报情有独钟。他开创了一种通俗自由的新颖报刊政论文体，特点在于：（1）“纵笔所至，略不检束”。灵活自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恣意奔放，畅所欲言。（2）“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深入浅出，骈散结合，雅俗共赏。（3）“条理明晰”。逻辑性强，说明道理，议论新颖，有说服力。（4）“笔锋常带感情”。热情奔放，慷慨激昂，撼人肺腑，感人至深，富于煽动性，以打动读者。其时务文体风靡一时，人们为之倾倒。

梁启超主张“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讲学以《孟子》、《公羊》为教材，倡兴民权，主变法之议。他在思想上主要追随康有为，作品多半是对康有为的政治哲学体系的转述和发挥，如《时务报》上影响最大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其新闻学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指出，报纸是国家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去塞求通”。所以，应大力兴办各类报刊，繁荣新闻事业，“阅报愈多者则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则国愈强”。《时务报》创刊时发行3000多份，半年后增至7000多份，一年后达12000多份。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云，社会原颇轻视报人，“迨梁启超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

严复（1857—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19岁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6年赴英国留学，广涉西方政治哲学典籍，作过深入的中西比较研究。1879年回国，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其《国闻报缘起》认为，报纸的作用是“求通”，“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以达“民智”、“国强”。他在《辟韩》一文中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而中国几千年来却从根本上颠倒了这一关系，“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所以，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唯有鼓励民间自由办报，自由发表言论，才能摆脱蒙昧和奴役。只有每个国民都自由了，这个国家才称得上是自由和文明的。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诸文，进一步阐发天赋人权论，强调它是自由的法理基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为捍卫自身的权利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如果统治者破坏了这种关系，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为教者。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中西差别主要在“自由不自由异耳”。他指出，自由思想及其实践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而西方民主只是其自由价值观的一种政治方面的表现，自由是体，民主为用，若失去自由，民主就成了无源之死水。而中国专制社会最惧怕的，就是这个“大逆不道”的自由。他已开始凌厉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旧框架，指出“牛体马用”的荒谬逻辑，认为只有培养人们建立起“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价值观，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由是树立起理性的思想启蒙以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方向。

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他认为，大学是培养治学之材的场所，必须严守治学与治事分开的原则，不能让任何政治势力浸染和肆虐培养自由主义精神的教育领地，也即教育必须独立于治事的官府及以政治为职业的政党。这一思想为后来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和实践奠定了基础，其中或有“新闻自由独立”的内涵，颇值得后人回味。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1893年旅迹上海，结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思想发生重大转折。1896年，他撰写《仁学》，猛烈抨击君主专制统治。他是《湘学报》和《湘报》的主要撰稿人，同时是后者的核心领导。他在《湘报后叙》中指出，中华几千年社会的二十四史，不过是皇帝一姓一氏的家谱，与广大民众不沾边。只有维新报刊才是“民史”、“民口”。他提出“报贵在新”的思想，“阐新理，纪新事”，成为帮助人们“日新”的工具。他在《与唐绂丞书》中指出：“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要“开民智”，就必须办“民报”；而要办“民报”，又必须彰显个性解放，贯彻言论自由为其首要，惟其如何，始能促进社会进步，抵达至善境界。谭嗣同冲破了康有为“党报工具论”的樊篱，形成了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报思想观念。

然而，谭嗣同的历史进化观中蕴涵了强烈的激进主义情绪，他非常赞赏法国大革命，称外国侵略军为“西国仁义之师”，赞誉西方国家的“仁义”制度而抨击本国之专制统治。他认为在中国只有通过流血和恐怖，才能彻底冲决专制主义的羁绊，迈进民主共和的轨道。他对暴力手段有一种过于热情的期盼，著作中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有学者因此指责其激越性格与思想的不成熟。而他悲怆凄厉的壮烈事迹，又不由人不感佩，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中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贡献。谭嗣同与唐才常合称“浏阳二杰”，谭在变法失败时遇难，唐在1900年7月汉口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被捕遇害。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人，字穰卿，一字毅伯，晚号恢伯。他早年科场失意，1890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教师，襄助推行洋务运动。1894年，他又参加科举，中三甲进士，做了7年的七品闲官。1896年，他在张之洞赞许下，与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开始了26年的报刊生涯。由于他善经营，多奇招，该报影响遍及大江南北。1989年，他与康、梁决裂，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不久停办。他参与办报，最大的贡献主要在具体的报务方面，特别留意经营方针和经营战略诸方面，而不是思想评论。他曾首设“专电”，增发“号外”，重视时效性；批评内外政治，注意国际通讯，改革版面，分三栏以便于阅读；用白报纸两面印刷，提高印刷质量，加快出报速度。

汪康年的思想时有反复。《时务报》1896年6月连载他的《中国自强策》，其所献之策已不是先前洋务派的“师夷之技”，而是希望全盘袭用西方的政治文化，并认为当务之急应是设立议院，推行宪政。当然，他也看到改革在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尤其认识到一个没有自救意识的民族，任何拯救方法都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又转过身去，把希望重新寄托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上。他急切希望中国能有一部合乎现代宪政精神的报律，以保障民间的思想独立和言论自由，因为这事关中国民主宪政的成败。他反对康、梁的党报思想，坚持报纸应该保持自由主义立场，立足民间的社会公器，其功能是向政府提出忠告，纠政府之过失。1907年，他在北京创刊《京报》，因言论出格而被权贵封禁。1909年，他又创刊《刍言报》，这时已由早年的民权论立场转变到文化保守主义，鼓吹以中国传统文化解决现存政治问题。

维新派办报的贡献，主要是冲破了封建统治的言禁，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极大地提高了报业和报人的社会地位，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向读者进行了近代文化的思想启蒙，向世人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对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向民众陈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危机，激发他们投身于维新改革的进步潮流中，推动了维新变法形势的发展。

然而，封建顽固派敌视维新派的新闻出版活动，曾千方百计予以阻拦和打击。如湖南的顽固派王先谦等人，不仅群起鼓噪，肆意诋毁《湘报》的一些文章，还纠集打手，捣毁报馆，殴打主笔，并扬言要杀死谭嗣同等人，气焰嚣张。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他摘录了《时务报》上梁启超论及民权自由的内容，指其为“大逆不道”。可以说，当时维新与保守两种思想的斗争相当激烈。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颁发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的旨令。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和享用这一“权利”，慈禧太后就于9月21日发动政变，10月9日发出查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的谕旨。除澳门的《知新报》和租界报纸外，各地报刊纷纷被迫停刊，人员外逃，维新改良以失败告终。